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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史学论集》（以下简称《论集》）上下两卷本，是为白寿彝先生亲自选定的史学论集。该书包含8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历史教育”汇集了作者的有关文章、谈话记录稿共20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4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6篇）。许多史学家都关心历史教育，但像白寿彝这样，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几乎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史学活动中的史学家，并不多见。唯其如此，我们可以见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发表关于白寿彝与历史教育的研究论文，对推进历史教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论集》（上）“历史教育”这一部分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些篇目：《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从六十年来的史学发展说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关于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谈历史教学在教育上的作用》《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和青少年朋友谈学历史》《面临伟大的时代》《读点历史有好处》，等等。读到这些篇目，自然会联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白寿彝的研究工作，如史学史研究、民族史研究、中国通史的编纂与研究等，都是和历史教育研究同步进行的，从而进一步感受到历史教育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方面是对历史教育事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另一个方面是对历史教育的根本有明确的指向，即一是人本身，二是民族、国家、历史前途。这两个方面，是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的两个特点，也是他的历史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具体说来，它们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论述中。 历史教育是要讲做人的道理，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看到怎样做人 白寿彝多次谈到历史教育与讲做人道理的重要性，他强调说：“历史教育目的的第一条，我看，是要讲做人的道理。这一条，大概已经有两千几百年的传统。《易经》上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就是要从历史知识里面学到做人的道理”（《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论集》上，第209页）。 所谓“前言往行”，古人解释为前人的嘉言懿行，指的是积极的、正面的言行，故有益于“畜（蓄）德”。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学习历史，可以“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这是说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启示，受到教育。白寿彝认为，《易经》上说的“畜德”的“德”，不只是指品德而言，还应包含见识和智慧。历史教育从《易经》说起，表明中国人关注历史教育有久远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历史教育与学会做人，还有更深层的含义，白寿彝指出：“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学到极其丰富的人类生活……学历史的应该从历史中看到人与人的关系，看到怎样做人，哪些事情、哪些人应该表扬，哪些人物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这样讲，不是把历史变成一部伦理学，不是拿伦理关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从历史发展长河里面估计一个人的作用。这个人可能是历史上起很大作用的人物，但历史上也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没有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起作用，大人物也就起不了作用。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关于历史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和史学遗产的整理》，《论集》上，第228页）这方面的“学习做人”，一是学习如何判断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一是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现实社会中怎样做人，两方面的启示都很重要。 历史教育与学习做人，还有进一步的目标，这就是白寿彝说的“通过历史的阐述，讲清楚做人的道理，做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道理”。这个道理“包括正确理解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正确认识对时代担负什么历史任务，要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这关系到国家建设大计”（《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342—343页）。 上述三个层面的“学会做人”，都与历史相联系，都与历史教育密切相关，这些认识给人们留下很多的思考。 历史教育与阐述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 早在1950年，白寿彝就撰文指出应当在中国通史的课程中讲授少数民族史的具体内容，他写道：“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渐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也就可以逐渐充实了”（《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论集》上，第156页）。他认为，理论上提出类似问题是必要的，但只有落实到具体内容上的讲授，才能使中国通史成为包含了各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大学历史系的中国通史教材还难以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研究，还是编写、讲授，都有待时日，但白寿彝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了他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丰富内涵的深刻认识，而这一认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十年后，当白寿彝再次讲到这个问题时，他从理论上作了这样明确的论述：我们史学工作对于民族团结的教育有很大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之间有差别，也有共同的地方。没有差别，不能形成不同的民族。没有共同的地方，我们几十个民族不能建立这么伟大的祖国（《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245页）。 在这个总认识的前提下，他从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因。一是地理原因：“我们中国的幅员广大。