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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 加冕礼作为基督教君主制国家的一项政治、宗教性礼仪，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各国政治、宗教及社会变动的趋势。自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有关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的研究从颇具宗教色彩的议题起步，致力于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该研究开始触及中世纪英格兰宪政等重要问题。学者们着力透过加冕礼审视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发展演进，深化了学术界对英格兰王权性质及国家治理手段等问题的认识，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近三十年来，在新文化史潮流推动下，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交相辉映，已然形成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处新景。从官方与民间多种材料出发，进一步廓清以加冕礼为代表的重要仪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则是今后研究的一大着力点。 [关键词] 中世纪与近代早期 英格兰 加冕礼 国家治理 狭义的加冕礼（coronation）指君主即位或亲政时戴上代表权力的冠冕的一种仪式。它是基督教君主制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礼仪，兼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一般说来，礼拜仪式都承载着某种讯息，而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加冕礼主要展现的是君主与臣民、君主与上帝的关系。今天人们谈论英格兰加冕礼，主要聚焦于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这是因为这一时期英格兰王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每一位国王的加冕礼既是对前次仪式的延续，又会根据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形而有所革新，从而成为反映某一时期政治、宗教及社会变动趋势的重要指标。同时，又由于国王加冕礼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本身具有展现王权权威、凝聚社会共识等重要作用，因此，英格兰加冕礼问题一向是欧美学者属意耕耘的领域。自1820年英国人亚瑟·泰勒、T.C.班克斯等人率先出版严肃的专业著述以来，这项研究已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历程，而关于此项研究的学术史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欧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对此问题做过细致探讨，是学术界了解该学术史脉络的重要依凭。近三十年来，欧美学术界对英格兰加冕礼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特别是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积极介入，使该项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颇有跟进总结的必要。同时，原有的梳理缺乏对该学术历程阶段性特点的总括性把握。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对英格兰加冕礼研究的两百年学术史尚有重新论述的空间。中文学术界近年来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的仪式节庆问题也展开了颇有建树的研究，同时也注意到了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但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仪式节庆，特别是如加冕礼这样重要仪式的研究历程，尚缺乏全面的概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尝试对欧美学术界研究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的学术史进行新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学界认识此一历程提供新的视角，或对中文学术界关于各国仪式节庆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缘起：从颇具宗教色彩的议题起步 加冕礼在公元8至9世纪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君主制国家中逐渐形成规范的礼仪，其核心在于透过基督教会的认可来加强王权。法兰克国王丕平是第一个在登基典礼之前接受主教施涂油礼（公元751年）的国王。在英格兰，第一次有记载的王室涂油礼发生在公元787年，当时，麦西亚的奥法使其子埃克弗里思接受了涂油礼。到了10世纪，英格兰又出现了著名的《圣邓斯坦圣务指南》（Ordo of St Dunstan）。这一规定将涂油、加冕和弥撒结合起来。由于加冕礼的神圣性被接受，该仪式也被视作是基督教七项圣事之外的“第八项圣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牵动教会与王权关系的重要仪式活动， 在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诸多手抄本上，都描绘有国王与教会相关联的情景或事件。