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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史料价值的判断 新史料、旧史料也是史学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但其内涵并不确切。哪些是新史料？哪些是旧史料？并未有一以贯之的确指。从逻辑上说，新史料和旧史料都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史料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一是相对于已见的史料，二是相对于与史料交接之主体。刚出土的文献或考古文物，固然是新史料，一个没有读过《汉书》的学生，初次相逢的《汉书》对于他来说也是新史料；原是新史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今天已经变成了旧史料；在地上传世久远、却一直未被使用的家谱，也是新史料……新史料和旧史料都是相比较而确定的。史料的积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史料在不停地变为旧史料。当前，新史料的主要来源大体有三：一是地下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发现；二是虽传世但一直没有被发现者；三是已见史料中隐藏的不被当成史料者。鉴于新、旧的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使用新旧史料一词的时候，应寻找一个标准或共识来明晰该词的指称。事实上，人们一直习用的新史料之“新”或隐含的共识是相对于历史研究的某个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 赵世瑜在《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一文中说：“所谓新史料，主要是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以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这是在比较狭义上说的，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含义。”他举例说：“回首20世纪初的新史料发现，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是有西学传入后的新史观为前提的。它们的对立面，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⑨笔者赞同赵先生对新史料的定义，新史料是特定研究领域内，未曾发现、未曾使用的史料。这一定义是相对于整个史学界或某一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所有史家而言的，因而具有通约性。他又举例：“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汉简的逐渐出土和利用、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新史料。”⑩其所列举的这些史料，有些是埋在地下如甲骨文和汉简，有些则是存留于地上如明清档案和徽州文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被使用过。本文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新史料一词的，因为这样界定，有利于问题讨论的一致性，以免发生歧义，至于旧史料则是指已被发现并使用的史料。以“未曾发现或使用”标准来衡量，新史料一是指地下出土的史料——包括文字和实物的；二是指地上的史料，虽然早已存在，但未被使用的，包括文字的、实物的和口述的，或者说新史料包括出土文献、出土文物、考古遗迹、新发掘出来的传世文献、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 近20年来，新发现的地上地下的史料纷纷面世，推动了史学的大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史料观念上的偏颇，其中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极为重视新史料，忽视、淡忘甚至鄙弃旧史料。这表现在对新史料缺乏考辨的情况下匆忙使用、不注重旧史料的阅读与研究、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观念等方面。 这种偏颇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也曾出现过。罗志田撰文指出，在近代史料观念不断扩展的同时，史学界出现了某种只是注重新史料而不读常见书的风气。有人对此趋新弃旧不满，极端者如邓之诚，则自称只用二十四史来做研究。(11)当甲骨文出土之后，许多史家对这种新出的史料纷纷叫好，但章太炎却不相信甲骨文，以至于遭到了傅斯年的批评：“不特自己不能用 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新材料，他还抹杀着”(12)。这些均说明当时的一些史家对新、旧史料的价值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和评判。 仅凭正史进行历史研究、极端拒斥新史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四大新史料的发现、新史观的影响、王国维等甲骨证史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史学界，渐次形成了高度重视新史料的风气，亦走向了极端。不少史家刻意追求新史料，不读平常书，鄙弃旧史料，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事实上，即使不使用新史料，同样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取得较大成就。严耕望曾举例说明过：“前辈学人中，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13)严耕望指出：钱穆的《刘向歆年谱》所根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基础是《高僧传》之类的旧史料；陈寅恪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运用新史料抽绎出来的”(14)。在论及吕思勉时严耕望说到：“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并认为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15)严耕望本人就特别强调要读基本的史料书，即古代正史。他举例说：“其实即如《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但也可以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例如唐代南疆所至，一直难有定说。我去年就从《唐书·天文志》记录各地测影所得的北极高度，非常正确的讲明唐代南疆之所至约在北纬十七度半，即近代南北越分界线相近地带。这可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发现。”(16)所以，他总结自己的治史时说：“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17)。 周天游、孙福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一文中，论及“50年代以来的港台秦汉史研究”时指出：以钱穆为代表的史学“传统派”，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学术文化为线索，通过整理研究传统史料，对秦汉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考察。文章举施之勉为例，说他“从1952年起，在《大陆杂志》连续发表了80余篇论文，对《汉书》所述西汉史事进行了考证，对《汉书补注》进行了辨证。与此同时，他还在《大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近70篇论文，以《后汉书集解证疑》为题，对《后汉书》所述史事、人名、地名进行了考证。施之勉的这项研究，为进一步认识了解两汉史事，进一步读懂两汉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就是港台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秦汉史研究论著，有的虽极少采用考古资料，但仍然新意叠出、灼见纷呈的奥妙所在”(18)。该时期台湾史家对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说明了新史料的史料价值不能夸大，旧史料的进一步研读同样重要，同样能够取得学术新成就。 人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新史料，大概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新史料往往没有经过世间的流传，所以没有加入主体的影响或污染，而旧史料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叠加了主体多重有意无意的东西。的确，正如梁启超所说：“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19)。布洛赫曾经打比方说明流传造成的历史信息的改变，他说：“消息是从头往后传的，站在末尾显然不利于正确收集情报。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晚间急行军，从队伍前头传来‘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而最后一个人听到的却是‘向左’，他就向左走，结果掉进了弹坑”(20)。我们不否认梁启超和布洛赫的看法，但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离历史发生时空近的史料，常常伴随着与利益主体相关度高、情感倾向强烈等因素，更容易有意无意之间作伪。旧史料可能叠加污染，但一代代史家的努力，亦可以澄清不少历史真相，否则后来的注释与考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是出土文物或考古遗迹，也需要史家主体的解读才能够说明历史问题，主体对史料的影响不可避免。加之当前学术功利思想严重，急于成名成家，一般期刊编辑也特别重视新史料，于是，新史料成了一些人多发快发文章的凭借，导致了一些人急于追求新史料，忽略对传世的基本史料的研读，出现了赵世瑜所说的现象：“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21)。赵世瑜说，他“所倡导的只是‘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并重”，“问题往往产生于不同史料的碰撞之下，同类型的史料如此，不同类型的史料之间就更是如此”。(22)史料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相关性、相辅相成性还说明，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过分夸大，导致对另一个方面的相对忽视。……所以，一切史料都有价值，也都有局限性”(23)。这一看法是中肯的，新旧史料的价值不分轩轾，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只不过我们在研究某个问题时，要注意它们的价值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