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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裂变：多重视角的交相辉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加冕礼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既有传统研究和叙述方法的不断完善，也有很多学者受“新文化史”研究风潮的影响，开始运用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特别是人类学方法），阐发加冕礼问题所包含的更为广阔的学术意涵，从而呈现出交相辉映的新气象。 在以传统方式研究加冕礼的道路上，亨利·埃弗雷特的《英格兰加冕仪式：从中世纪到斯图亚特王朝》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该文按照加冕礼的时代特性，分中世纪、都铎—斯图亚特时期和1688年“光荣革命”三部分。他对中世纪加冕礼的四次修订过程重新做了概括梳理，并强调了其中的“变化”要素。作者在总结始于12世纪的第三次修订时，就指明其受到了罗马因素的深远影响。如仪式开始时要进行连祷（litany），国王自己需俯卧在地，然后是国王宣誓及正式认可。他指出这种连祷即是一种颇具罗马特点的仪式行为。在对都铎历代君主的加冕礼进行考察时，他认为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加冕礼更多体现了“延续性”的一面，改动很少。即使是信奉新教的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在表面上也具有明显的传统天主教特点，不同之处只在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的布道。这场布道彻底展现了新教对于仪式和王权的看法，认为涂油只是一种仪式，国王能否成为一位完美的君主并不取决于其是否接受了涂油。此外，在对17世纪80年代加冕礼的描述中，埃弗雷特着重刻画了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的作用。该大主教在1685年受詹姆斯二世之命修订了仪式程序，努力保持了仪式的神圣感，除去了其中的新教因素。在1688至1689年后，当威廉和玛丽通过“光荣革命”登上王位时，班克罗夫特拒绝为新君加冕，而改由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代为行使。不过，康普顿完全是按照班克罗夫特的加冕笔记内容执行了该项仪式，最显著的是将加冕礼插入到圣餐礼中，而这恰恰是新教与天主教争论最大的地方。总之，埃弗雷特通过其简约之笔，高屋建瓴地叙述了加冕礼在不同时期的传统继承性及其变化，并分析了变化的原因与影响，有利于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英格兰加冕礼的延续性和变化幅度。 2005年，学者罗伊·斯特隆的《加冕礼：一部王权与不列颠君主制的历史》问世，堪称英格兰加冕礼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对各个章节的谋篇布局中即已点明了英格兰各个时代加冕礼的特点。例如，作者在叙述威廉一世至亨利一世时期的加冕礼时，以“国王与神父”为标题突出了两者间的紧密关联；而都铎王朝君主的加冕礼，则被冠之以“帝国王冠”（Crown Imperial）的特性。这部著作将加冕礼置于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语境中展开叙述，不仅细数了四次程序修订的异同，也关注到了与王权有关的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运用多样化资料的基础上，斯特隆认为，王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民众对传统的固守，但对于君主政治的观念则是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加冕礼都要不断的进行修补以应对新情况，如既要适应僭位者亨利四世的需要，又要将奥兰治的威廉送上王位。因此，加冕礼是在不断被嫁接或砍去很多内容，将宗教、历史、怀旧、军事等因素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混合物，该书由此再次回应了研究者有关加冕礼“延续”与“变化”的争论。 仪式空间问题作为加冕礼研究的新兴分支领域，也在新世纪以来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上文提及的斯特隆就将仪式空间作为展现加冕礼意涵的一大要素。他对加冕礼核心环节的举行场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建筑学分析，并强调指出，国王依托建筑而做出不同的仪式行为往往传递着极为重要的信息。例如，在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时，教堂内与前任一样设置了高台，但不同的是，伊丽莎白在进行完奉献仪式（offertory）后，按原有程序应走上高台的时候却没有上去，而是进入了高台内部。由此，斯特隆认为女王可能的确是按照天主教会的仪式接受了涂油，但没有参加天主教意味浓厚的弥撒仪式，由此表明她在宗教问题上的稳妥立场。而戈登·基普林和海丝特·利斯-杰弗里斯等学者则分别聚焦于安·博林王后和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的入城式，利用文字与图像资料拼接还原了王后和女王入城式的行进路线，以及沿途设置的各式景观，重在阐明这些空间设计所蕴含的各种隐喻和意涵。譬如，海丝特·利斯-杰弗里斯注意到，伊丽莎白一世入城式中喷泉的形象，实际上诉说着英语《圣经》的意涵，亦即，本国语《圣经》既是精神食粮也是团体凝聚力的源泉。