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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纳逻辑与历史的真实 培根反对根据古物学家感兴趣的实物材料、民间传说、私人文件来重建历史，是因为他担心这些材料的可证实性。实际上，他不完全排斥古物学研究，把古代逸史作为一种历史知识类别，这与他尊重事实，把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真正归纳法的第一步有关。培根试图把他的归纳法的适用范围推广到历史领域，认为遵从归纳逻辑才能写出真实而又有用的历史。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历史的真实性就受到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历史的首要法则”，[28]但持不同哲学观点的史家，以及不同时代的史家，对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各不相同。到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真实性的含义越来越明确，宗教的与世俗的“真实”被截然区分开来，并由洛伦佐·瓦拉等人锤炼出一套考证历史证据的方法。[29]通常，人文主义者倡导的是实践一种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伊拉斯莫(Erasmus,1466－1536)表述为真实而博学，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家阿尔齐亚托(Alciato,1492－1550)表述为语文学的真实，[30]这就是把历史写作建立在世俗学术的基础上，而不是神学教义和随意的年表的基础上。培根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宗教知识与世俗知识的区别对他的整个哲学至关重要。他蔑视中世纪教会史著作，认为它们缺乏真实性，充满荒诞不经的内容。他也不赞成中古以来的所谓普遍史著作，认为这类历史著作事无巨细全部囊括，必然导致顾此失彼，出错在所难免。在拉丁文版的《论学术进步》中，培根甚至把宗教史归入人类历史。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贬低宗教史，而是要使宗教史的一个分支教会史接受如同政治史一样的世俗学术的检验。[31]培根像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坚持历史要求真求实的原则，他说：“认真地思考过去，真诚地同情古人，孜孜不倦地研究，坦率忠实地记述，借助语言文字把时代的变革、人物的性格、决策的变动、行动的过程、虚饰的真相和政府的秘密呈现出来，是一项需要付出艰辛劳动和判断的任务。”[32] 作为法学家的培根深知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性，在他的法学和历史著作中，他都把证据的真实性看作是达致公正无私的前提。[33]他抱怨年代记和史料目录的缺乏妨碍了历史学家根据事实发挥自己的解释和综合能力。他希望历史学家根据尽可能翔实的资料来写作，然而，在讨论历史写作时，他强调的重点是资料的阐述和解释而不是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他没有清晰地区分“经验事实”与历史事实，而且，他在使用“历史”这一术语时，通常有两层意思，既指历史学家工作所依靠的历史资料的搜集，也指历史学家依据这些资料所做出的最终的解释和综合。[34]培根之所以在资料搜集和最终解释之间省略了历史事实考证的环节，是因为他把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记录者截然区分开来，他似乎认为单纯记录事实是那些勤奋的学者们的专长。 正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学家不是单纯的历史事实记录者，他才会把回忆录和档案文献称为“准备性的历史”(preparatory history)，认为这类历史按时间顺序简单地记录下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没有动机和企图的分析，不考虑事件发生的具体场合，或者单纯汇编档案文献，不讲究清晰的顺序和连贯的叙述。[35]这种准备性的工作不是历史学家的分内之事，不过历史学家要利用这些勤奋的学者所做的基础工作来写作翔实连贯的完美历史。[36]实际上，在培根的时代，依靠档案文献来写作历史已成为历史学家的通常做法，当时甚至以是否使用档案证据来作为评价历史著作的标准。培根在写作《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eventh,1622)时，他并不满足于现存编年史的资料，但由于政治上失宠，要直接进入档案馆有困难，于是，他通过历史学家约翰·塞尔登(JohnSelden, 1584－1654)和他的秘书博学家约翰·伯勒(JohnBorough,卒于1643年)，搜集了许多官方档案资料和著名藏书家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 1570－1631)收藏的抄本资料。因为知道培根在写作中使用了许多档案资料，所以塞尔登在批评当时历史著作时才会说，除了培根的《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和卡姆登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编年史》外，英国的许多历史著作缺乏证据，质量低劣。[37] 培根不把历史学家等同于历史事实的记录者，他相信，历史的主要作用是为现实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解释提供资料，是以事例和现实政治分析来传授政治智慧和道德教诲。在这点上，他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并无二致，都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阐述政治智慧和道德哲学。培根进一步指出，那些更有智慧的历史学家能够为研究人性的科学提供最好的资料，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等优秀历史学家就为研究人性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他说：“我们非常感激马基雅维利等人，他们只记述了人类所为，而不是人类所应为。”[38]据此，培根的政治史属于塔西陀—圭查迪尼传统，他青睐的是更实用、更细致、更客观的分析的政治史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