如制作于公元966年的《新修道院宪章》（The New Minster Charter），其中的插图便将国王埃德加刻画成了无限接近上帝的形象；11世纪的《圣本笃章程》（Regula S.Benedicti）插图中的国王则与教会主教通过规章相互连结，创造性的显示出了国王的神圣性。1250—1252年由马修·帕里斯制作的手抄本，则用图像形式展现了威廉一世、亨利一世以及理查一世接受主教加冕的情形。至14世纪，英格兰出现了专门叙述国王加冕礼的《君王书》（Liber Regalis），正式规定了国王与教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形象的描摹或规则的制定，使国王逐渐摆脱了武士的既定形象，而具有了某种神职人员的特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文献皆是在“宣传”国王的神圣性与教会的不可或缺性。 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记录英格兰王室加冕礼的作品纷纷被印刷出版。当时，国王加冕礼有专人负责记录和撰写，如詹姆士二世的同时代人弗朗西斯·桑德福德就著有《国王詹姆士二世加冕史》。作为纹章院官员的桑德福德担任过国王的传令官，并精通王家系谱。该书以亲历者的笔触，较为详细的记述了1685年詹姆士二世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的全过程，后被王家印刷商托马斯·纽科姆承印。从作者背景到印刷出版的过程，显然也是出于“宣传”的目的。所以，上述这些著述，由于叙述、描绘、甚至构想的成分多，几乎没有作者的分析探究，因而只是一种记述性的资料，还远远算不上是研究性著述。 到19世纪初期，关于这一问题的严肃研究开始真正兴起，经典作品主要包括亚瑟·泰勒的《王权的荣光：英格兰国王及王后的涂油和加冕礼史论》，T.C.班克斯的《古代与现代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形式、盛典及仪式史话》以及威廉·马斯凯尔的《圣公会宗教礼仪文集》（三卷本）。上述三部著述都包含关于英王加冕礼的丰富资料，至今仍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著作。 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这些成果的出现绝非无源之水，而是与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宗教领域的重要运动——牛津运动直接相关。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基布尔认为，19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地位上升，辉格党政府对宗教漠不关心，却有权决定国教会的重要事务，这让国教会（特别是高教会派）信徒感到英国国教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爱德华·蒲塞则强调，基督徒是通过洗礼、圣餐礼等这些圣礼而获得赎罪的，所以圣礼是英国国教的组成部分。而纽曼也认为，基督教真理建立在国教会的传统和基于恩惠的拯救之上，这种恩惠来自真正宽宏大量的、具有使徒相传的教会所从事的至善和神圣的工作，其中包括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圣职任命礼和忏悔礼等，也就是说教会要重新回到仪式、圣坛那里。由此可见，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力图重振国教信仰的着力点在于强化教会的仪式。 威廉·马斯凯尔是该运动的信徒之一，而且更加倾向天主教，但他并不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并能够进行公允评述的学者，因此，其著作带有较浓重的目的论色彩。他对加冕礼的解读主要强调了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国教会历经数世纪，保留了真正的天主教教义，而这也意味着其同样保存了真正的加冕礼仪式。该仪式如同国教会其他在形式上颇为统一的礼拜仪式一样，可以回溯至数世纪之前。与此相对应，英格兰加冕礼本质上的纯洁与一致性是受到教会保护的，因而“延续”（亦即鲜有变化）是加冕礼的一大特质；第二，马斯凯尔展现的加冕礼意在说明，国教会对加冕礼的“保护”帮助创造了一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特有的“英格兰式”联合。他认为至少从10世纪开始，在教会与国家间就已存在一种“联合”的形式，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联合”对教俗双方都有利：国王具有了某种教会属性，帮助教会反对异端或种种背离行为；而教会则帮助捍卫君主制的合法性和加冕礼的纯洁性。这种互惠的传统，帮助人们理解了国教会如何有能力避免导致罗马教会衰败的错误，同时，又能使君主制免于退化至困扰欧洲大陆诸王朝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 虽然人们认为马斯凯尔的作品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这部著作受到了很多关注加冕礼问题的人士的广泛支持。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严肃的加冕礼研究逐渐迎来了繁盛局面，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亨利·布拉德肖。这位学者长期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也是一位国教高教会派信徒，并致力于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礼拜仪式。以其名字命名的学会——亨利·布拉德肖学会（Henry Bradshaw Society）旨在找寻主要的礼拜仪式文献，将其付梓出版，并配以介绍性文字和注释。