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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宏大叙事的全球思想史 20世纪后期，历史学界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洗礼后，史学研究开始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到90年代，一种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取向再次回到历史学家的头脑当中。正如柯娇燕在《什么是全球史？》中所言：“‘普世的’‘综合的’‘世界的’或‘全球的’(或者今天称之为‘宏观的’)历史，不仅表明所包含信息范围是无限的，而且意味着对人类观念和经验的无穷变化，必须给予一种单一结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全球转向”作为一种对史学碎片化的回应，意味着宏大视角的回潮，而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终将导向宏大叙事。在很多文化当中，例如西方文化，历史经常被理解为“讲故事”，而“从宏大或普世的范围来讲述故事的冲动在大多数文化中都是十分重要的”[8](P4-5)。据此，全球思想史的展开需要做到两点：其一，站在思想史发展的角度对全球的思想运动进行一种宏观视角的普遍化思考；其二，讲述一个思想全球化的故事。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但令人欣慰的是，当前有很多思想史家正跃跃欲试。 全球思想史如何应对历史书写的普遍性需求？首先，历史研究者可以自觉地采用一个普遍性视角，从主观层面赋予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普遍性，即主观建构的普遍性。这并不必然等同于把普遍性强加给历史研究的客体，而是为那些相互之间没有实际联系的历史事物搭建一个具有可通约性的、可加以衡量和比较的框架。再者，全球史还可以考察一些本身就带有普遍性质的历史事物，即客观存在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可以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或原生普遍性，也可以是一个从源头出发，进而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为全球范围内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历史过程。 对于思想史主观建构的普遍性，可见于上文所述斯图乌尔曼的研究之中。除了采用跨文化研究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消解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斯图乌尔曼还尝试在普遍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全球思想史的宏大叙事。他把希罗多德、司马迁和卡尔敦放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下进行比较，实际上是采用了一个可通约的、具有共同性的视角来架构全球史的普遍叙事。他对这三者的比较不同于以往以突出差异性为重点的传统比较研究，而是更加强调三者的共性，虽然还不足以构成详尽的全球思想史宏大叙事，但也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的宏观视角，反映出清晰的全球意识。 除了进行主观的普遍性建构，我们实际上更容易观察到生活中和历史上无处不在的、客观存在的普遍性，这提示我们更多地关注和讨论思想史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规范性的现代生活被带到更加广泛的空间范畴当中去。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多多少少意味着思想观念的传播与价值规范的共享，这就必然带来普遍性的扩大化。尽管不同的思想史家对“全球转向”的期待不尽相同，但现有的很多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确着眼于此，试图从思想史角度回答全球化的问题。今日所见之世界(全球)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从观念史的后视视角看，这些普遍规范都是经由人们的想象建构出来的，所以应该有一个建构的过程，而这一建构的过程正是全球思想史家关注的重点。阿米蒂奇就是这类史家的代表之一，他对《独立宣言》的研究实际上描绘出一个全球的民族国家化进程。从帝国解体到民族国家的建立，是现代早期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议题，这类大题目往往需要一种宏大的叙事架构才能加以把握。 (一)阿米蒂奇与《独立宣言》的全球思想史研究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是一部关于《独立宣言》的全球思想史，是迄今第一部将《独立宣言》作为全球现象来加以考察的著作。它尝试了三种全球史的研究思路，包括先后考察《独立宣言》诞生的世界背景、《宣言》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走向世界的历程，以及自1776年以来世界各地所出现的多种独立宣言。在考察过程中，《独立宣言》分别被看作是一个事件、一份文件和一种崭新的文体[10](P8)。 首先，作为“一个事件”的《独立宣言》指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为摆脱英帝国的统治、独立建国而进行的抗争，这是一场在当时的国际法框架下进行的政治博弈。为了将大英帝国内部的一场内战转变成帝国之外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陆会议的代表们认为有必要把个体的反叛者转变成一个合法的交战方。《独立宣言》便是出于这种考虑而诞生的。另外，发布《独立宣言》对于争取国际支持也至关重要。