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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圣内王式编年史与加洛林圣王形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经典性概括了古代史家的社会观。但是，历史学家如何在写作中处理军事与宗教的关系，却因为每个社会的具体历史记忆文化而不同。古代希腊史学三位大师希罗多德对于宗教的态度是心存敬畏、置而不论，修昔底德则不予置评，色诺芬强调虔诚。波利比乌斯受到罗马人的影响更加重视虔诚对于罗马兴起的积极作用。此后罗马史家大多将宗教虔诚作为历史人物的重要美德，塔西佗则将神的眷顾与否作为罗马盛衰的标志。迨基督教会兴起，宗教虔诚逐渐成为帝王、国家兴衰的根本性因素。毫无疑问，基督教史家更为关注圣史即教会史的写作。但出于护教的动机，教会史家逐渐改造古代形成的俗史传统。至4世纪初的《编年史正典》，从年代学的角度将俗史整体性纳入到基督教会史的框架之中，确立起基督教的纪年体系，使之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时间框架。 5世纪初，罗马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罗马城于410年被哥特人攻陷。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改宗基督教所致。为了护教，奥古斯丁及其学生奥罗修奋起反击，全面地梳理罗马史和世界帝国史，无形之中将基督教会的观念用于解释历史现象，初步确立了系统的基督教俗史体系。但迫于形势，他们对俗史的态度都非常消极，认为人类历史不过为一灾难史。此后蛮族在原罗马帝国境内纷纷建国，并逐渐皈依大公教。各王国都有史家以皈依为主线整理叙述蛮族的历史。维克多以阿里乌斯派汪达尔人的迫害为历史线索，乔丹以皈依、罗马族与哥特族的和解为哥特历史变迁之双轮，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以教堂为中心、围绕虔诚与不敬评判历史人物，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以皈依大公教为历史叙述之暂时终结点，英吉利的比德则完全从教会史的角度进行叙述。这些历史作品的内容或为教会史或为俗史，或者二者兼糅，虽然多采用统治纪年法，但与古代史作相比，基督教的色彩渐趋于浓厚。 《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纪年方式也是统治纪年法，其内容则俗圣两分。里面有单独的教宗谱系一份，第4部分摘录了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的前6卷，编者将原书所有章节目录中涉及圣史的部分悉数删除，仅保留重要的俗史部分，显示其对俗史的偏重。正是在《弗里德伽编年史》及其《续编》的基础之上，作为其替代品，《加洛林王国编年史》以其外圣内王的经典编年史体例开创了中古编年史的经典形态。 《加洛林王国编年史》的编排形式为基督纪年法所提供的时间框架，以圣诞节和复活节为帝王活动的时间节点，其内容则为帝王和宫廷的治国理政活动。这些活动之中当然也包括宗教会议和宗教争论等当时的国家大事，但这种历史叙述的基督教色彩则主要通过神圣的叙述形式来体现，而将君王的活动牢固地嵌入到基督教年历和基督纪年法所提供的神圣的形式之中。在《加洛林王国编年史》中，君王的治理活动主要还是对外扩张和对内基督教化。编年史为战争叙述提供了新的话语载体和形式，加洛林君王的扩张不仅是为了加洛林王国的福祉，在王国利益之上还有更加永恒而普世的合法性和追求，即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利益和传播基督教。这是一套普世性话语，也是一套神圣的话语。 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加洛林王国编年史》原本将丕平称王事件叙述为主要是通过斯蒂芬教宗为其加冕膏立而获得的正统性：“使徒般的斯蒂芬用神圣的膏立礼确认丕平的王位，与他一道被膏立为王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查理老爷和卡洛曼老爷。”修订本则把这次加冕膏立仪式视为丕平答应保卫罗马教会之后的一次交换行为。“在丕平王确定要保卫罗马教会之后，斯蒂芬教宗将他本人膏立为王，与他一起受膏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这就是所谓的中古神圣王权的建立。 在打败伦巴第王国，保卫了罗马教会之后，丕平决定对南方用兵，压服拒不承认自己的阿奎丹公爵魏法尔，其出师的名义就是保卫教会权益：“得知阿奎丹公爵魏法尔根本就不尊重法兰克尼亚境内教会的权益，在征求法兰克人的建议之后，丕平启程前去阿奎丹尼亚索讨教会权益。”