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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其他学科相比，思想史的“全球转向”相对滞后，这与其自身的研究特点和学科传统有一定关系。从现有的全球思想史研究来看，“全球转向”无论对于改变传统思想史的局限、拓展研究领域，以及回应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新命题，都具有相对积极的意义。全球思想史首先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其作用主要扮演了解构的角色，但它是通过建构多重主体性与多中心的方式来消解单一文化中心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试图重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宏大叙事结构。因而，宏大叙事又表现出全球思想史建构性的一面。这双重内涵可以说是当前全球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要架构。在思想史与全球史的有机结合过程中，一方面思想史可以有效弥补全球史中的观念、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缺位，另一方面全球史的空间转向则有望修正思想史长期忽略空间概念的问题，给予人类的观念形态以更加富有纵深感、互动性和关联性的阐释。 关 键 词：全球思想史 跨文化研究 宏大叙事 文化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邓京力(1970- )，女，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林漫(1990- )，女，广东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近十年以来，继“文化转向”之后，历史学的诸多分支学科纷纷出现“全球转向”的态势[l]，思想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产生了全球思想史的探索。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思想史的“全球转向”却显得相对滞后和迟缓，这与思想史自身的研究特点和学科传统有一定关系。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试图揭示思想史“全球转向”的缘由及其意义。 一、思想史为何需要“全球转向”？ 唐纳德·凯利(Donald R.Kelley)曾在一篇文章中概括出思想史研究的两种主要思路[2](P155-167)：其一是专注于思想和观念本身，以经典文本的诠释为基础的内在研究思路。这一思路导向对于一些伟大人物头脑的研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形象地称之为“脖子以上”的部分[3](P233)。其二是考虑到思想和观念产生与流转的社会语境及其社会影响，这是一条外在的思路。 而思想史最初走的是内在研究的思路。观念一贯被认为是“非物质”的，是一些非实质性的想象和不具形体的存在，因此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较少考虑思想的物质载体，观念往往被认为是独立于起源且能够自由流动的。在不考虑物质载体的前提下，思想史自然被赋予了一种拒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本能”，因而相较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思想史家往往自信地认为自身的研究较少受到民族国家框架的限制。而“全球转向”本质上是为了超越民族国家史和消除种族中心主义的，因此这一新兴的“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较少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视。而我们知道，这种内在思路的思想史研究最明显地体现在对所谓“文人圈”的建构上。“文人圈”诞生于17世纪，是由当时的欧洲学者组成的跨国学术共同体，表现为不同民族、阶层、性别的人在学术上的交流。而思想史和观念史便是这一“文人圈”的独特产物，因而它自然也是没有“国界”的。直到19世纪，历史学科完成了专业化、职业化的转型，民族国家史取得了统治地位，观念史家仍然认为他们的研究不受民族国家的限制。例如，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就曾把观念比喻为商品，指出其一经诞生便进入跨国流通领域，而观念的自由流动就和商品一样畅行无阻了[4](P3)。 在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内在思路不断受到外在思路的挑战。外在思路对思想和观念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影响的考察，必然导向思想史家对观念的物质载体的思考。因此，思想史学界在洛夫乔伊之后兴起了观念的社会史，逐渐改变了观念没有物质实体的看法，开始更多地关注思想史的物质层面。但令人惊奇的是，有关思想和观念的那种非物质的看法仍然根深蒂固，即使在这之后依然宣称自身的“国际主义”。思想史家对思想史的“世界主义”的自信，主要来源于早期的思想史研究实践，即思想史研究的内在思路。尽管内在思路不断受到外在思路的挑战，“内外之争”也是该领域的固有命题，但“文人圈”的历史想象实际上还涉及该学科的自我认同，就此而言，这种自信是不容易被打破的。只要把“文人圈”供奉在神龛上，思想史家便无需通过打破民族国家的范畴来证明自身的“世界主义”。 2005年，由唐纳德·凯利和乌尔里希·约翰内斯·施耐德(Ulrich Johannes Schneider)主编的《思想史家国际词典》计划启动，施耐德仍然相信思想史是“国际的”，至少也是“超民族国家的”。实际上，施耐德不是第一个宣称思想史具有国际性和超民族国家特性的人，他只是把思想史国际学会在1994年的讨论结果重申了一遍[5](P147-148)。大致又经过了十年之久，阿米蒂奇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他预言思想史将从“非民族国家”范畴直接跃入“超民族国家”范畴[3](P235)。可见，思想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对该问题的反思。 事实上，单纯从逻辑上思考便能发现异样，如果思想史从一开始就是非民族国家的，又何须“全球转向”呢？就上文所及，我们认为思想史的“非民族国家”特性，很有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内在观念史研究思路忽略了思想传播的物质基础、社会背景和政治结构的后果。阿米蒂奇曾表示思想史缺乏空间概念，这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而思想史为何需要“全球转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思想史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二是思想史学界主动回应全球化时代命题的选择。 施耐德和凯利在制定《思想史家国际词典》编写计划时，也试图回答思想史为何需要国际化的问题[5](P147-149)。其中最为重要且又与本文论题相关性最大的就是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特别是向民族国家范式形成之前的时期，即1800年以前的时期拓展，开发出现代早期欧洲研究等新领域。因为19世纪以后伴随着史学专业化的形成，民族国家框架也确立起来，而这恰恰可能限制了思想史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带来了思想史的“国际转向”，阿米蒂奇的思想史研究便是这次拓展的最好例证。他主要聚焦于现代早期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试图摆脱19世纪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范畴所造成的种种局限。尽管阿米蒂奇认为现阶段的思想史在方法论上仍处于对“国际转向”准备不足的状态，但他还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际转向”，并与“全球转向”保持积极对话。 2010年，纽约地区的思想与文化史学会举办了一次有关“全球思想史”的国际工作坊，其论文集《全球思想史》于2013年问世[6]，这标志着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诞生。虽然思想史家对“全球转向”的接纳发生得比较晚，相比于全球史正式进入学术界主流视野晚了十余年之久，但其诞生仍然表明思想史家在几经迟疑之后终究接受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具备敏锐的时代意识。作为历史学科共同体的一员，思想史家不得不开始主动应对全球化的时代命题。尽管全球思想史目前仍处于方法论的摸索阶段，但是当下对历史的普遍化思考，必将不同于17世纪的“文人圈”传统。新的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世界主义”，而回应新时代命题就构成了思想史为何需要“全球转向”的第二个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