当时由这一学会出版的文集包含大量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加冕礼的资料，为后世学人开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除布拉德肖本人外，该协会的重要成员还包括约翰·莱格（由其编辑了《英格兰加冕礼实录》、《论弥撒》等）、亨利·维克曼（主要作品为《英格兰教会史导论》）、F.C.伊莱斯（主要作品为《英格兰加冕仪式：历史与教义》）、道格拉斯·麦克林（主要作品为《英格兰国王和王后加冕礼的伟大庄严性》）等。 虽然他们在资料搜集上的奠基作用无可撼动，不过，这些出版物在编选方法和取舍方面也受到了诸多质疑。由于该组织成员大都怀有强烈的维护牛津运动正确性的愿望，因而难免带有偏见。质疑者认为，该协会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称得上是“公正无私”的，尽管他们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在实际中却导向了预先设定好的结论，而且他们对马斯凯尔的论点也未加辨析。 其中，最有力的攻击来自一位耶稣会士赫伯特·瑟斯顿。他在《加冕仪式》一书中指出，这些作者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使宗教礼仪问题屈从于更高层面的论辩，旨在支持教会具有至高无上性的观点，以及英格兰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具有独立性的假设。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以及这一阵营以外的英国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是成立的。瑟斯顿主要从三个方面反驳了这些国教会高教会派人士的观点。第一，瑟斯顿承认关于加冕仪式的所谓“延续性”直至查理二世时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詹姆士二世以及之后威廉三世和玛丽的加冕礼就包含与传统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使从一个中立者的角度观之，变化也已的的确确的发生了；而且从那时起，没有一个英国加冕礼完全保留了1685年之前的仪式和意义。其次，也不能说1685年之前的仪式就都是“英格兰式的”，亦即完全不受外来影响。他考察了对中世纪加冕礼程序进行的四次著名修订，并分析了诸种外来因素，如苏格兰、高卢、神圣罗马帝国以及罗马教会等的影响。第三，他反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宗教改革前的加冕礼是把国王描绘成教会人物的观点，亦即国王在某种意义上与教会分享了精神权威的说法。瑟斯顿用一整章来说明，英格兰加冕礼从未承认国王在教会中的精神权威地位。在他看来，宗教改革是一种与过去的背离，改革后的英国教会与改革前的教会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作为一名耶稣会士，他对于国教会人士想淡化宗教改革前后差别的做法无法赞同。 客观地说，亨利·布拉德肖协会成员的不少著述确实存在观点先行、思维僵化的弱点，同时由于其成员大都生活于维多利亚时期，因而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过度关注英国在思想、宗教、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历史成就，拔高其文化发展水平，这在当时的历史著述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在这场争论中，为了说明己方观点，质疑者对布拉德肖协会成员著述的评价也难免过于消极。其实，该协会成员中也不乏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延续与变化”问题的学者，如威尔森的《加冕礼程序》一文就依据亨利·布拉德肖协会出版的文集作为主要材料，考察了有关加冕礼程序的四次修订，并指出了礼仪发展变化的一些总体趋势，探讨了加冕礼如何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融合进变化因素的问题。此外，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英格兰中世纪早期手抄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有越来越多的手抄本图像和文字可以证明，中世纪早期英格兰国王的确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教会分享了精神权威地位。所以，关于国王是否具有与教会分享精神权威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但不管怎样，加冕礼研究已经在史学领域中确立了其合法地位，在资料准备相对充足、观点交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学界必然会将加冕礼研究引向深入，进入更高的学理层次。 二、成型：透过仪式看王权的宪政史范式 经过前期坚实的学术积累，学术界对英格兰加冕礼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再加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连续举行英王加冕（先后有爱德华七世与乔治五世继位）的现实需要，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跻身其中，而像《英国历史评论》这类颇具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连续刊登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旨在通过对多种史料的拼接，力图描摹出英国历史上一些重要加冕礼的全貌。与此同时，加冕礼研究也与中世纪史的其他分支领域进一步融合，逐渐形成一种范式性研究。这种范式性研究，主要是将加冕礼与宪政史研究相结合，着力通过对加冕礼各个环节的全方位审视，以映射英国宪政的演变过程，尤其是王权性质问题。在这里，加冕礼已经开始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而受到研究。学者们不断挖掘新材料，展开了对加冕礼的比较分析，其中既有对英格兰不同国王加冕礼的纵向对比，也有对英格兰与其他国家加冕礼的横向比较，并对加冕礼与其所处政治或社会环境进行勾连。