《宣言》宣告着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不再是大英帝国的成员，而与“世界各国”站到了一起[10](P20)。 而作为“一份文件”的《独立宣言》指向了《宣言》进入流通领域之后在世界各地所激起的反响。正是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独立宣言》的效力才真正地发挥出来。事实上，单纯发布《独立宣言》这一行为并不能直接带来独立，它不过是宣布通过其它手段所取得的东西[10](P50)。因此，一方面，美利坚继续通过革命、外交等手段，争取国际社会对美利坚独立的承认；另一方面，围绕着如何界定反叛行为和承认新兴国家主权等相关问题，国际法学界展开了一场论辩，美国革命俨然成为了国际法实证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独立已然成为既定事实，《独立宣言》对美国自身的意义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一份具有确切含义的历史文件，而渐趋成为一种流行文体，成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各取所需的文学资源。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的多个群体兴起了模仿《独立宣言》的潮流，人们通过发布各式各样的独立宣言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主张[10](P58-59)。因而《独立宣言》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为了应对1776年的具体场合，另一面则指向未来，具有一种持久的、普世主义的内涵。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独立宣言随后被运用到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阿米蒂奇随后介绍了自1790年开始持续到20世纪的四次独立宣言发布浪潮，并以佛兰德、海地、委内瑞拉、利比里亚等地所发布的独立宣言为例，来说明世界各地人民是如何灵活使用独立宣言这一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的。在这一部分，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一种“原型”被拿来和世界各地的独立宣言进行比较。不过，阿米蒂奇在这一部分中所进行的，是一种“不对称的比较”，其要旨是突出一种民族国家生成的普遍模式。 《独立宣言》从一个单独的事件发展到成为一种通行全球的文体，反映出一种国际规范的建立，即通过发布《独立宣言》来建立国家主权。当下人们常常谈论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相对削弱，亦或二者之间的矛盾性，但并非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是如此。从《独立宣言》的全球化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两者之间的交互推动性。一方面，《独立宣言》显然推动了国家主权的最终确立；而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才可能进行“国际交往”，由此帝国解体→民族国家建立→国际社会形成，这样的逻辑顺理成章。更为关键的是，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普遍性、一种通行国际的现代传统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现代和全球不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一步一步建构起来的，这便是阿米蒂奇的宏大叙事。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阿米蒂奇充分发扬了思想史研究“外在”思路的优势，他继承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语境主义，并把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语境和基础拓展到国际社会，扩展至全球范围。因此，他所提出的“国际转向”，是全球思想史的空间转向，观念史轻视空间概念的问题在阿米蒂奇更为广泛意义的语境主义中得到了部分修正。另外，阿米蒂奇的“国际转向”也是一种跨学科的转型，其本身就是他进行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二)非西方与前现代的思想史宏大叙事 萨缪尔·莫因(Samuel Moyn)和安德鲁·萨特里(Andrew Sartori)在《全球史的路径》一文中认为，阿米蒂奇为全球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想观念从美国(始发地)扩展到其它地方，生成了很多进阶版本的范本[6](P16)。这多少还是带有一种思想观念从文化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的味道，缺乏新意。更何况，阿米蒂奇并没有讨论那些受美国《独立宣言》影响而发布的独立宣言究竟在何处区别于美国版，也不曾涉及独立宣言传播过程中的种种经验性细节，这一点更使其为人所诟病。在我们看来，阿米蒂奇的全球思想史实际上还是在描绘一种西方传统的建立，准确地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传统。虽然他在该书的第三章中也提到了佛兰德、海地、委内瑞拉、利比里亚等地所发布的独立宣言，但那完全是一种“影响研究”，并没有站在这些国家本身的角度思考，就像他站在美国的角度思考《独立宣言》的发布那样。所以，从整体看上去，他所讲述的仍然是一种由西方出发的全球化故事。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从非西方起源的观念是否对现代的普遍价值规范有所贡献？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思想史家尝试从其他文化的角度建构全球思想史的宏大叙事。