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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古典时期的雅典人虽然创造了最早的民主制，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近年来，上述观点遭到质疑。本文以“刺杀僭主”叙事为切入点，探讨雅典民主政治话语的构建及其同贵族意识形态的关系。对古典时期“刺杀僭主”叙事的发展演变的研究显示，虽然在民主制发展的初期，贵族主导雅典政治话语的构建，民主政治话语以贵族意识形态为基础，然而随着民主制的发展，民主政治话语逐渐成熟并独立，便借用贵族的符号、叙事和传统，构建民主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话语和仪式，甚至创造性地发展出新的、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色彩的政治话语。 “刺杀僭主”叙事的贵族起源 僭主是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攫取城邦统治权的政治强人。雅典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僭主，即庇希特拉图。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希庇阿斯继承了僭主的位子。公元前514年，两位雅典贵族——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试图趁泛雅典娜节游行之机刺杀僭主希庇阿斯，却由于慌乱，杀死了僭主的弟弟希巴库斯。相关史料主要见诸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从史料来看，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的刺杀行动完全失败了，不但没有杀死僭主，更没有结束僭政，反而使得僭主的统治更加残暴。 但是，在僭主制被推翻之后，他们二人很快就获得了“刺杀僭主者”的称号，成为雅典贵族眼中杀死僭主、结束僭主统治的英雄。这样的叙事传统，便是本文所讨论的“刺杀僭主”叙事。最早的文献证据是贵族宴饮上的一组酒歌，这组酒歌有三个要素值得注意：1.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刺杀了僭主；2.被刺杀的僭主是希巴库斯（而非希庇阿斯）；3.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使得雅典的法律变得平等，换言之，他们结束了僭政，为雅典带来了新的政治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酒歌是在特定场合进行表演和展示、以表达政治观念为旨趣的表演叙事，而非旨在叙述客观的历史、反映历史真实的历史叙事。“刺杀僭主”叙事的目的并不是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表达雅典贵族的政治理想、再生产贵族的意识形态。具体到“刺杀僭主”叙事，则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刺杀了僭主、解放了雅典显然不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而是贵族诗人创造的诗性的表达，用来讲述一种比较普遍的必然性和理想，即在遭受僭主压迫时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刺杀僭主。这种理想，连同崇拜刺杀僭主者的叙事，在最初都是贵族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产物。 “刺杀僭主”叙事的大众化 “刺杀僭主”叙事被雅典贵族发明之后，很快便成为雅典城邦政治话语中的重要符号，成为雅典人反抗僭主暴政，保卫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刺杀僭主者的雕像、城邦对他们的祭祀仪式及城邦赋予其后代的法定特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全体雅典公民都能够目睹和参与的城邦仪式和“制度化的支撑”，是“刺杀僭主”叙事从贵族意识形态变为大众政治话语的桥梁。 首先，刺杀僭主者雕像。刺杀僭主者雕像的创作时间和空间语境表明，它们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在构建雅典人的公共空间、民主意识形态乃至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雕像共有前后两组：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在市政广场树立了第一组刺杀僭主者的雕像；在狭义上的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公元前477—前476年，雅典人又在市政广场上树立一组新的刺杀僭主者雕像。两组雕像的树立时间，都是雅典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刺杀僭主者雕像是市政广场上仅有的献给凡人的雕像。在如此重要的公共空间占据如此显眼的位置，无疑会使得刺杀僭主者在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次，雅典人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创制了一年一度的祭祀刺杀僭主者的仪式。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记载了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的崇拜仪式。无论是哪种解读，对祭祀刺杀僭主者都和祭祀战争阵亡者仪式密切相关，都是每年周期性举行的，且仪式地点要么是烈士公墓，要么是市政广场，都是雅典政治空间的核心区域。这些信息都表明，“刺杀僭主”叙事在雅典城邦政治话语中占据相当核心的位置。 再次，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人还通过立法赋予刺杀僭主者家族的长男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特权。当时的雅典，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是非常大的荣耀。享受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权利是对那些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的奖励。此外，在公元前4世纪，刺杀僭主者的子孙又获得了两项特权，即在剧院和其他公共场合前排就坐的特权和免除公益捐助的特权。这些法律赋予的特权都显示了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的崇拜。 雕像、祭祀和法律特权，可以看作是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展示和表演。与酒歌不同的是，这些行为是由城邦的民主政权确立和推行的，在城邦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持久而关键的作用。因此，“刺杀僭主”叙事虽然源头是贵族的宴饮唱和，但在城邦制度化的推动下，最终被编织在了城邦的政治话语之中，成为大众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政治图像和话语符号。另外，“刺杀僭主”叙事对雅典大众的历史知识产生了影响。“刺杀僭主”叙事只是影响了大众对历史细节的认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总体上还是正确的。 总之，通过雕像、祭祀和法定特权等形式的展示和表演，“刺杀僭主”的话语走出贵族圈子，进入城邦的公共空间，成为城邦及其民众政治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展演，“刺杀僭主”叙事编织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知识。不过，“刺杀僭主”叙事并未如雅科比所言，直接变成了所谓城邦的“官方叙事”，也并未被民众当成客观的历史事实。在雅典大众那里，“刺杀僭主”叙事仍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只不过，因为大众的叙事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口传传统极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形，突出一部分，淡忘一部分，同时发明一些原本不存在的细节，以使故事更符合讲述者与听众的认知。因此，意识形态的“刺杀僭主”叙事和客观的历史叙事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被刺杀僭主者杀死的希巴库斯，在大众的认知中，便被讹传成了僭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