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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冕礼作为基督教君主制国家的一项政治、宗教性礼仪，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各国政治、宗教及社会变动的趋势。自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有关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的研究从颇具宗教色彩的议题起步，致力于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该研究开始触及中世纪英格兰宪政等重要问题。学者们着力透过加冕礼审视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发展演进，深化了学术界对英格兰王权性质及国家治理手段等问题的认识，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近三十年来，在新文化史潮流推动下，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交相辉映，已然形成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处新景。从官方与民间多种材料出发，进一步廓清以加冕礼为代表的重要仪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则是今后研究的一大着力点。 关键词：中世纪与近代早期 英格兰 加冕礼 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狭义的加冕礼（coronation）指君主即位或亲政时戴上代表权力的冠冕的一种仪式。它是基督教君主制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礼仪，兼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一般说来，礼拜仪式都承载着某种讯息，而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加冕礼主要展现的是君主与臣民、君主与上帝的关系。今天人们谈论英格兰加冕礼，主要聚焦于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这是因为这一时期英格兰王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每一位国王的加冕礼既是对前次仪式的延续，又会根据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形而有所革新，从而成为反映某一时期政治、宗教及社会变动趋势的重要指标。同时，又由于国王加冕礼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本身具有展现王权权威、凝聚社会共识等重要作用，因此，英格兰加冕礼问题一向是欧美学者属意耕耘的领域。自1820年英国人亚瑟·泰勒、T.C.班克斯等人率先出版严肃的专业著述以来，这项研究已走过了近两百年的历程，而关于此项研究的学术史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欧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对此问题做过细致探讨，是学术界了解该学术史脉络的重要依凭。近三十年来，欧美学术界对英格兰加冕礼问题的研究又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特别是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积极介入，使该项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颇有跟进总结的必要。同时，原有的梳理缺乏对该学术历程阶段性特点的总括性把握。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对英格兰加冕礼研究的两百年学术史尚有重新论述的空间。中文学术界近年来对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上的仪式节庆问题也展开了颇有建树的研究，同时也注意到了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但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仪式节庆，特别是如加冕礼这样重要仪式的研究历程，尚缺乏全面的概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尝试对欧美学术界研究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的学术史进行新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学界认识此一历程提供新的视角，或对中文学术界关于各国仪式节庆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缘起：从颇具宗教色彩的议题起步 加冕礼在公元8至9世纪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君主制国家中逐渐形成规范的礼仪，其核心在于透过基督教会的认可来加强王权。法兰克国王丕平是第一个在登基典礼之前接受主教施涂油礼（公元751年）的国王。在英格兰，第一次有记载的王室涂油礼发生在公元787年，当时，麦西亚的奥法使其子埃克弗里思接受了涂油礼。到了10世纪，英格兰又出现了著名的《圣邓斯坦圣务指南》（Ordo of St Dunstan）。这一规定将涂油、加冕和弥撒结合起来。由于加冕礼的神圣性被接受，该仪式也被视作是基督教七项圣事之外的“第八项圣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牵动教会与王权关系的重要仪式活动， 在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诸多手抄本上，都描绘有国王与教会相关联的情景或事件。如制作于公元966年的《新修道院宪章》（The New Minster Charter），其中的插图便将国王埃德加刻画成了无限接近上帝的形象；11世纪的《圣本笃章程》（Regula S.Benedicti）插图中的国王则与教会主教通过规章相互连结，创造性的显示出了国王的神圣性。1250—1252年由马修·帕里斯制作的手抄本，则用图像形式展现了威廉一世、亨利一世以及理查一世接受主教加冕的情形。至14世纪，英格兰出现了专门叙述国王加冕礼的《君王书》（Liber Regalis），正式规定了国王与教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些形象的描摹或规则的制定，使国王逐渐摆脱了武士的既定形象，而具有了某种神职人员的特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文献皆是在“宣传”国王的神圣性与教会的不可或缺性。 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和普及，记录英格兰王室加冕礼的作品纷纷被印刷出版。当时，国王加冕礼有专人负责记录和撰写，如詹姆士二世的同时代人弗朗西斯·桑德福德就著有《国王詹姆士二世加冕史》。作为纹章院官员的桑德福德担任过国王的传令官，并精通王家系谱。该书以亲历者的笔触，较为详细的记述了1685年詹姆士二世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的全过程，后被王家印刷商托马斯·纽科姆承印。从作者背景到印刷出版的过程，显然也是出于“宣传”的目的。所以，上述这些著述，由于叙述、描绘、甚至构想的成分多，几乎没有作者的分析探究，因而只是一种记述性的资料，还远远算不上是研究性著述。 到19世纪初期，关于这一问题的严肃研究开始真正兴起，经典作品主要包括亚瑟·泰勒的《王权的荣光：英格兰国王及王后的涂油和加冕礼史论》，T.C.班克斯的《古代与现代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形式、盛典及仪式史话》以及威廉·马斯凯尔的《圣公会宗教礼仪文集》（三卷本）。上述三部著述都包含关于英王加冕礼的丰富资料，至今仍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著作。 