但在地理形势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域。”“这样一个地理形势，就为我们祖国的统一提供了一个自然条件。”二是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合作、互相依存的关系，如西北民族需要内地的盐、茶、铁器，内地需要民族地区的皮毛、皮革、肉类、马匹、药等。这种历史的联系是天然的，割不断的。三是中国各民族有一个“向心力”，这是因为：“汉族地区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得天独厚，发展比较早，生产水平比较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因此，长期以来，中原地区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所向往的地方。这一点很要紧。这就是中国各民族一个向心力的所在。”四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发展趋势所致。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还是矛盾、冲突？当时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着眼于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指出：关于民族关系问题，不能只看到某一时期的情况就下结论，而要考察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几千年来民族关系发展上来看，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我看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才叫全面。”“我看咱们历史工作者，在阐述历史的时候，要全面阐述民族关系”（以上见同书第246—248页）。 总括以上四个方面，白寿彝从不同的视角阐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其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原因。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和历史的必然性。 历史教育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治乱兴衰得失之故，是白寿彝历史思想中最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他关于历史教育讲得较多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之一，“是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他在一些文章、讲话中多次讲到，汉初人提出秦何以亡、汉何以兴；唐朝人提出隋何以亡、唐何以兴？秦汉、隋唐都是大朝代，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四个朝代的兴亡极具代表性，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不仅是希望今人了解和认识历史上人们的有关真知灼见，而且还另有一番深意。 在历史教育中论述历史上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白寿彝强调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第一，“过去人讲这个，是为了提供当时统治阶级参考、借鉴”。“今天我们这样做，为的是观察国家命运。一方面要从过去的历史上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我们对政治的兴趣。摆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要当好一个主人翁，关心国家命运，关心国家前途，关心现实政治，提高辨别能力”（《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249页），这是就实践意义而言。 第二，“历史工作者的任务，要从历史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做出来的科学结论，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很重要的光荣职责。经典作家做出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却并不是把历史经验都总结完了，而且历史还在不断地前进，需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工作者有无穷无尽的工作需要做，这也是必须担负的光荣职责”（《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论集》上，第267页），这是着眼于理论而言。 归结上述看法，可知史学工作者对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的阐述，不只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历史教育具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丰富内容 白寿彝认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也都是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1951年，他在《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具有特别方便的条件，那就是说，历史课程比许多别的课程，更具有适合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丰富的内容。”我们通过这样的内容去教育我们的青年和少年，使他们“认识中华民族的高度的智慧，中国人民的优良的、高尚的品质，因而得以培养他们对于祖国历史的热爱、祖国人民的热爱，培养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论集》上，第161页）。这里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植根于对祖国历史的理解和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历史的发展推动着史学家思想的发展，三十年后，白寿彝把爱国主义同历史前途结合起来论述，指出：“史学工作在教育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250页）对此，他作了这样的阐述：通过学习、研究历史，更了解我们的祖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应当看到这几千年的成就，更应该看到我们的未来。一般地讲，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搞历史基本上是搞过去，但为的是了解过去。了解过去干什么呢？是为解释现在。解释现在干什么呢？是为了观察未来。“这样一个任务，历史工作者恐怕比旁的教育领域的担子还要重”（同上）。显然，在这种历史教育观念指导下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包含着对祖国的过去、现在的深刻认识，包含着对未来的观察和信念，包含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发展的方法论看待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白寿彝在讲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讲到革命传统教育，指出：“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还在于“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他在引用毛泽东同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的“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页）后，这样写道：“我们阐述这一长期的革命传统，既要讲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顽强性，又要讲清楚中国革命成果的得之不易。