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全球思想史 全球思想史的整体架构包含着双重内涵，即跨文化研究和宏大叙事。对第一重内涵而言，全球思想史往往导致其与“跨越史”或“交叉史”等以关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领域逐渐合流。而跨文化研究通常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它不同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一元论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对局部经验的发掘，来突出多重主体性。以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往往忽略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而关系史研究则更倾向于在多主体之间寻找历史。其二，关系史力图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超民族国家和次民族国家层面建立更多的历史联系，它往往以微观视角考察不同主体之间的历史联系，对那些被忽视的局部经验和被抹杀的主体性进行补充，以建立新的关系之网。 对于全球思想史的第二重内涵而言，旨在多重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去中心化的全球性宏大叙事，这一点往往导向普遍史或通史的书写。可以说，全球思想史的第一重内涵——跨文化研究，在实际中扮演了一种解构的角色；而第二重内涵——宏大叙事，则扮演了一种建构的角色。解构和建构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并不严格地遵循时间或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在有些论著中，它们表现为一体两面，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在另外一些研究中，或又对这两者之间有所偏重。总体而言，全球思想史在学术架构上是跨文化研究和宏大叙事的有机结合(见下图所示)，下文的论述将按照此架构分别加以阐析。 (一)解构文化中心主义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率先提出了驱动历史发展的引擎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被后来的全球史家演绎为跨区域的物质交往、商贸往来、疫病传播等具体内容[7](PXⅥ)，但全球思想史对全球史的核心——“互动”应该作何理解呢？全球性的“互动”在思想史研究中又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在全球性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和人口流动中必然携带着观念的交流和传播，由此我们可以考虑思想史的全球化进程研究，这是理解全球思想史中“互动”含义的客观思路。但是，仅作客观思考、只描绘全球史的实际互动和交流，在我们看来并不足以构成全面的全球思想史。思想史的“全球性”既应该包含对客观思想全球化进程的描绘，也应该包含着思想史家对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即非全球性思想史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常常需要采用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 跨文化研究是一种长于解构的方法。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曾指出：“全球史为自身设置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8](P4)因此全球思想史最核心的任务便是去消解那徘徊于思想史学界上空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幽灵。布鲁斯·马兹力什(Bruce Mazlish)从词源学出发对“全球”(global)一词的概念进行解释说：“global”指的是球体，就此而言，全球视角即站在外太空的角度回望地球时所获得的一种新的观察角度[9](P389-395)。全球史家为何渴望获得这种超脱的视角？我们知道，作为社会、历史和文化一员的历史学家往往无法摆脱自身所携带的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因而越发根深蒂固、难以察觉。而跨文化研究便是一种外在于文化中心的视角，它自身所具有的批判力和解构力也正来源于此。 由于站在文化中心之外，因此不一定要遵循该文化的内在逻辑去理解和诠释文化。全球思想史和传统思想史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全球思想史会主动地寻求这种外在视角来挑战固有的文化逻辑，继而打破兼顾的文化中心堡垒。西普·斯图乌尔曼(Siep Stuurman)在《定居与游牧边界上的普遍人性和文化差异：希罗多德、司马迁和伊本·卡尔敦》一文中，将希罗多德、司马迁和伊本·卡尔敦三位历史学家对游牧世界的描写进行了一番比较，展示了不同时期世界历史上定居文明所养育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对游牧世界的看法。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专辟一卷，记载了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Scythian)的历史及社会风俗；司马迁也在《史记》中描绘了匈奴的风土人情。这两位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游牧世界有别于定居文明的独特风俗和高超的军事技巧，实乃为了适应草原环境的生产和军事防护需求。作为14世纪北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一方面则掌握了更多的游牧民族的一手史料，另一方面也得以借重前人的研究，合并这两个优势，最终发展出一套游牧与定居民族交互作用的王朝兴衰理论，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历史书写影响深远，并持续至今[6](P33-58)。 斯图乌尔曼提出，人类进行跨文化和跨种族思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共同的人性”，一为“人类学转向”[6](P35)。前者从共同的人性当中抽象出一套普遍价值，试图包容全人类的文化差异，轴心时代的文化经典是第一种思考模式的典型；后者则力图理解陌生人的生活方式，强调文化差异，而轴心文明往往以若干文化经典为核心构建出自身的文明价值。传统思想史的思路，特别是其内在思路，往往是去研究这些文化经典，并按照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去理解该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合理化这一逻辑的内涵和外延，使自己成为文化中心的一分子。但如果我们主动跳出来，或者被动地从外来挑战之下重新对此加以审视，往往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主动获取这种外在的视角，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思考，斯图乌尔曼把三位历史学家的作品都当做一种“边界文本”来运用，以其对抗经典文本，从而消解所有这些定居文明的文化中心主义。