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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僭主”叙事的民主化 在“刺杀僭主”叙事大众化的过程中，不仅某些叙事细节发生变化，而且叙事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变，从表达贵族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叙事变成了表达大众民主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叙事。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术界并不将“刺杀僭主”叙事与贵族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是深受雅科比的影响，认为“刺杀僭主”叙事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正如艾伦伯格和弗拉斯托斯所论证的，在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政治中主要的对立双方是雅典贵族和逃亡在外的僭主，阿尔克麦翁家族和其他贵族一样，都需要创造意识形态的神话与英雄。但不幸的是，反僭主功劳最大的是斯巴达人，雅典贵族也很难通过强调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作用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因为该家族是通过贿赂这种不光彩的手段调来斯巴达人的。相较而言，推崇在刺杀僭主过程中不幸身亡的阿里斯托格同和哈默迪乌斯，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这说明，“刺杀僭主”叙事最初的内涵是构建贵族共同体身份认同、表达贵族政治理想。 民主制建立初期，僭主不但是雅典贵族的主要敌人，也是雅典城邦共同体最主要的威胁，因此“刺杀僭主”叙事就具有了新的爱国主义的内涵。公元前490年，流亡在外的末代僭主希庇阿斯随波斯大军登陆阿提卡，企图恢复僭主的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反抗僭主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抵御波斯入侵的现实合二为一，“刺杀僭主”叙事迈出贵族的圈子，成为城邦的意识形态叙事。公元前477年，在彻底击败波斯的入侵之后，雅典人在市政广场树立起了第二组刺杀僭主者雕像。之后，刺杀僭主者雕像成为民主制下的雅典爱国者的榜样。 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新的历史语境使刺杀僭主者又具有了民主制捍卫者的身份。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特》以非常戏谑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在这里，刺杀僭主者的贵族身份已经非常模糊，他们集中体现的不再是贵族的反僭主理想，而是雅典普通民众保卫民主政体的决心和勇气。“刺杀僭主”叙事随着历史语境的演化，衍生出了新的政治内涵，在新的语境中旧叙事获得了新的意义。换言之，“刺杀僭主”叙事已经民主化，成为民主政治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众在继承“刺杀僭主”叙事传统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改编，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的新语境。在《吕西斯特拉特》中，试图建立僭主制的假想敌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帮助他们推翻僭主制的斯巴达人。但或许这里体现的是雅典大众真实的想法，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雅典为敌的斯巴达人不再是雅典人推翻僭主制的盟友，而是僭主的帮凶。“刺杀僭主”叙事和形象，被民众拿来针对新时代的敌人，即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寡头政体。 公元前410年，雅典人以城邦法令的形式，进一步改编“刺杀僭主”叙事，将刺杀僭主的对象扩大到最广义上的民主之敌，在新的时代赋予旧的叙事传统新的结构、意义和使命。公元前411年雅典发生了推翻民主制的政治事件，支持寡头制的政治精英建立了以四百人为核心的寡头政权。在推翻寡头政体的新语境下，重建的民主政权要求雅典公民刺杀僭主，并保证他们如果不幸牺牲，将获得与刺杀僭主者类似的荣耀。公元前410年雅典民主政权颁布的反僭主法令，便是这样基于旧传统，借用旧的仪式、符号和形象创造的，用以应对新情势的新语言。这个新语言，一方面利用了雅典历史上旧有的反僭主立法传统，一方面运用了官方的尊崇刺杀僭主者的仪式，赋予每一位雅典公民刺杀僭主和最宽泛意义上的民主之敌的权力，试图解决当时民主制遇到的新危机，即寡头制对民主政治的挑战。因此，虽然德莫梵图斯法令里面充满了贵族发明的词汇，但本质上是民主政治化用贵族政治话语的结果，而非贵族话语凌驾于民主政治之上的表现。 结论 “刺杀僭主”叙事传统的源头是贵族性的。但是，雅典民主制能够逐渐将这个贵族的传统吸收进城邦的政治体系，将贵族的英雄转化成城邦的英雄和民主的捍卫者。经过民主城邦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展示和表演，“刺杀僭主”叙事变成大众日常知识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历史知识，而且民众还对其进行了颇有创造性的改编。最终，民主政权将刺杀僭主变成了每一位支持民主制的雅典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让刺杀僭主变成了反贵族寡头的武器。 “刺杀僭主”叙事在公元前5世纪的演变过程表明，雅典的民主制有相当的能力，化用旧传统、旧语言，创造新传统、新语言。同时这也说明，某一种贵族政治话语传统在民主制下的延续，并不能视为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相反，这或许说明雅典民主政治能够利用旧的传统、仪式、符号和形象，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话语。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题《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