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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型：透过仪式看王权的宪政史范式 经过前期坚实的学术积累，学术界对英格兰加冕礼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再加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连续举行英王加冕（先后有爱德华七世与乔治五世继位）的现实需要，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跻身其中，而像《英国历史评论》这类颇具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连续刊登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旨在通过对多种史料的拼接，力图描摹出英国历史上一些重要加冕礼的全貌。与此同时，加冕礼研究也与中世纪史的其他分支领域进一步融合，逐渐形成一种范式性研究。这种范式性研究，主要是将加冕礼与宪政史研究相结合，着力通过对加冕礼各个环节的全方位审视，以映射英国宪政的演变过程，尤其是王权性质问题。在这里，加冕礼已经开始被视为一种国家治理手段而受到研究。学者们不断挖掘新材料，展开了对加冕礼的比较分析，其中既有对英格兰不同国王加冕礼的纵向对比，也有对英格兰与其他国家加冕礼的横向比较，并对加冕礼与其所处政治或社会环境进行勾连。同时，原有的大量材料也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被重新评价和解读。 这一时期有两位非英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显著成绩。第一位是德国学者P.E.施拉姆，他的《英国加冕礼史》堪称第一部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加冕礼问题进行全面论述的通史性著述。施拉姆秉承了对加冕礼问题素有研究的哥廷根学派的传统，在王权的象征体系这一大的语境中对中世纪加冕礼进行考察。他从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欧洲大陆起源谈起，并分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固有传统，同时，在论述爱德华二世以来加冕礼的扩展变化时，特别展现了古典传统与中世纪添加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施拉姆在加冕礼研究史中的地位还在于其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对英格兰加冕礼历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后，他在该书的后半部分从三个角度出发，即通过涂油礼展现的国王与教士的关系、通过推举仪式展现的国王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加冕誓词中体现的国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当然，施拉姆囿于当时的资料条件，对很多问题的论述还不太准确，在沃德等学者的成果问世后，他又对其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加冕礼程序的一些原有结论做了修正。 第二位是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他除了与施拉姆一样非常重视文本的研究 （如《不可让与性：13世纪的教规实践与英格兰加冕礼誓词札记》）外，还更加关注“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以及对中世纪国家的总体看法，这在其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中得以充分体现。应该说，经过从施拉姆到康托洛维茨等学人几十年的努力（其中也包括不专门研究英格兰加冕礼，而从事欧洲主要国家王家礼仪问题研究的学者，如马克·布洛赫、科尼利厄斯·布曼等），加冕礼研究划出了一条从边缘地位逐渐向学术舞台中央靠近的轨迹，其研究成果对原先有关中世纪国家权力结构的诸种原则提出了挑战。 此后，加冕礼研究开始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有关中世纪研究的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宪政史领域。研究者将加冕礼作为展现国王与臣民关系的重要窗口，对加冕礼的重要环节（如宣誓），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究。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加冕誓词（oath）成为了学术界广泛争论的议题。不少学者力图透过对誓词内容的分析以窥得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特点。要进行这一研究，首先即要对记录誓词内容的各种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与考订。这一时期发表的很多文章即是为此而作。研究者认为，有两次加冕礼值得特别重视。第一次是1274年爱德华一世的加冕誓词。一般认为，加冕誓词包括三部分内容：一为维护和平和保卫教会；二为支持公正的法律并废除不公正法律；三为主持正义。但学者理查德森指出，爱德华一世的誓词中又加入了第四条：即国王要保护王权不受损害，除高级教士和王国内重要人士提出建议外，不得做任何影响国王权力之事。据此，他认为国王利用这一条阻挡了教皇对英格兰事务的干涉，抵制了贵族对王权的觊觎，而且让教士也无法对抗王家的教职任命权。但是，这一论断的致命问题是，上述第四条誓词的证据是间接的，理查德森只是对此进行了推论，而爱德华一世加冕誓词的确切字句始终未被发现。 第二个值得详细审视的是爱德华二世的加冕誓词。关于这次加冕礼（1308年）的文献保存较为完好，也为历史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这次加冕礼适值第四次程序修订的第一次运用，拉丁文和法文本的誓词内容俱可获得。与前次不同，在其加冕誓词中可清楚看到第四条内容。在这一新条款（这是用法语而非拉丁语进行提问并做出回答的；以法文本为权威版本）中，国王被问道：“陛下，您能保证坚持和保护在您的王国内将会选择的优良法律和风俗，并为了您的权威去捍卫它们、增强上帝的荣耀吗？”虽然其中提到了所谓“将会选择的优良法律和风俗”，以显出国王在法律面前（不仅包括已有法律，而且还包括将来的法律）较为谦卑的态度，但理查德森和霍伊特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国王权力受到了极大削弱。爱德华二世只是希望在其统治初期营造出友善与合作的政治氛围，借此修复爱德华一世时期被破坏的国王与权臣之间的关系。这次加冕宣誓的用词并不是仓促而为，而是经过极为细密地酝酿而形成的。它作为国王地位的真实表述，不应被描述为是向权臣的“投降”，也不是国王将屈从于其臣民的表现。而关于法律的那段话也具有调和的味道，并非准备采用制定法律的新方法，更不是要颁布违背王家意志的法律，而是说制定法律的习惯性程序将会被继续遵循，国王也会在既有的法律范围内施行统治。 约翰·布吕克曼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英格兰加冕礼，1216—1308：加冕礼<圣务指南>的版本》又将加冕宣誓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在文本方面的贡献非常显著。他向学术界展示了经过鉴定的关于英格兰加冕礼四次程序修订的版本。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学者们使用的原有修订本被证明缺乏可靠性，而且原先关于这些重要文献的注释本长期以来也一直阻碍着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而布吕克曼的成果极大地改善了这种状况。此外，他的论文还描述了从12世纪至14世纪英格兰加冕礼的总体面貌，并重点考察了加冕誓词的变化及其所具有的宪政意义。他指出，尽管很多加冕礼宣誓内容已经遗失，而且幸存下来的文本也有多个版本，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国王在13世纪实际的宣誓内容只在词语上发生过小幅度的改变，而在意义方面从未发生变化。他对理查德森所说的在13世纪（指1274年加冕礼）传统的宣誓三部曲外又增加了第四条表示怀疑。但在对1308年增加的第四条加冕誓词的解读方面，他与理查德森的看法是相近的，也认为增加该条内容只是对国王权力进行了某些限制，但并不表明国王不仅要遵守英格兰已有的法律和习俗，而且还要遵守将来制定的法律。他的这一成果，再一次加强了加冕礼研究在整个宪政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