同时，原有的大量材料也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被重新评价和解读。 这一时期有两位非英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显著成绩。第一位是德国学者P.E.施拉姆，他的《英国加冕礼史》堪称第一部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问题进行全面论述的通史性著述。施拉姆秉承了对加冕礼问题素有研究的哥廷根学派的传统，在王权的象征体系这一大的语境中对中世纪加冕礼进行考察。他从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欧洲大陆起源谈起，并分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固有传统，同时，在论述爱德华二世以来加冕礼的扩展变化时，特别展现了古典传统与中世纪添加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施拉姆在加冕礼研究史中的地位还在于其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对英格兰加冕礼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后，他在该书的后半部分从三个角度出发，即通过涂油礼展现的国王与教士的关系、通过推举仪式展现的国王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加冕誓词中体现的国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当然，施拉姆囿于当时的资料条件，对很多问题的论述还不太准确，在沃德等学者的成果问世后，他又对其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加冕礼程序的一些原有结论做了修正。 第二位是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他除了与施拉姆一样非常重视文本的研究 （如《不可让与性：13世纪的教规实践与英格兰加冕礼誓词札记》）外，还更加关注“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以及对中世纪国家的总体看法，这在其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中得以充分体现。应该说，经过从施拉姆到康托洛维茨等学人几十年的努力（其中也包括不专门研究英格兰加冕礼，而从事欧洲主要国家王家礼仪问题研究的学者，如马克·布洛赫、科尼利厄斯·布曼等），加冕礼研究划出了一条从边缘地位逐渐向学术舞台中央靠近的轨迹，其研究成果对原先有关中世纪国家权力结构的诸种原则提出了挑战。 此后，加冕礼研究开始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有关中世纪研究的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宪政史领域。研究者将加冕礼作为展现国王与臣民关系的重要窗口，对加冕礼的重要环节（如宣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究。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加冕誓词（oath）成为了学术界广泛争论的议题。不少学者力图透过对誓词内容的分析以窥得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特点。要进行这一研究，首先即要对记录誓词内容的各种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与考订。这一时期发表的很多文章即是为此而作。研究者认为，有两次加冕礼值得特别重视。第一次是1274年爱德华一世的加冕誓词。一般认为，加冕誓词包括三部分内容：一为维护和平和保卫教会；二为支持公正的法律并废除不公正法律；三为主持正义。但学者理查德森指出，爱德华一世的誓词中又加入了第四条：即国王要保护王权不受损害，除高级教士和王国内重要人士提出建议外，不得做任何影响国王权力之事。据此，他认为国王利用这一条阻挡了教皇对英格兰事务的干涉，抵制了贵族对王权的觊觎，而且让教士也无法对抗王家的教职任命权。但是，这一论断的致命问题是，上述第四条誓词的证据是间接的，理查德森只是对此进行了推论，而爱德华一世加冕誓词的确切字句始终未被发现。 第二个值得详细审视的是爱德华二世的加冕誓词。关于这次加冕礼（1308年）的文献保存较为完好，也为历史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这次加冕礼适值第四次程序修订的第一次运用，拉丁文和法文本的誓词内容俱可获得。与前次不同，在其加冕誓词中可清楚看到第四条内容。在这一新条款（这是用法语而非拉丁语进行提问并做出回答的；以法文本为权威版本）中，国王被问道：“陛下，您能保证坚持和保护在您的王国内将会选择的优良法律和风俗，并为了您的权威去捍卫它们、增强上帝的荣耀吗？”虽然其中提到了所谓“将会选择的优良法律和风俗”，以显出国王在法律面前（不仅包括已有法律，而且还包括将来的法律）较为谦卑的态度，但理查德森和霍伊特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国王权力受到了极大削弱。爱德华二世只是希望在其统治初期营造出友善与合作的政治氛围，借此修复爱德华一世时期被破坏的国王与权臣之间的关系。这次加冕宣誓的用词并不是仓促而为，而是经过极为细密地酝酿而形成的。它作为国王地位的真实表述，不应被描述为是向权臣的“投降”，也不是国王将屈从于其臣民的表现。而关于法律的那段话也具有调和的味道，并非准备采用制定法律的新方法，更不是要颁布违背王家意志的法律，而是说制定法律的习惯性程序将会被继续遵循，国王也会在既有的法律范围内施行统治。 约翰·布吕克曼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英格兰加冕礼，1216—1308：加冕礼<圣务指南>的版本》又将加冕宣誓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在文本方面的贡献非常显著。