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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北依阴山、南临黄河，既适宜发展农业，又可以发展畜牧业，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使之成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处，其自然地理环境是敕勒川文化形成的地域基础；而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这是敕勒川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敕勒川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长期交融形成的历史产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一、敕勒川文化的地域范围和自然环境 敕勒川文化是指在敕勒川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及独特的自然环境下，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长期交融形成的具有本地区特点的文化。敕勒川文化研究源于古老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最早是由北魏时期生活在阴山下的敕勒人传唱的，而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唐人李延寿所编的《北史》。 敕勒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不同的称呼，在汉代被称为“丁零”或“丁灵”，到了南北朝时期，被鲜卑人和柔然人称为“敕勒”，敕勒人又因擅长制造非常高大的车辆，而被汉族人称为“高车”。据史料记载，敕勒人早期在贝加尔湖一带生活，后迁徙至漠南地区，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歌》是对当时漠南地区兴旺的畜牧业的真实写照，它反映了塞外北疆风貌和游牧民族风情。 敕勒川位于内蒙古高原中部，阴山、黄河中间冲积而形成的平原地带是敕勒川地区最典型的地理标志。从地理位置来看，阴山与黄河在该区域相互映衬，形成了敕勒川地区典型的地貌特征。阴山位于内蒙古高原中部和河北北部，东西走向，全长约1200多公里，特点是南北不对称，南坡陡立，南坡下是狭长而肥沃的平原，北坡相对平缓，逶迤起伏，形成波状高原。黄河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和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雀儿沟河畔附近入内蒙古境，受阴山阻隔转向东流，经巴彦淖尔、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到清水河县喇嘛湾后，受山势阻隔转向南流，在老牛湾转了一个圈，经由内蒙古准格尔旗榆树湾及山西省河曲旧城流向中原，流域面积达85000多平方公里。 阴山脚下，由黄河冲击而形成的平原地带，就是敕勒川的“川”。这里肥沃的土地既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粮仓，也是游牧民族发展畜牧业所依托的草场。敕勒川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样的自然条件滋养下，各族人民逐渐找到了适宜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在各民族共同生活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敕勒川特有的地域文化。 二、敕勒川文化创造主体的多元性和生产方式的独特性 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是敕勒川文化形成的主要特点。敕勒川地区发现的大窑文化，可以追溯至70万年前，可见在旧石器时代，当地已经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敕勒川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以原始农业为典型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沿黄河流域星罗棋布。距今3500年前，由于气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的衰退和畜牧业的兴起。这个时期，在敕勒川地区所发现的青铜器及其他出土器物，充分说明这里的文化和中原文化产生了显著区别，文献中将居住在此地的族群称为土方、鬼方、羌方。商周时期，獯鬻、山戎、猃狁等游牧民族在此生产生活。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敕勒川地区已完全成为毡帐之乡，畜牧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当地与中原王朝有政治经济往来，也有军事冲突。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就在这个时期。 内地大量人口进入敕勒川地区，始于明清时期。这些人口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朝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又译作俺答汗）努力吸引内地人口迁入敕勒川地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据史料记载，阿拉坦汗招募的汉族工匠修造了大量板升（房屋），形成了许多板升村落。到“隆庆和议 ”时，进入敕勒川地区的汉族人口有5万之多，到万历初年，居住在板升村落的汉人“众至十万”。 二是“通贡互市”。阿拉坦汗不仅努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而且多次向明朝朝廷提出了“通贡互市”的请求，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实现定期开市贸易。互市进行时，集市上摊铺鳞次栉比，货物琳琅满目，草原畜牧产品进入中原，中原的粮食、布帛、茶叶等物资进入草原，市场之外则是“穹庐千帐，隐隐展展”。明代穆文熙作有诗歌《咏三娘子》，描写了三娘子和阿拉坦汗去互市游览的场景：“少小胡姬学汉装，满身貂锦厌明珰。金鞭娇踏桃花马，共逐单于入市场。”“通贡互市”加快了敕勒川地区的商贸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往来。