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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 新、旧史料的价值应该平等对待，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应该是平等的，此史料的优先权在于其满足历史问题解决的程度。一般说来，新史料零散而旧史料系统，新史料片段而旧史料全面。没有旧史料作背景，新史料的位置和价值无法确定；没有新史料提供新的信息，旧史料就不能拓展和激活。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陈寅恪在论及敦煌学时，曾将重视新史料与否作为衡量史家的“预流”“未入流”的标准(24)，这显然有失偏颇，盖当时史学发展情势所致，但他在另外的地方，对新旧史料的关系则有着清醒理性的认知。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25)这是从旧史料的丰富系统性和新史料的片断性上来说的，很有见地。傅斯年则明确指出新、旧史料均不可偏废，他说：“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26)。接着，他将不知扩充新史料者和只据新史料者看作两种极端的史料观念，并予以批评：“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27)。他们都将新、旧史料的特点、功用，尤其是二者的关系，做了原则性的说明。 近代利用新、旧史料最为成功的史家之一是王国维，蒋汝藻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说：“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穿，其术甚精，其识甚锐，固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28)。在这里，方法与新、旧史料都不可缺少。傅斯年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例说明：“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29)王国维本人也说过：“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30) 严耕望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史料的发现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31)但同时又指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因为“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经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32)。他谆谆教诲学人：“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不过史前史乃至殷周史要算例外，的确非有地下新史料出现就很难研究。”(33)漆侠也注意到了人们对新旧史料关系的错误认识，他在谈及晚清百年来新史料的发现时指出：“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所以，任何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绝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部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而这一点，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尤其不能忽视的”(34)。 总之，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新的历史信息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新的历史信息、历史观点才能被激发出来，并能够互补互证。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前进的。 史料价值可以分为基本价值和特有价值，历史研究首要追求的就是历史的真实性，不真的历史没有意义，能满足历史研究这一基本需要的史料，我们说就具有了价值，这是任何类型的史料都应必须具备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基本价值。而特有价值则看其满足历史研究具体需要的程度，故而才有所谓史料价值大小高低的差异。新史料具有相对性，一是相对于传世的已见史料，一是相对于与之交接的主体，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条史料，有新旧之别。在通常的意义上，新史料是历史研究领域以前未曾发现的史料，其发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但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重视新史料、鄙弃旧史料的偏颇。新、旧史料的地位应是平等的，价值大小不应以新、旧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注释： ①张秋升：《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齐鲁学刊》2013年第5期。 ②③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8、189页。 ④⑤⑥⑦郑樑生：《史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4、83、83页。 ⑧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3页。 ⑨⑩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1)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版，第4页。 (13)(14)(15)(16)(17)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24、182、20、24页。 (18)周天游、孙福喜：《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9)梁启超著，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20)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21)(22)(23)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5)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页。 (26)(27)(29)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3、6页。 (28)(30)王国维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697页。 (31)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3页。 (32)(33)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3、25页。 (34)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