他向学术界展示了经过鉴定的关于英格兰加冕礼四次程序修订的版本。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学者们使用的原有修订本被证明缺乏可靠性，而且原先关于这些重要文献的注释本长期以来也一直阻碍着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布吕克曼的成果极大地改善了这种状况。此外，他的论文还描述了从12世纪至14世纪英格兰加冕礼的总体面貌，并重点考察了加冕誓词的变化及其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他指出，尽管很多加冕礼宣誓内容已经遗失，而且幸存下来的文本也有多个版本，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国王在13世纪实际的宣誓内容只在词语上发生过小幅度的改变，而在意义方面从未发生变化。他对理查德森所说的在13世纪（指1274年加冕礼）传统的宣誓三部曲外又增加了第四条表示怀疑。但在对1308年增加的第四条加冕誓词的解读方面，他与理查德森的看法是相近的，也认为增加该条内容只是对国王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但并不表明国王不仅要遵守英格兰已有的法律和习俗，而且还要遵守将来制定的法律。他的这一成果，再一次加强了加冕礼研究在整个宪政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地位。 三、裂变：多重视角的交相辉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加冕礼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既有传统研究和叙述方法的不断完善，也有很多学者受“新文化史”研究风潮的影响，开始运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特别是人类学方法），阐发加冕礼问题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学术意涵，从而呈现出交相辉映的新气象。 在以传统方式研究加冕礼的道路上，亨利·埃弗雷特的《英格兰加冕仪式：从中世纪到斯图亚特王朝》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该文按照加冕礼的时代特性，分中世纪、都铎—斯图亚特时期和1688年“光荣革命”三部分。他对中世纪加冕礼的四次修订过程重新做了概括梳理，并强调了其中的“变化”要素。作者在总结始于12世纪的第三次修订时，就指明其受到了罗马因素的深远影响。如仪式开始时要进行连祷（litany），国王自己需俯卧在地，然后是国王宣誓及正式认可。他指出这种连祷即是一种颇具罗马特点的仪式行为。在对都铎历代君主的加冕礼进行考察时，他认为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加冕礼更多体现了“延续性”的一面，改动很少。即使是信奉新教的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在表面上也具有明显的传统天主教特点，不同之处只在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的布道。这场布道彻底展现了新教对于仪式和王权的看法，认为涂油只是一种仪式，国王能否成为一位完美的君主并不取决于其是否接受了涂油。此外，在对17世纪80年代加冕礼的描述中，埃弗雷特着重刻画了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的作用。该大主教在1685年受詹姆斯二世之命修订了仪式程序，努力保持了仪式的神圣感，除去了其中的新教因素。在1688至1689年后，当威廉和玛丽通过“光荣革命”登上王位时，班克罗夫特拒绝为新君加冕，而改由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代为行使。不过，康普顿完全是按照班克罗夫特的加冕笔记内容执行了该项仪式，最显著的是将加冕礼插入到圣餐礼中，而这恰恰是新教与天主教争论最大的地方。总之，埃弗雷特通过其简约之笔，高屋建瓴地叙述了加冕礼在不同时期的传统继承性及其变化，并分析了变化的原因与影响，有利于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英格兰加冕礼的延续性和变化幅度。 2005年，学者罗伊·斯特隆的《加冕礼：一部王权与不列颠君主制的历史》问世，堪称英格兰加冕礼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对各个章节的谋篇布局中即已点明了英格兰各个时代加冕礼的特点。例如，作者在叙述威廉一世至亨利一世时期的加冕礼时，以“国王与神父”为标题突出了两者间的紧密关联；而都铎王朝君主的加冕礼，则被冠之以“帝国王冠”（Crown Imperial）的特性。这部著作将加冕礼置于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语境中展开叙述，不仅细数了四次程序修订的异同，也关注到了与王权有关的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运用多样化资料的基础上，斯特隆认为，王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民众对传统的固守，但对于君主政治的观念则是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加冕礼都要不断的进行修补以应对新情况，如既要适应僭位者亨利四世的需要，又要将奥兰治的威廉送上王位。因此，加冕礼是在不断被嫁接或砍去很多内容，将宗教、历史、怀旧、军事等因素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混合物，该书由此再次回应了研究者有关加冕礼“延续”与“变化”的争论。 仪式空间问题作为加冕礼研究的新兴分支领域，也在新世纪以来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上文提及的斯特隆就将仪式空间作为展现加冕礼意涵的一大要素。他对加冕礼核心环节的举行场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建筑学分析，并强调指出，国王依托建筑而做出不同的仪式行为往往传递着极为重要的信息。