而架起双方贸易桥梁的则是“旅蒙商”，这个群体到清朝康熙末年发展成为称雄塞外的富商“大盛魁”。 三是清朝统治者在敕勒川地区大力倡导藏传佛教，为修建寺庙，招揽了很多内地工匠。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驻扎土默特，把得胜归来的部分军队也留驻在归化城。 四是“走西口”的移民。大量来自山西、陕西、河北的移民来到草原，使敕勒川地区的人口结构、民族结构以及生产力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国时期的《绥远志略》记载，绥远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有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和林格尔厅共二百二十八村，多系口内忻、代州、祁县、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民租种蒙古地亩，在内居住；土默特以西，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走西口”走出了一条连通草原与中原的道路，架设起了经济往来的桥梁，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敕勒川地区曾生活过20多个民族，他们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融入了这片土地，我们已经很难从中剥离出一个民族特有的单一的文化元素，而不同时期众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才是构成敕勒川文化的要素。可以说，敕勒川是多民族交融的大熔炉，多种文化在此交融和碰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敕勒川文化既不是纯粹的草原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农耕文化，而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既有地域性，又有民族性。 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是敕勒川文化形成的核心要素。畜牧业曾是敕勒川地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是单纯的畜牧业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一是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太强，一旦遇上灾年，百姓生活就无法保障；二是畜牧业产品比较单一，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这是阿拉坦汗努力吸引内地人口进入敕勒川地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并积极促成“通贡互市”的深刻经济原因，也是我们理解敕勒川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随着内地人口的涌入，尤其是“走西口”移民潮的出现，敕勒川地区形成了农业与畜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这成为敕勒川文化形成的核心要素。 敕勒川地区的早期移民以农民为主，他们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带到了敕勒川地区，每年的收成达到“可充众食”的水平。这种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牧民之间为争夺土地和资源而引发矛盾。同时，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造就了游牧民族较为自由的性格和开放包容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他们不但很快接纳了来自中原的移民，而且主动学习农耕技术，接受了定居方式，逐渐改变传统的游牧方式，在某些区域划定圈养草场，在规定的范围内放牧，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敕勒川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塑造了当地居民的性格和心理，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质。一方面，汉族移民为这里带来了耕作技术和先进的手工业，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族居民。在敕勒川文化因子中，既融入了不畏艰难、战胜困难的民族气质，也有细致机灵、开放开拓、重视商业的地域心理。今天的敕勒川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中一直名列前茅，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也与该区域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三、多民族交融的文化创造 历史上，曾有众多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来到敕勒川地区，共同生活、相互影响，各民族的文化呈现出日渐相似的特征。但是，敕勒川文化绝不是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各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彼此之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逐渐形成该地域内各民族共有的思想观念，整合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稳定文化结构。梳理敕勒川文化形成的历史脉络会发现，每一步都离不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适应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他们在各方面相互学习，利用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创造出了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敕勒川这片土地的过程中，共同创造了敕勒川文化。 敕勒川文化的根本特点是多元文化的交融，表现在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各民族在衣食住行方面彼此影响。