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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文主义风格的历史写作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培根不仅对历史理论有卓越贡献，他还积极投身历史写作，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1605年写作《学术的进展》时，他曾经论及写作英国历史的重要性。实际上，他当时有一个以君王传记的形式写作英国历史的想法，这部历史包括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国王爱德华、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他在1608年开始写作的《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幸福回忆》，应该是他计划写作的第一部历史著作。1610年左右，培根开始搜集资料，并将他写作传记形式的英国史的计划呈递国王詹姆斯一世。此后许多年，培根都一直没有忘记这一计划。直到1621年，他在政治上失意后，用短短5个月时间完成了《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接着，应王太子查理之请，他又着手写作《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历史》，但最终没有完成。他真正完成并正式出版的重要历史著作只有《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54] 如前文所述，完备公正的历史，即所谓完美历史在三种历史中最为重要。完美历史根据记述对象不同又分为三种，即记录时间的编年史、记录人物生平的传记和记录事件的纪事。三种完美历史各有所长，编年史最为完备，传记最有教益，纪事最为真实。因此，他的《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围绕亨利七世的一生，按编年顺序记述他统治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似乎想兼有三种完美历史的优点。 《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以政治、军事为主线，按编年顺序记述亨利七世时代英国的重大事件，同时关注当时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将二者关联起来。这样一种中心突出、线索清晰、视野开阔的历史叙述方法，是典型的人文主义政治史风格。这种风格既有波里比阿和塔西陀等古典作家的渊源，也与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所开创的分析政治史传统密切相关。人文主义政治史家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件，而是要对业已确定的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和说明，从而为读者提供道德和政治教训。在实际的历史写作中，培根没有超越这一传统，文学性和实用性依然是其著作的突出特点。在叙事结构上，培根围绕若干重要主题展开叙述，而每一个重要主题都按编年顺序处理，以揭示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中，除了对亨利七世的性格分析外，有四个重要主题共同构成整部著作的总体结构。其一是王朝更替，即叙述亨利是如何取得和保有王位的过程；其二是国王的治国之术和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第三是政敌的篡权企图，主要是珀金·沃贝克密谋；最后是亨利巩固其国内外地位的权力政治学。[55]对沃贝克密谋的叙述充分展现了培根在情节布局上的高超能力。他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叙事，而是根据自己展开论述的需要来叙述具体事件，如穿插叙述有关的欧洲其他国家君王和贵族对密谋的看法。[56]因此，培根对编年叙事原则的遵循，并没有影响他灵活安排叙事，展开分析论述。 培根重视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探究事件背后的个人心理动机，以及历史人物的性格对事件的影响。他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试图证明性格和智力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他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不敏感，也不重视，认为过去与现在完全可以类比，从而把研究历史作为当代政治分析和人性探究的工具和方法。他对政治史的解释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命运和神意在他的政治史解释中没有地位。他使用“命运”“神意”等语汇只是出于文学效果的考虑，就像他使用人文主义者常用的文学手法虚构演讲词一样。培根认识到档案材料的价值，不过他在写作历史时，主要依据既存的编年史著作，对其进行润色加工，添加道德忠告和演讲文辞，使叙事更深刻、更有趣。[57]《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是以霍尔(Edward Hall,1497－1547)的编年史为基本材料，再加上其他人的编年史著作和科顿收藏的抄本文献，以及他通过塞尔登和伯勒得到的官方档案资料写成的。 他的分析和解释不局限于人文主义道德和政治教育，而是试图在历史故事本身之外，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权力政治学和理论心理学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他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他对人性的观察。所以，他的叙事风格与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相一致，但在分析解释的方法上却与人文主义者有差异。他不像人文主义历史学家那样用非常理想化的方式来处理政府和王权，根据传统的君王道德标准来分析其政治行为。他说到贪婪是亨利的主要缺点，但认为这并非出自其天性，而是命运使然。培根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描述亨利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其方法和目的不同于前人。他承认亨利勤奋、勇敢、智慧，但他坚持认为亨利贪得无厌、谨小慎微、刚愎自用、缺乏远见。这些性格特征使他不为人民所爱戴，人民对他只是敬畏、害怕，甚至是憎恨。[58]培根在这样做时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使用的现存编年史材料，而是在用他所倡导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亨利的性情和性格的形成和变化。他要分析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社会地位，以及年龄和健康状态等等因素对个人性情和性格的影响，考察这些变量与个人性情和性格的关联是培根人类心理归纳研究的核心。因此，他认为明智的历史学家在于有能力把考察人的个性置于其历史叙述的中心地位，认识到性格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59]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培根对史学的贡献。首先，他提出了卓越而复杂的历史学理论，强调历史是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人类知识分类体系中赋予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同等地位。他主张用归纳法来研究世界，首先观察现象，然后再搜集和确定事实，以便推导出可能的通则。他的这种“经验哲学”排除了思辨推测和体系构建，使伦理学和政治学成为基于历史知识的经验科学。其次，在论述各类历史时，培根赋予政治史以特殊地位，倡导写作连贯的英国民族史。这一方面是他对大陆人文主义分析的政治史风格的接受，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用完整连贯的英国史来强化英国现实的政治统一，促进民族和民族国家认同的表现。其三，他倡导写作学术史，关注历史中的非政治因素则是西方史学史上的一大创新。他以促进学术发展为写作学术史的目的，这也把他与以满足好奇心和博学为目的的古物学家区别开来。他在17世纪初把学术史纳入历史知识范围，这在英语著作中是第一次。[60]他提出的新学术史方案具有重要意义，预示了西欧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使培根成为18世纪在西欧蔚然成风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先驱者。 最后，培根写作了一部非凡的历史著作《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它文辞典雅流畅，情节布局得当，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同时，培根非常重视描述事件背景，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动机。因此，他的历史写作不是简单地汇编现存记载，对其进行改造，以符合人文主义历史叙述风格，而是超越一般历史叙事，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权力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分析和解释，以期对“人的哲学”做出贡献。这是与他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相一致的，即把搜集事实看作是获得知识的基础，也就是他所谓：“人类的知识就如同金字塔，历史是它们的基础。”[61]培根的这种观点反映了17世纪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思想观念，如恩斯特·特勒尔奇所说，在17世纪，自然主义似乎在许多方面战胜了历史主义。[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