进而言之，这一形象表达了女王对新教思想的认可和接受。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跳出对《圣务指南》等传统文本的解读路径，通过向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人类学或关于姿势、典礼和仪式的比较民族志研究，以及音乐学——的不断借鉴而引入新问题和新方法，并运用这些社会科学的术语进行分析。当然，其中绝大部分研究仍然主要基于礼拜仪式类的文献（更广泛意义上的《圣务指南》），但如果关于某一仪式的真正记录确已亡佚，那么对这一仪式的重建就需要依靠当时的其他资料或其后的书面记录来展开。在这一点上，安德鲁·休斯对英格兰加冕礼第四次修订的再研究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学者们历来对第四次修订内容的含义存在很大争论，而休斯认为，对一种仪式的起源和流变进行考察就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因此，他独辟蹊径，从礼拜仪式所用的音乐和赞美诗入手，分析了那些在以前的修订中被遗漏、在第四次修订中又被重新编排的曲目，以及从其原有位置移至别处的曲目，观察到了其中微小而重要的一些变化，据此对相关文本材料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订，并对布吕克曼的很多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布吕克曼尽管也认为一些程序是在某一加冕礼之前就已制定好的，但他对某些程序是否是专门为某一特定仪式而作表示怀疑，而休斯通过对乐谱的前后比较分析证明，这一点完全是有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新颖的研究方式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追崇，菲奥娜·基斯比即是将音乐与都铎时期王家礼仪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后起之秀。 在近年来关于加冕礼的研究中，有一种从戏剧（drama）视角解读加冕礼的研究颇值得注意，其人类学的意味甚为浓厚。戈登·吉普林是这一研究理路的重要开创者。继有戴尔·浩克将中世纪仪式视作“象征性戏剧”（symbolic drama），并认为英格兰的这类仪式在15世纪末达到了顶峰。而艾里斯·亨特的《加冕礼戏剧：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中世纪礼仪》则直接将这一理论视角运用于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加冕礼研究中，较之前两位的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 为了讨论王权合法性和代表性如何得到展现的问题，亨特将仪式与戏剧做了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对了解那一时期的戏剧和宗教改革的文化影响至关重要。她考察了从1509年至1559年间英格兰举行的五次加冕礼，分别是亨利八世、安·博林、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礼，意在彰显出这些神圣仪式及其相关的其他仪式庆典如何回应了这一时期君主政治和宗教的变化，并描绘了当时观察者的理解。例如，在对爱德华六世加冕礼进行分析时，她明确指出，枢密院对爱德华六世加冕仪式的修改以及克兰麦的布道，将这一神圣仪式转变成了一种戏剧表演。此外，她还注意到，与这种戏剧化转向相配合的，是约翰·贝尔（John Bale）为这次加冕礼创作的戏剧《约翰王》（King Johan）。这一表演使该天主教仪式和国王陛下的巡游活动变得更加戏剧化。当最关键的仪式——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转变为戏剧时，仪式本身便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在众人面前，并被人们评头论足。不过，亨特认为仪式的戏剧化并不等于去神秘化或是仪式价值遭到贬损，相反，她认为爱德华六世的加冕礼和贝尔的戏剧表演体现了一种改革后的仪式版本，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仪式举行目的的新方式。 此外，女性视角也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广受关注。如萨拉·邓肯在关于玛丽一世的传记中，将性别问题排在首位予以探讨。而艾丽斯·亨特在另一篇有关都铎王朝后期两位女性君主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的论文中，也关注了性别对二位国王在仪式上的穿着、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另外，加冕礼中使用的各类器物，如加冕礼座椅及其下方的石头等，也逐渐成为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乃至文物保护人士探究的对象，为我们全面理解加冕礼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视角。所有这些努力，都使得加冕礼不再是史学论著中可以被轻易忽略的问题。可喜的是，在近些年出版的很多英国史或英王传记中，学者们纷纷将加冕礼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辟章节予以详述，可以说这也是对其研究价值的一种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