比如，来自“口内”的汉族移民过去戴的帽子大多数是布帽或者用粗布（毛巾）裹头，迁移到敕勒川地区后，他们学习当地游牧民族戴起了皮帽、毡帽，喜欢吃莜面、手把肉、炒米等食物。当地蒙古族牧民在与汉族移民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接受定居生活，服饰上也有了绸缎、粗布等衣料品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板升。板升，蒙古语原意为房屋，明朝嘉靖年间，阿拉坦汗吸引内地工匠前来，利用阴山丰富的木材资源，在土默川上架木造屋居住，称之为“板升”，后来延伸为村庄、城镇之意。此后，土默川上不再是过去毡帐迁徙的景致了，代之而来的是土屋、墙垣等定居住所。在当时建造的众多板升中，美岱召城和库库和屯（呼和浩特）是最有名的大板升城。400多年来，“板升“称谓一直在延续，呼和浩特、包头地区至今还有不少村名带有“板”字，如攸攸板、麻花板、辛辛板等。 在生产生活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商业和贸易在敕勒川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575年，归化城在草原上建起，成为漠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发挥其特长，从事着不同职业，有农业、畜牧业、商业等。伴随行业的细化，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深度发展，不断壮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部分民间组织，如各种商会。敕勒川地区逐渐形成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口内人”和本地人关系日益密切，结为亲密的“安达”（蒙古语，意为兄弟）。 敕勒川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地域文化上的体现。语言是民族交往的工具，敕勒川地区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互嵌式居住，以及民族之间的通婚、交往日益密切，必然促使敕勒川地区的语言发生变化。明代，阿拉坦汗与内地交流主要依靠翻译，而充当翻译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早期移民到敕勒川地区的汉族。在“走胡地，随胡礼”的观念指导下，汉族移民积极学习蒙古语，史料记载，“凡出口外耕者，莫不通蒙古人语”。蒙汉民族互相学习语言，在日常交往之中就出现了蒙汉两种语言相互糅合的现象，形成了敕勒川地区特有的“风搅雪”语言表达方式。所谓“风搅雪”，即蒙古语中夹杂着汉语，汉语中掺杂着蒙古语。 这种“风搅雪”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当地百姓生活中有许多例子。在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一种类型属于直接从蒙古语中借词。比如，“虎巴亥”是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蒙古语意为“光秃秃的荒山”，用于汉语方言则指乱七八糟的一摊；“哈喇”，蒙古语指“黑色”，汉语方言的意思是“杀”；“倒喇”，蒙古语指“唱”，汉语方言指“聊天”。此外，还有蒙古语和汉语混在一起使用的类型。比如，“你真是个贼忽拉”是典型的“风搅雪”语言，“贼”是汉语，“忽拉盖”蒙古语意为“贼”，在这句话中省去一个“盖”音，前后加在一起仍为“贼”的意思。蒙汉语合用还表现在地名上，比如，阿善沟门（阿善，蒙古语意为“圣水”）、张子淖尔（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毫沁营子（毫沁，蒙古语意为“旧”）等。在蒙古族和汉族通婚家庭中，给孩子取名时也有汉姓蒙名的情况，如张巴特（巴特，蒙古语意为“英雄”）、王楚鲁（楚鲁，蒙古语意为“石头”）等。“风搅雪”语言表达方式体现的是蒙汉民族交融的历史，这种语言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认同，增强了蒙汉民族的亲近感，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具有积极意义。 艺术来源于生活，不同地域、不同自然环境孕育出体现当地风情的特色文化，而艺术表演形式则是当地文化最直接的外在表达。在敕勒川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是“二人台”。“二人台”是“走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来自各地的“走西口”的人在阴山脚下定居后，也把晋、陕、冀等地的民歌、秧歌、社火、信天游等文化艺术形式带到了该地区，这些文艺形式与蒙古民歌糅合后，逐步形成了敕勒川地区独特的艺术形式“二人台”。 从表演技艺来看，“二人台”集多种表演艺术形式于一身，它是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在语言、艺术、表演等多方面交融的结晶，反映了敕勒川地区蒙汉人民在交往过程中对彼此文化的认同。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二人台”的歌唱内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语言上的“风搅雪”。在同一首曲子中，把蒙汉双语糅合在一起编唱词，有的是蒙曲汉词，也有汉曲蒙唱，还有蒙汉双语同时使用的。以《阿勒奔花》这台戏为例，阿勒奔是蒙古语“十”，“花”是汉语，“阿勒奔花”的意思就是“十朵花”。在唱腔上，这台戏既有晋陕民歌的元素，也有蒙古民歌的元素；在舞蹈上，既有晋陕秧歌的动作，又有草原舞蹈的姿态。可以说，“二人台”体现的是蒙汉民族互相接纳、互相包容的民族关系，是敕勒川文化创造主体多元性显著特点的充分体现。 敕勒川地区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更替和民族交往，逐渐确立了这一地域较稳定的文化结构，不断深化的文化认同必然使当地居民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较多的共同属性，并且积淀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天，深入探寻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敕勒川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内蒙古社科基金项目“敕勒川文化形成的地域基础与多民族文化相交融的文化特点”（项目号18YM0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