例如，塞米儿·艾丁(Cemil Aydin)在《“穆斯林世界”观念的思想史之全球化》一文中，力图从伊斯兰文化的角度揭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性的贡献[6](P159-186)。他试图表明，泛伊斯兰主义虽然以文化复古主义的面貌呈现出来，实质上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现代化运动，是穆斯林世界的思想现代化和全球化。泛伊斯兰主义曾把全世界的穆斯林教众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关于“穆斯林世界”的跨国身份认同。这一认同具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但由于其非西方起源，如果按照传统世界史的观点，恐怕会被贴上“反西方”标签而造成对其影响力的低估。实际上，艾丁所要揭示的正是无论“反西方”或“非西方”都参与塑造了今日所见的现代和全球社会。虽然穆斯林世界的身份认同是有边界的，理论上只能对穆斯林产生影响力，但是正如全球史并不一定覆盖全球范围，全球思想史也必定不能理解为全世界的民众都用同一种方式进行思考。只要一种思想运动具备一定规模的跨国影响力，就可以按照思想全球化的逻辑来理解。 全球思想史在空间上的这种灵活性也同样适用于时间。虽然当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后，但也有很多史家会思考古代、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主义进程。如何才能让全球思想史研究远离现代化的陷阱？答案就是要把思想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叙事之间剥离开来。 弗雷德里克·库伯(Frederick Cooper)在《我们想让思想史怎样变成全球的？》一文中，建议把“全球”看作一种“长距离联系”[6](P284)，他提醒我们注意古代帝国在思想观念的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遥想一下罗马帝国时代拉丁语文学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传播；或者以梵语为基础的精英文化怎样在南亚次大陆建立起来，并传播到东南亚；又或者伊斯兰文化如何随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到达伊朗、印度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科尔多瓦，随后在13、14世纪的蒙古西征中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6](P59-80)。正如世界史是一部人类从分散、孤立走向密切联系的历史，上述思想的“有限传播”都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一砖一瓦。发生于前现代的那些具有次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主义进程，也和当代的全球化一样，并非天然存在，而是有一个建构的历史过程，因此需要纳入到全球思想史的考察范围内。儒家文化圈、梵语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等，都是一场又一场把某种核心思想扩散到更加广阔的空间范围的普世主义运动。这些前现代较小规模的普世主义运动，也同样适用于思想史的宏大叙事。 从现有的全球思想史研究观察，当前思想史书写所出现的“全球转向”无论对于改变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局限，或是回应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新命题，都具有相对积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从更加多元的时空维度上拓展思想史研究的领域，给予人类的观念形态以更加富有纵深感、互动性和关联性的阐释。 如果将全球思想史放到全球史和跨文化研究的谱系当中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不同分支学科或领域之间的深度交叉与互动。应该说，全球思想史首先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其次还需在其上叠加一个普遍性的宏观视角，以此回应全球化时代的宏大叙事需求。这里，跨文化研究在全球思想史中主要扮演了解构的角色，但它是通过建构多重主体性与多中心的方式来消解单一文化中心主义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试图重建一个去中心化的宏大叙事结构。因而，宏大叙事表现出全球思想史建构性的一面。这双重内涵可以说是当前全球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要架构特征。 同时，从学科之间的关联性来看，全球思想史也可以视为思想史与全球史的有机结合。传统思想史更多偏重于非物质性的观念研究，而全球史更擅长于把握跨区域间的物质交换。因此，这两者的结合是令人期待的。显然，思想史可以对全球史中的观念、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缺位进行有效的补充，而全球史的空间转向则有望修正思想史长期忽略空间概念的问题。当然，目前全球思想史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而与思想史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史”学界，也正积极地应对“全球转向”。 参考文献： [1][美]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M].赵辉兵，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M].台北：武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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