例如，在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时，教堂内与前任一样设置了高台，但不同的是，伊丽莎白在进行完奉献仪式（offertory）后，按原有程序应走上高台的时候却没有上去，而是进入了高台内部。由此，斯特隆认为女王可能的确是按照天主教会的仪式接受了涂油，但没有参加天主教意味浓厚的弥撒仪式，由此表明她在宗教问题上的稳妥立场。而戈登·基普林和海丝特·利斯-杰弗里斯等学者则分别聚焦于安·博林王后和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的入城式，利用文字与图像资料拼接还原了王后和女王入城式的行进路线，以及沿途设置的各式景观，重在阐明这些空间设计所蕴含的各种隐喻和意涵。譬如，海丝特·利斯-杰弗里斯注意到，伊丽莎白一世入城式中喷泉的形象，实际上诉说着英语《圣经》的意涵，亦即，本国语《圣经》既是精神食粮也是团体凝聚力的源泉。进而言之，这一形象表达了女王对新教思想的认可和接受。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跳出对《圣务指南》等传统文本的解读路径，通过向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人类学或关于姿势、典礼和仪式的比较民族志研究，以及音乐学——的不断借鉴而引入新问题和新方法，并运用这些社会科学的术语进行分析。当然，其中绝大部分研究仍然主要基于礼拜仪式类的文献（更广泛意义上的《圣务指南》），但如果关于某一仪式的真正记录确已亡佚，那么对这一仪式的重建就需要依靠当时的其他资料或其后的书面记录来展开。在这一点上，安德鲁·休斯对英格兰加冕礼第四次修订的再研究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学者们历来对第四次修订内容的含义存在很大争论，而休斯认为，对一种仪式的起源和流变进行考察就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他独辟蹊径，从礼拜仪式所用的音乐和赞美诗入手，分析了那些在以前的修订中被遗漏、在第四次修订中又被重新编排的曲目，以及从其原有位置移至别处的曲目，观察到了其中微小而重要的一些变化，据此对相关文本材料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订，并对布吕克曼的很多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布吕克曼尽管也认为一些程序是在某一加冕礼之前就已制定好的，但他对某些程序是否是专门为某一特定仪式而作表示怀疑，而休斯通过对乐谱的前后比较分析证明，这一点完全是有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新颖的研究方式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追崇，菲奥娜·基斯比即是将音乐与都铎时期王家礼仪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后起之秀。 在近年来关于加冕礼的研究中，有一种从戏剧（drama）视角解读加冕礼的研究颇值得注意，其人类学的意味甚为浓厚。戈登·吉普林是这一研究理路的重要开创者。继有戴尔·浩克将中世纪仪式视作“象征性戏剧”（symbolic drama），并认为英格兰的这类仪式在15世纪末达到了顶峰。而艾里斯·亨特的《加冕礼戏剧：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中世纪礼仪》则直接将这一理论视角运用于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加冕礼研究中，较之前两位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 为了讨论王权合法性和代表性如何得到展现的问题，亨特将仪式与戏剧做了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对了解那一时期的戏剧和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至关重要。她考察了从1509年至1559年间英格兰举行的五次加冕礼，分别是亨利八世、安·博林、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礼，意在彰显出这些神圣仪式及其相关的其他仪式庆典如何回应了这一时期君主政治和宗教的变化，并描绘了当时观察者的理解。例如，在对爱德华六世加冕礼进行分析时，她明确指出，枢密院对爱德华六世加冕仪式的修改以及克兰麦的布道，将这一神圣仪式转变成了一种戏剧表演。此外，她还注意到，与这种戏剧化转向相配合的，是约翰·贝尔（John Bale）为这次加冕礼创作的戏剧《约翰王》（King Johan）。这一表演使该天主教仪式和国王陛下的巡游活动变得更加戏剧化。当最关键的仪式——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转变为戏剧时，仪式本身便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在众人面前，并被人们评头论足。不过，亨特认为仪式的戏剧化并不等于去神秘化或是仪式价值遭到贬损，相反，她认为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和贝尔的戏剧表演体现了一种改革后的仪式版本，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仪式举行目的的新方式。 此外，女性视角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广受关注。如萨拉·邓肯在关于玛丽一世的传记中，将性别问题排在首位予以探讨。而艾丽斯·亨特在另一篇有关都铎王朝后期两位女性君主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的论文中，也关注了性别对二位国王在仪式上的穿着、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另外，加冕礼中使用的各类器物，如加冕礼座椅及其下方的石头等，也逐渐成为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乃至文物保护人士探究的对象，为我们全面理解加冕礼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视角。