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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圣返俗：东部帝国的编年史更新 在东部帝国，类似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经过杰罗姆的编订和续编，叙事至378年，被称为《编年史正典》，是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典范，也不断地被后来的史家加以续编。《编年史正典》的格式本来采取的是表格的形式，计时色彩极为浓厚。而此后西部帝国的诸多续编，都因为内容过于简单，显得计时色彩更加浓厚。在东部地区，相较而言，续编本的记事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6世纪马尔切利努斯伯爵的续编本以小纪和执政官两种方式纪年，作者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纪年使命。他说：“这两位作者（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在其作品中以惊人的天赋将自世界肇始以来5579年的历史加以推算，但我、名人、马尔切利努斯伯爵却只能用简单的推算，仅仅将东部140年间统治者的顺序，通过小纪和执政官年号，即从第9小纪、奥索尼乌斯和奥利布里乌斯执政官之年，亦即大提奥多西被立为皇帝的执政官之年加以计算；并且将直到马格努斯担任执政官之年和第11小纪的史事加以收集，附于这两位作家作品之骥尾。” 马尔切利努斯伯爵的编年史所记俗史相对简短。如阿尔卡迪乌斯和保托尼斯出任执政官之年，即第13小纪（384年），所记内容仅为一句话：“提奥多西皇帝通过外交手段将其他族群纳入到自己的统辖之下。”跟《编年史正典》的处理方式相近。但是另一方面，当要表彰作者钦佩的教会人物时，或者是围绕教会发生政治冲突之时，作者就会不吝笔墨，增加该年所记内容的篇幅，使得作品具有较为浓厚的圣史叙述色彩。例如391年条表彰杰罗姆的博学多识的长篇文字。这里以511年记录阿纳斯塔西乌斯凯撒在做宗教礼拜时发生的冲突为例。作者先记叙天象，以明征兆，然后讲述宗教仪式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皇帝“要求在三位一体的唱诗中再增加‘受难的上帝’作为第四位”， 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皇帝被迫表面上屈服，却悄悄地召集宗教会议强行推动宗教仪式改革。此举再次伴随不利的天象征兆。该年的记载只有最后一句是纯粹的俗史：“在阿纳斯塔西乌斯凯撒的命令下，赫鲁尔人迁入到罗马人的领土和城市里。” 可以明显感受到，圣史即基督教会史的内容在编年史中逐渐增加，而俗史的内容还基本保持原初的规模，简明扼要。这种越来越不平衡的叙述比重在《复活节编年史》中似乎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得到体现。《复活节编年史》是7世纪初期编纂的一部无名编年史，因其特别关心复活节的日期而得名。在533年至601年间，这部史书几乎没有记载什么历史事件，主要是有关各位皇帝凯撒继位的消息。这段时期最长的记载之一，是562年条。作者先标注纪年，然后引出复活节庆祝活动，随后原文抄录一大段复活节布道辞，最后是关于重新计算复活节周期的方法，因为当年是维克多复活节表的终点年，需要重新推算复活节表了。“在查士丁尼统治的第35年，巴西利乌斯出任执政官之后第21年，第10小纪的3月20日，第335个奥林匹亚纪年的第3个年头，自基督、我们的真神自愿为了我们做出牺牲、我们基督徒开始守复活节，庆祝神圣十字架的节日业已经历了整整一个周期凡532年，第二个周期从本纳税年的3月21日，即春分之日开始计算。” 《复活节编年史》中的很多年代并没有记事，但是却保留了年代。从这个角度而言，它继承了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正典》所开创的计时功能。这种偏重于计时功能，记述内容偏重于圣史的特色一直保持到 9世纪初年编纂的《森克罗斯编年史》中。《森克罗斯编年史》一如尤西比乌斯那样重视计时，但是森克罗斯严厉指责尤西比乌斯胆敢怀疑《圣经》的权威导致在推算上犯下严重错误。为了重新树立《圣经》的权威性，作者像尤西比乌斯一样，比较列国的年表，进行换算，计算世界的年龄，证明上帝是在基督降生前5500年的3月25日创世。 虽然东西部地区史家都在使用世界纪年法，但东西部地区编年史家对6000年的世界历史隐喻的神学意义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在西部地区，编年史家们普遍将6000年理解为世界历史的总年数，为此行文中渗透着强烈的世界末世感；而东部地区史家的理解则非常不同，他们认为第6个千年隐喻着耶稣降生的时间。早在6世纪晚期，《马拉拉斯编年史》就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他说：“按照摩西的预言，耶稣降临是历史分期的中间点。上帝在第6天造人。据摩西讲，‘天上一日，人间千年’。如经上所言，上帝造人和人类堕落发生在第6天，所以很明显，我主耶稣基督在预示第6个千年的那个日子降临人世，通过被钉十字架和复活来拯救人类。博学的编年史家们也都对此表示同意。最能体会上帝旨意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也说过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于第6个千年。但他说，是在6000年期满之前我主降生。他说，基督道成肉身于世界第5500年，在5533年受难并复活升天。所有人都同意主降生于第6个千年。因此，尽管有所出入，但他们都对此同意，一如先知的预言；即便他们对具体的年数的推算不同，但肯定此事是发生在此世的末期。” 使用系统的世界纪年法，一以贯之地叙述，是续接森克罗斯编写编年史的提奥法尼的大胆创新。在形式上他严整地以世界编年史为纪年框架，逐年列出公元284年之后历年的世界纪年，不管该年有没有记事。除此之外他也同时给出罗马皇帝、波斯国王、罗马主教、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耶路撒冷大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和安条克大主教的纪年。在内容上，提奥法尼容纳了较此前编年史远为丰富的俗史内容，而且他的宗教史和教会史事件也不再像《复活节编年史》甚至《森克罗斯编年史》那样与政治史基本上分开叙述，而是更加充分地将政治史与宗教史交织一起，写成一部正统信仰的政治发展史。在其书中，凡信仰正统的皇帝和将领，都会胜利，而失败者则多是因为信仰不够正统。从史学史角度看，与西部同一时期编纂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一样，《提奥法尼编年史》成为此后编年史的真正榜样，提供了外圣内王式的经典希腊文编年史体裁，续编者甚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