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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行民主改革和推进改革开放，这是现当代西藏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两次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经略西藏地方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西藏地方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必然，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发展的理论历史逻辑，是我国民族工作任务变化的理论历史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历史逻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历史逻辑。在新的历史时期，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一定会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关键词】民主改革;改革开放;西藏;逻辑 【作者简介】阴海燕，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藏族历史与民族理论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西藏民族工作研究”(项目编号:18BMZ005)、2019年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精品课题“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做的五件大事的理论历史脉络研究”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1949年之前的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昔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西藏地方的解放事业并在西藏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人民选择和历史发展的必然。1951年，在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指导下形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要使西藏在和平解放后“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由此确立了现当代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的逻辑起点。和平解放后，西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其中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影响最大，也是人民群众满意程度最高的两次改革。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推进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综合把握西藏历史与现实、抓住变革时机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西藏社会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西藏地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国际国内两个社会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西藏各族人民热切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从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到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60年间西藏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西藏工作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有其鲜明的理论历史逻辑。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理论历史逻辑 矛盾学说是我们党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形成的以国家治理为中心的特殊的理论体系。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原则和方法，是我们党一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矛盾在具体的事务运动过程中有其规律性，根据具体情况既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区分，也有普遍矛盾和特殊矛盾的差异。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由于地处国家边疆地区的特殊地位，使其社会自身在存在主要矛盾的同时也始终存在着特殊矛盾，而且这种双重矛盾制约着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因此，历史地科学地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是正确认识西藏社会变迁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要矛盾的制约与转换是西藏工作理论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民主改革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就像一条“锁链”紧紧锁住劳动人民的手脚，使人们动弹不得、难以翻身，当时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主革命时期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阶级矛盾，而发展生产和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仍然处于一个次要矛盾的位置。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悄然间发生了变化。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党和政府在平定叛乱的同时不得不提前进行民主改革，一举解放了百万农奴，打破了西藏社会中广大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由此，西藏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开始弱化，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与祖国内地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是相一致的，即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民主改革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时西藏社会最为迫切的任务，西藏人民希望解决物质文化生活状况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升格为社会主要矛盾，而西藏各族人民与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则由主要矛盾转变为特殊矛盾。之所以称其为特殊矛盾，是因为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逃亡印度后，始终不曾放弃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并长期从事着分裂祖国的活动，成为扰动和破坏西藏社会发展稳定的特殊因素，西藏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集中力量搞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也正是因为民主改革促成西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民主改革后的西藏并未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坚持“稳定发展”的方针，集中力量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一时期，西藏的粮食生产和牲畜数量迅速增长，实现了连续6年的增产增收，这个时期也由此成为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是西藏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 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及进程正是在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指导下大规模展开的，它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方针，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纠正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在工作和理论上带来的偏差，此后不久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社会主要矛盾重新作了科学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工作重点，决定了改革开放时期西藏工作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中，西藏始终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必须把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为了解决西藏社会突出的发展和稳定问题，这一时期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段性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总体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新时期”跃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精确定位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具有革命性意义，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质量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正确指引。新时代的西藏工作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把发展、稳定、生态作为工作中的三件大事，不断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社会矛盾的转换，既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有社会特殊矛盾的不变。这种“变”与“不变”，体现了西藏社会变革发展的内在理论历史逻辑。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立足我国的国情和西藏的区情，对西藏工作进行总结并明确提出:“西藏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西藏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西藏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决定了西藏工作的主题必须是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就要求西藏工作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认清在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不断推进西藏社会的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 三、民族工作任务转变的理论历史逻辑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社会总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社会总问题的高度观察和认识民族问题，并根据解决社会总问题的需要与时俱进地提出民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工作主要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二是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民族工作又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任务。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贯穿着我们党对民族工作任务的不断思考和认识的提升。 民主改革后党在西藏的民族工作任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西藏在和平解放和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后，面临的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彻底解放百万农奴。当时，西藏民族工作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各族群众仍然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藏传佛教及其上层人士在西藏工作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当时西藏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稳、宽、长”方针推进社会改革，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创造条件。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包办代替，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及其他一切改革的根本原则。然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妄想要“永远不改”，使他们“美妙的政教制度”永远保存下去，于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民主改革后，西藏社会的“民族关系在根本上改变了，从民族压迫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不是要帮助各少数民族从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而是要帮助他们彻底实现民族平等，首先要帮助他们提高到新民主主义的水平，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也就是说，在西藏民主改革后随着上层反动分子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影响西藏民族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被扫除，西藏社会存在的民族问题不再是阶级问题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关系问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由于错误地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做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来处理，给西藏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改革开放纠正偏离并深化了党对西藏民族工作任务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民族发展的思想，并提出实现民族工作中心任务的途径是改革开放，方式是国家帮助与自力更生相结合。新时期党对民族工作的任务被重新界定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使各少数民族能够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由于西藏社会特殊的发展进程，在探索发展西藏经济路子、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事业中，遇到了一些曲折，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拉萨在1987年至1989年连续出现了多起大规模的骚乱事件，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发展和稳定。1989年10月，党中央讨论西藏工作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澄清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西藏反分裂斗争和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奠定了西藏自改革开放以来由艰难探索走向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为了解决好西藏的发展和稳定问题，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四个确保”的西藏工作指导方针，现阶段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发展和维护稳定，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总问题的科学纲领，为突出地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迎来了新时机，西藏民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西藏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任务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来解决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具体民族问题相结合，坚持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过程。西藏民族工作任务的界定，是根据西藏历史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是对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族工作任务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西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慎重稳进地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