这种外在的视角有点类似于人类学家的视角，人类学家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到某原始部落，一方面尝试以该部落自身的文化逻辑去理解当地人的种种行为，另一方面又加入自己作为一名外来者的视角，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反思。这种内外视角的结合，就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跨文化研究。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提及，为什么麦克尼尔要提出文化之间的互动？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是以文化为基本单位，其间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中心。或许在他看来，强调互动实际上就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来相互消解掉彼此的文化中心主义。而此时我们发现，这种由实质性的文化交往带动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消解，思想史家通过主动地进行跨文化思考也同样可以达到。的确，希罗多德、司马迁和伊本·卡尔敦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分处不同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实质性的交往。如果不是因为思想史家自觉采用了多元比较的方法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那么他们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全球思想史便是这样打破固有文化思维的制约，于以往不容易被察觉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历史联系的。因而，就批判性的全球思想史而言，“互动”应该是一种主动地跨文化思考。 (二)建构多重主体性 在全球思想史研究中，解构单一文化中心主义和建构世界文化的多重主体性，往往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例如，在西方国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环球航行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类记叙近代欧洲探险家在世界各地冒险的故事历来被广为传颂，也颇受欢迎。但这类从欧洲视角出发而写就的历险记，往往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全球思想史的兴起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书写这类故事。瓦尼萨·史密斯(Vanessa Smith)便在《约瑟夫·班克斯的中介者：全球文化交换的反思》一文中，从跨文化交往的角度重新讲述了这个环球航行故事，并藉此进行新的全球思想史书写[6](P81-109)。其中约瑟夫·班克斯是一名英国的植物学家，他于1768-1771年随詹姆斯·库克作环球考察航行。船行至大溪地岛，由于对当地地理和人文环境不熟悉，便与库克船长协商共邀当地的一名向导——图派亚(Tupaia)加入他们的环球航行。图派亚知识渊博，有着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沟通技巧，在航行之中帮助库克船长和班克斯解决了很多与当地土著沟通的问题，这次环球航行因他对人文和地理环境的熟悉而得以顺利完成。但班克斯并不仅仅把图派亚当作一名土著向导，对他来说，图派亚是沟通他与南太平洋岛屿文化的媒介，让他了解到很多陌生世界里的知识。反之，班克斯也是图派亚了解异域文化的媒介。因而，航行的过程也就成为他们展开一场有益而愉快的跨文化对话的过程。史密斯试图揭示，图派亚与班克斯一样是对异域文化充满了好奇心的探险家，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图派亚在认知方面的主动性，因而也忽略了他作为一名平等的跨文化对话者的主体性。的确，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倾向于主动地进行跨文化思考。班克斯一行回到英国以后，有关他与土著向导的奇闻轶事在公众舆论中迅速传播。正如这些故事的各种版本所显示，无论英国官方还是社会公众，都缺乏对南太平洋土著文化的兴趣，这也影响到他们对班克斯的看法。我们发现，在谣传中班克斯从一名严肃的科考人员，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贵族纨绔子弟，而图派亚等则被视为前者一时兴起从陌生的远方带回来的新奇玩意儿，被解读为他猎奇的产物。由于图派亚的主体性没能为英国公众所理解，因此班克斯的形象也随之被贬低。 这种对文化“他者”主体性的忽视，也延续到之后的历史书写当中。班克斯1778年起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直至去世。他在任内通过建立起一个由旅行家、行政人员和农业学家组成的全球通信网络，塑造出大英帝国的植物学知识体系，同时也指导了欧洲殖民地的农业发展。但令史密斯不满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对班克斯“科学帝国”的研究都建立在“文人圈”的解释模式上，即将其看作欧洲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之间进行跨国交流的产物。这在史密斯看来，其结论带有一种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无文字社会里的那些知识贡献者的价值[6](P91)。土著向导从来只被当做欧洲人在进行知识采集过程中的线索提供者，大部分时候他们连名字都不会被提及。史密斯力图恢复这些文化媒介在欧洲人的知识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唤起学界对这一群体主体性的重视。在她看来，班克斯和图派亚的跨文化交往，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的互动与交换。跨文化互动对文化本身的塑造是双向的，而对任何一方主体性的忽略，都不足以构成一种有效的跨文化研究。 因此，全球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从欧洲出发进而扩散到全球的单线过程，实际上，它还涉及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换。必须强调跨文化交往中不同参与者的主体性，以多中心、多主体的方式来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建构多元文化的交织网络。我们仍然需要强调全球史中的互动性灵魂，“互动”必然涉及多重行为主体，如果仅有单一主体，便谈不上“互动”，因而也不可能写就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正如以全球史观写就的探险故事，必定不是救世主君临天下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讲述世界各地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跨文化交往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