所有这些努力，都使得加冕礼不再是史学论著中可以被轻易忽略的问题。可喜的是，在近些年出版的很多英国史或英王传记中，学者们纷纷将加冕礼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辟章节予以详述，可以说这也是对其研究价值的一种肯定。 四、前瞻：礼仪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的作用 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研究在欧美学术界已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的漫长道路。从最开始的资料积累到引起争论，原先浓重的宗教意味逐渐转变为学术议题；经过学者们对相关史料的细致考订和辨析，加冕礼研究开始触及英格兰宪政等重大学术问题，而加冕礼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的意义亦逐渐显现，并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近三十年来，受“新文化史”研究风潮的影响，该项研究的进路更为多样化，特别是人类学理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不乏音乐学、建筑学等学科的交相辉映，从而使其不断发生裂变，相关著述也更加绚烂多彩。纵观两个世纪的演进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关于变化与延续的关系问题是贯穿这项研究的主线。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研究者从中找出“变与不变”的要素，进而分析特定历史时期某一地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演进与发展，是用历史学方法从事该项研究的起始点，也是其学术意义的主要归结点。同时，这项研究旨在透过研究文化表现形式而分析梳理政治、宗教演变情形，强调文化在建立或改变政治秩序过程中的作用，因而，学术界更愿意将这种研究冠之以“政治文化”之名，这又突显了此项研究所体现的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性。 目前，中文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已经逐渐提升，但与礼仪、节庆在国家政治、经济与对外交往行为中的作用相比，仍显欠缺。笔者冀以此文引起更多学者的了解与重视，以增加我们考察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宗教问题的视角。这是因为，礼仪作为上层建筑，要随着经济基础，特别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动而变动。同时，礼仪也反映了社会变迁中各种观念和思想的嬗变，并在调节各类政治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冲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历史上各类礼仪活动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总结礼仪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整合、调节作用的经验教训，便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可以利用文献资料、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考证，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加冕仪式、新年节庆、丧葬仪式、赛会活动等重要仪式和仪式性活动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找出话语（discourse）、仪式（ritual）、再现（representation）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以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各国社会文化生活中隐藏的权力、制度博弈、反抗及其表现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要详细阐释仪式活动、礼仪性建筑物、象征物等的作用，剖析不同地区若干具有共性的仪式对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的影响；比较礼仪活动随国内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条件变动而发生的各种变化，关注其创新之处对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及国际政治秩序的作用；探寻若干重要仪式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得以长期延续的经济和文化根源；探讨礼仪活动与王权、官僚制度、社会等级、民族认同、文明融合与互动等的有机联系，进而总结仪式活动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并对礼仪活动在实践与精神层面的作用做出适切评价。 就英格兰加冕礼而言，学者们除了对原有核心资料（如四个加冕誓词版本）进行更为细密的考订分析外，还可开拓新的资料来源，对涉及加冕礼仪式背后的权力博弈、受众态度等予以政治文化视角的解读，重在考察相关仪式节庆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和实际施行的效果，以进一步廓清加冕礼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这些似乎是未来更可期待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