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这些成果的出现绝非无源之水，而是与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宗教领域的重要运动——牛津运动直接相关。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基布尔认为，19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地位上升，辉格党政府对宗教漠不关心，却有权决定国教会的重要事务，这让国教会（特别是高教会派）信徒感到英国国教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爱德华·蒲塞则强调，基督徒是通过洗礼、圣餐礼等这些圣礼而获得赎罪的，所以圣礼是英国国教的组成部分。而纽曼也认为，基督教真理建立在国教会的传统和基于恩惠的拯救之上，这种恩惠来自真正宽宏大量的、具有使徒相传的教会所从事的至善和神圣的工作，其中包括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圣职任命礼和忏悔礼等，也就是说教会要重新回到仪式、圣坛那里。由此可见，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力图重振国教信仰的着力点在于强化教会的仪式。 威廉·马斯凯尔是该运动的信徒之一，而且更加倾向天主教，但他并不是一位受过严格训练、并能够进行公允评述的学者，因此，其著作带有较浓重的目的论色彩。他对加冕礼的解读主要强调了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国教会历经数世纪，保留了真正的天主教教义，而这也意味着其同样保存了真正的加冕礼仪式。该仪式如同国教会其他在形式上颇为统一的礼拜仪式一样，可以回溯至数世纪之前。与此相对应，英格兰加冕礼本质上的纯洁与一致性是受到教会保护的，因而“延续”（亦即鲜有变化）是加冕礼的一大特质；第二，马斯凯尔展现的加冕礼意在说明，国教会对加冕礼的“保护”帮助创造了一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特有的“英格兰式”联合。他认为至少从10世纪开始，在教会与国家间就已存在一种“联合”的形式，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联合”对教俗双方都有利：国王具有了某种教会属性，帮助教会反对异端或种种背离行为；而教会则帮助捍卫君主制的合法性和加冕礼的纯洁性。这种互惠的传统，帮助人们理解了国教会如何有能力避免导致罗马教会衰败的错误，同时，又能使君主制免于退化至困扰欧洲大陆诸王朝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 虽然人们认为马斯凯尔的作品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这部著作受到了很多关注加冕礼问题的人士的广泛支持。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严肃的加冕礼研究逐渐迎来了繁盛局面，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亨利·布拉德肖。这位学者长期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也是一位国教高教会派信徒，并致力于用历史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礼拜仪式。以其名字命名的学会——亨利·布拉德肖学会（Henry Bradshaw Society）旨在找寻主要的礼拜仪式文献，将其付梓出版，并配以介绍性文字和注释。当时由这一学会出版的文集包含大量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加冕礼的资料，为后世学人开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除布拉德肖本人外，该协会的重要成员还包括约翰·莱格（由其编辑了《英格兰加冕礼实录》、《论弥撒》等）、亨利·维克曼（主要作品为《英格兰教会史导论》）、F.C.伊莱斯（主要作品为《英格兰加冕仪式：历史与教义》）、道格拉斯·麦克林（主要作品为《英格兰国王和王后加冕礼的伟大庄严性》）等。 虽然他们在资料搜集上的奠基作用无可撼动，不过，这些出版物在编选方法和取舍方面也受到了诸多质疑。由于该组织成员大都怀有强烈的维护牛津运动正确性的愿望，因而难免带有偏见。质疑者认为，该协会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称得上是“公正无私”的，尽管他们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在实际中却导向了预先设定好的结论，而且他们对马斯凯尔的论点也未加辨析。 其中，最有力的攻击来自一位耶稣会士赫伯特·瑟斯顿。他在《加冕仪式》一书中指出，这些作者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在使宗教礼仪问题屈从于更高层面的论辩，旨在支持教会具有至高无上性的观点，以及英格兰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具有独立性的假设。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以及这一阵营以外的英国学者认为这些观点是成立的。瑟斯顿主要从三个方面反驳了这些国教会高教会派人士的观点。第一，瑟斯顿承认关于加冕仪式的所谓“延续性”直至查理二世时还是站得住脚的，但詹姆士二世以及之后威廉三世和玛丽的加冕礼就包含与传统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使从一个中立者的角度观之，变化也已的的确确的发生了；而且从那时起，没有一个英国加冕礼完全保留了1685年之前的仪式和意义。其次，也不能说1685年之前的仪式就都是“英格兰式的”，亦即完全不受外来影响。他考察了对中世纪加冕礼程序进行的四次著名修订，并分析了诸种外来因素，如苏格兰、高卢、神圣罗马帝国以及罗马教会等的影响。第三，他反对有些学者提出的宗教改革前的加冕礼是把国王描绘成教会人物的观点，亦即国王在某种意义上与教会分享了精神权威的说法。瑟斯顿用一整章来说明，英格兰加冕礼从未承认国王在教会中的精神权威地位。在他看来，宗教改革是一种与过去的背离，改革后的英国教会与改革前的教会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作为一名耶稣会士，他对于国教会人士想淡化宗教改革前后差别的做法无法赞同。 客观地说，亨利·布拉德肖协会成员的不少著述确实存在观点先行、思维僵化的弱点，同时由于其成员大都生活于维多利亚时期，因而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过度关注英国在思想、宗教、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历史成就，拔高其文化发展水平，这在当时的历史著述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但在这场争论中，为了说明己方观点，质疑者对布拉德肖协会成员著述的评价也难免过于消极。其实，该协会成员中也不乏能够较为客观的看待“延续与变化”问题的学者，如威尔森的《加冕礼程序》一文就依据亨利·布拉德肖协会出版的文集作为主要材料，考察了有关加冕礼程序的四次修订，并指出了礼仪发展变化的一些总体趋势，探讨了加冕礼如何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融合进变化因素的问题。此外，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英格兰中世纪早期手抄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有越来越多的手抄本图像和文字可以证明，中世纪早期英格兰国王的确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教会分享了精神权威地位。所以，关于国王是否具有与教会分享精神权威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但不管怎样，加冕礼研究已经在史学领域中确立了其合法地位，在资料准备相对充足、观点交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学界必然会将加冕礼研究引向深入，进入更高的学理层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