我们要用生动、丰富的史实，饱满的热情进行这种教育。”（《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义》，《论集》上，第244—245页）这是把历史教育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历史感、路径、方法和态度都讲到了，足见作者对此思考之深、用心之切，读来令人感佩不已。 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中关于历史学本身自我反省的表现。在他看来，历史教育的开展，要以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为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但无论历史教学或其他的教育方式，都是为历史教育总的目的任务服务的。离开了历史教育的目的任务，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无从谈起的。”（《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论集》上，第209页）他进而强调指出：“历史教育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为祖国作出贡献。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都是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培养下一代的目的。”（《谈历史教学在教育上的作用》，《论集》上，第253页）在阐述了这种关系的基础上，白寿彝作了几点具体的论述。 第一，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中，强调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都是重要的。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中，仍然应该坚持这几种观点的教育。他还着重指出：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都体现了很重要的做人的道理，是做人道理中很重要的部分。”努力理解这两个观点并在实践上向前迈进，这就可以说，是走上了人生的正确道路（《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论集》上，第210、211页）。在他看来，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中如果缺失了基本观点、缺少了理论，就谈不上有完全意义的历史教育。 第二，要培养下一代人的时代感。白寿彝指出，“培养下一代，要使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或逐渐明确的历史时代感：正确认识对时代所应担负的历史任务。这就要大家认识到现在是什么时代，从历史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从世界各国总形势看，从发展形势看，我们处在什么时代？这一条是关键，是教育工作中最核心的一条。要明确地提出来，使大家都能很严肃地思考：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肩上担负着什么重大的责任。……历史教学、历史研究，总要解决这个问题”（《谈历史教学在教育上的作用》，《论集》上，第254页）。以笔者之浅见，史学工作者具有自觉的对于时代的认识有两个方面意义：一是可以站在时代的高度去看待历史，使历史研究达到符合时代学术进程的高度，而不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二是可以明确这样的历史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时代，发挥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履行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所谓“这一条是关键”的真谛，是说到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第三，历史教育“要采用、创造各种形式，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群众。采用，是说我们已有的形式。创造，是说要想出新的形式去推广历史知识、历史理论。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自我欣赏，而是要产生社会力量，要产生社会的效果”（《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论集》上，第270页）。历史教育离不开一定的形式，既要采用已有的形式，也要创造新的形式；当讲到“传播”“推广”“社会效果”这些问题时，白寿彝真诚地写了这样一段话：“历史工作者写历史书，写历史文章，当然很专门的除外，一般地讲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并不表示你的水平低了，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可以说是水平更高了。因为这表示你能深入浅出。深入不一定能浅出，而浅出则必须是只有深入……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事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同上，第270、271页）把文章写得让人“看得懂”，或写得“通俗”一点，提高到历史教育层面来认识和要求，这是把历史教育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还有一点也值得史学工作者深思：在历史教育工作中，白寿彝同时提到历史知识与历史理论，认为它们都在“传播”“推广”范围之内。这是因为：历史知识告诉人们历史是怎样的，而历史理论是告诉人们对这样的历史应作怎样的判断和评价。只有把历史知识提高到历史理论层面来认识，才是真正了解了历史、懂得了历史，才能做到“学历史是为了了解过去、解释现在，观察未来”（《谈历史教学在教育上的作用》，《论集》上，第255页）。显然，了解、解释、观察，都需要理论的说明，因此，推广历史理论是必要的。 此外，关于历史教学、历史研究本身，白寿彝还讲到史与论、精与博、重点与系统、普及与提高等专业问题；讲到“通史”要努力做到“通”，改变“通史”不通的现象等，认为这都与历史教育的总目标相关联。 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除本文所述几个方面外，他还讲到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讲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等等。关于如此丰富的内容，他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前途的教育。我们的祖国前途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怎么样？这是学历史的很重要的大问题。”“像这样的大问题，历史上的知识对帮助我们瞻望我们历史前途，同时感染我们青年一代，提高对祖国前途的信心，树立革命理想，都是很重要的”（《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论集》上，第220—221、222页）。历史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又有崇高的目标和追求，理应成为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在新时代，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仍有其借鉴意义，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庄严而热烈的使命意识，对激励史学工作者践行这一光荣的职责，仍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附记 今年3月21日，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白寿彝生前十分关注历史教育，及其对青年、民族、国家历史前途作用的研究。为继承、发扬这位史学家、教育家的历史教育思想，笔者撰为此文，以志缅怀、崇敬之情。 （作者：瞿林东，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