次年丕平再次出兵之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所记录的理由是魏法尔不仅根本无视他所献人质的安全和所许下的诺言，还悍然兴兵，图谋制服丕平。在修订本中这次出师被修改为教材级叙述：“阿奎丹公爵魏法尔不想将在他控制之下、由丕平王亲手建立的教堂的财产归还给这些教堂的监护人。他不仅藐视丕平王所派遣的使节和提出的警告，还试图怂恿他的打手们与国王开战。因此国王征集军队开入阿奎丹尼亚，为教会的财产和权益而开战。”修订版的这一叙述与原版基本相同，但遣词造句稍有不同，将“兴兵图谋制服丕平”改为“派兵掠夺法兰克人的财产”。 这是对外关系，对内方面《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强调法兰克诸王之间的兄弟之情。由于加洛林王朝推行分国制度，所以继承王国的加洛林家族成员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对此也十分重视。编年史的开篇是741年，原本就只有一句话，而修订本则详细补充了查理·马特留下的三位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大段文字旨在说明一位有野心的继母如何挑唆格利佛，导致兄弟阋墙。此后则是讲丕平如何仁至义尽，但同父异母的兄弟格利佛始终不放弃野心，直到753年他被伯爵们杀死。对于格利佛之死，《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使用的词句非常巧妙：“当丕平从萨克森回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他的弟弟格利佛被杀。”修订版则在此后补充了“以及被谁和如何被杀的”。两个本子都极力淡化了兄弟残杀的色彩。 三兄弟中的老大是卡洛曼。747年他突然决定削发为僧，《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借此机会简明而生动地描述了兄弟之情：“这一年他们不再出征，而是各自做着准备，卡洛曼准备上路，丕平则忙着如何准备礼物以便隆重地将他的兄弟送走。”修订版增加了一些细节使得兄弟之情更加浓烈：“丕平留出空来，玉成此事，以便隆重而愉快地达成卡洛曼的愿望。” 就在格利佛被杀之年，卡洛曼也再次出现，为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所遣，回国做说客，劝阻丕平出兵意大利。《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说：“他受修道院院长所遣来到法兰克尼亚，好像要阻扰罗马使徒宗座的请求。”修订本补充了一些信息以便淡化兄弟之间的政见不同：“在院长的命令下，卡洛曼来见他的兄弟，以便阻止罗马教宗所请。虽然他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但他既不敢违背院长的命令，而院长也不敢藐视伦巴第王下达的指令。” 作为外圣内王式历史叙述，《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尤其是其修订本，为后人留下的是加洛林圣王形象。对外，加洛林诸王充分重视教会的利益，积极响应罗马教宗的呼唤，为了捍卫基督教会的利益，大兴义师，征讨侵犯教会利益、无视罗马教宗权威的王公贵族。对内，加洛林诸王之间兄弟情深，不愿同室操戈，而是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兄弟之情。矮子丕平这位篡位之君，不仅成为上帝选立的合法君王、也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利益而奋战的圣王；而且他以兄弟之情为重来处理家族内部的纷争，着力维护加洛林王室的内部团结与和睦。通过《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塑造，丕平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君王，而是服膺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与有力维护基督教会和法兰克王国利益的强大的、充满爱的有道之君。从此以后基督教圣王成为中古编年史家的理想帝王形象，而对兄弟之爱的宣扬则是《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对查理曼称帝之后决定分国这一独特的政治背景进行积极回应的资治之举。跟加洛林王朝的赫赫武功相似，外圣内王式加洛林编年史从历史记忆文化的角度给中古欧洲留下了经典的历史叙述形式。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