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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研究中国历史，其最终目标不外乎去思考并尽可能地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生存、发展并创造自己的文明的；二是中国文明、中国历史在人类文明、世界历史上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三是中国历史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当下的中国、世界，以及设想、建构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一个问题的目标，是揭示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人类共性”，是立足于中国看人类、看世界；第二个问题的着眼点，是揭示中国、中国文明、中国历史的特性，其前提是需要对人类、人类文明、世界历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把握；第三个问题的出发点，则是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是“站在今天看过去”，其前提是对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论原则就应当是：站在当今的中国，去看中国的过去；再放开眼界，去看当今的世界及世界的过去；然后回过头来，以历史和世界的眼光，重新认识、理解当今的中国，并思考其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的中国与世界，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探索与认识，乃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田野”。历史学者无法真正回到“历史现场”，却生活在累积着历史的当下，因此，“进入”包含着历史过程的当今中国与世界，乃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田野工作法”。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田野工作”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当今的中国人，生活在当下的中国，并去感受、认识世界的变化，进而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去观察、认识、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文化。二是作为当今的中国学者，在当下已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开展学术研究，和中国及世界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一起研究中国(历史学者是从“过去”认识中国)，所以，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界，乃是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另一个“田野”——在这个“田野”中，中国历史研究者去观察、认识、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如何认识中国。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田野工作法”，并不仅仅是到名胜古迹去访古探幽，或者到穷乡僻壤去看庙寻谱，研究者想象自己与生活于斯的乡人或“古人”“处于同一种情境”，并对后者给予“同情之了解”，从而得以“走向历史现场”，并进而尽可能真正地认识历史事实；(23)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应是真正地生活在当今中国和世界上的中国人，以及和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一样，真正地研究中国、中国的人、中国的社会以及其他——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才能真正做到在“中国的田野”中研究中国，才能真正地与其所研究的中国、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同呼吸、共命运。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也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研究。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历史研究是站在当下，回溯“过去”，“从历史看中国”，那么，“过去”就成为研究当今中国(以及世界)的素材，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过去”乃是凭借着历史资料得以认识或建构的。张光直先生在谈到中国古代史研究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时说： 中国拥有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构成的文献史料，又由于史前考古和历史时代的考古，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历史资料，并把中国历史又上溯了几千年。在全世界，很少有哪个区域的历史过程有如此丰富、完整的资料。既然如此，在中国这样大的地域，这样长的时间内积累起来的众多资料中，所看到的历史发展的法则，是否应该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即对于社会科学关于文化、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具有真正新颖的启示，或有所开创？(24) 从张先生的论述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分解为三个步骤：一是鉴别、解读、分析丰富、完整的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考古资料)，藉此理清中国历史的进程与基本事实，即“从史料到史实”；二是从第一个步骤所认识到的“史实”中“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法则，形成对中国历史总体趋势、基本结构、根本动因的认识，即“从史实到史识”；三是将第二个步骤中所得出的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对世界历史的总体认识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法则相比照，获得某些新的启示，或者形成某些对于人类历史的新认识，即“从史识到史观”。 中国历史资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既给中国历史研究者带来诸多便利，也导致了研究工作的繁重和巨大的困难，对此，前人已有充分认识，并摸索出诸多鉴别、分析、运用史料以认识史实的方法与路径。(25)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历史资料不仅是丰富的、复杂的，其多样性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中国历史文献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载体的多样性(如文献史料、物质史料、口述史料等)、来源的多样性(如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类型的多样性(如系统的历史著述、文书、书信、日记、回忆录等)、性质的多样性(如官方文献、民间文献、私人文献等)，也不仅表现为历史资料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或制约而形成的诸多差异，更表现在历史资料所叙述的“历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元的、多样的，是不同人群、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历史资料”——在同一历史过程中，不同人群、不同阶层、不同地方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是不同的，其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不完全一样的，其所关注的方面也会有很大不同。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并深刻地影响着以之为基础的历史解释的多样性。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就应当充分重视中国历史资料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从多样、多元的史料出发，梳理历史叙述及其所叙述之史实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分析其成因与意义，并进而探求“统一的中国历史”的史实。 不同的人、人群、阶层或不同的地方社会所叙述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既然可能各不相同，那么，根据其叙述的“史实”所得出的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亦可能各不相同。因此，至少在历史叙述中，存在着多样性的中国历史脉络：不同时代、不同人、不同人群、不同地方社会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既各不一致，其所认识的“中国历史”亦各不相同，而其所叙述的自身层面的历史以及对于其历史的认识更是千差万别。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包括史料、史实、历史叙述与历史认识)乃是复数。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的多样性，是中国历史研究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承认并充分展示中国历史认识的多样性，将有利于在更高层面上形成对中国历史的统一认识。 多样性与多元化的中国历史认识，将使中国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在中国历史的范畴内，通过比较不同的中国历史认识及其路径，可以讨论人类的历史进程以及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因为多样性与多元化的中国历史认识，既可能涵盖人类历史的不同路径及其认识，又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也许，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人类历史之一般性法则的认识所带来的新启示，正在于这种认识的多样性——多样性的中国历史认识，或者将会极大地修正或改变对于人类历史之一般性法则的认知，甚至可能对此种一般性法则之存在与否提出质疑。(26)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诸多师友的指教。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促使作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并仔细修正文中的表达。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