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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迈入移民时代的人类学 世界正处于一个大移民时代，区域移民与跨国移民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人类学主要从移民的内部层面与外部层面两个方面对移民进行研究，以期获取移民问题的更多解释。研究移民问题，不仅是中国成为强国所必需，也是中国当下所急需。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正从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中国的城市也在发生转型，从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过渡。人群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带来社会结构、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进入移民时代，而人类学将发挥更多的作用，进而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影响[6]。 人类学对移民内部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移民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内涵，对于社会外部理解移民群体的文化问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牵涉到移民的外部层面，则主要研究移民与迁入地、迁出地族群间的互动关系。推动移民问题的人类学研究，有助于完善国家的移民政策与制度，对于移民社会这一无法回避的现状，更为科学的处理国内移民与跨国移民的现实问题。 人类学对于移民的研究传统始于20世纪，伴随着工业化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过去时代相比剧烈得多的移民大潮纷纷涌入欧美各现代化国家。移民的进入不仅带来经济的繁荣与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与族群问题。针对于此，大批人类学家开始面向不同国家的移民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一研究大潮中，美国人类学家主要关注城市贫困问题、跨国移民问题、城市少数族裔问题与文化多元问题。他们的研究针对族群关系、文化涵化、社会适应、贫困、社会流动、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各类国际组织对移民的关注。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通过对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研究，于1959年出版了《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该概念认为穷人因为贫困而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拥有其独特性，进而形成了属于自身特有的生活模式，这种社会模式就是“贫困文化”。在以刘易斯为首的学者们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开展了针对移民贫困的政府运动，其最著名的标志是提出了“向贫困开战”的行动口号。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对于在美华人的聚居地——唐人街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对华人的成见，改善了华人的生存环境。美国人类学者通过对移民的一系列研究，同时推动了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对移民文化态度的转向，从之前的强制同化政策，到“熔炉”政策，再到如今的“文化多元”政策等，无不显示着人类学研究对于移民社会与移民的关怀，以及为改善移民生存环境所作出的贡献。 我国同样也不乏对于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大批涌向城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开始关注这些进入都市的新移民，“农民工”研究成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移民问题的最重要学术话题。人类学家们通过自身敏感的学科洞见与扎实的田野工作，逐渐将不同的农民工进行分类研究，揭示这些城市新移民在进入城市后的生存环境与现实矛盾，推动了全社会与政府对于这群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助，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城市新移民的处境。同时，一大群非自愿移民进入了中国人类学者的视野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三峡移民，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与细致的实地调查，完整的整理了三峡移民的一手资料，并报送相关机关，为保障移民与政策的精准实施提供了智力支持。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对广东的“农民工”怀有极大的学术兴趣，提出了“广东现代化的脚手架是农民工搭建起来”的论断。进入21世纪，笔者尝试在过去的研究中提炼出关于城市新移民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呼吁学界重视对城市新移民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并出版了《城市新移民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等著作，其中后者引起了国家主管民族工作机构的重视，之后召开了中国城市民族工作会议。 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到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转变。中国社会正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域性社会向多元复杂的移民社会转变，而中国的城市也正经历着从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型，即我们所说的“移民时代”的到来[7]。 移民时代的人类学所研究的主旨是移民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围绕城市移民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展开探讨，总结移民社会的若干特点，推动中国城市治理理念与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在移民时代中，人类学可围绕过去的经典领域或是当代的新领域进行研究:一是城市新移民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相关研究。家庭与亲属关系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不同人群在移民的过程中总是展现出或多或少的变迁状况，如由传统农村家庭亲属关系向现代城市社会的演变。通过这些研究，能够从微观的层面照见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与文化嬗变。二是研究大量移民进入之后的移民城市中的人际关系。这些研究从移民城市的人际关系变化与特点出发，由于人际关系是链接不同家庭与不同族群之间最深刻的纽带，其每一点变化都会对城市生态产生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三是移民与族群关系相关的研究。移民所带来的多元族群不同程度上的集中，构成了现代城市中多种族群来源的人口结构，移民城市在这一方面一般来说容易形成问题。如何处理移民社会的族群关系已经成为从政府到学界都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由不同地域社会组成的，不同的地域社会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大不相同，城市移民带来了他们家乡，即不同地域的文化，城市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最终“聚集地”，文化间的融合、摩擦和碰撞在这里不时演绎，相处时也不乏社会矛盾的发生与激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与理解向来有自身的学科主张，并带有独特的看法与洞见，人类学的方法对于理解移民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文化特点、进而处理文化间的矛盾与问题、促成文化和谐互鉴共存具有积极的意义。 过去，单一的、较为封闭的地域社会，主要依靠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民间规约等元素进行社会整合，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移民时代，过去传统的社会整合形式在移民时代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城市中的人群在使用过去的社会整合方法时已感不适，怎样使中国在移民时代里更好的整合社会成为了一个迫切问题。新时代多元复杂的移民社会正在快速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正发生着巨大转变，过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地域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一切都激励着人类学者们更努力地去研究，这样一个新社会到底将走向何处。因此，人类学在移民时代将会发挥其他学科绝无可能替代的作用[8]。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将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正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成为新兴的移民目标国。在北上广深等世界性大城市里，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境外交流较多的城市里，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大批国际移民的聚居区[9]。国际移民作为一个新的问题亟待人类学者做出新的贡献。 四、结论与建议 人类学是强国之学，一方面是文化多元社会治理的利器，另一方面也是走向世界立于世界之林的先锋学科;人类学是强校之学，一方面人类学是强校的基础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人类学也是大学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学是强人之学，一方面能有效帮助其国民更科学、深入地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众、企业走向世界的必修素养。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急需大量人类学专业人才深入相关国家、地区对其社会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也前所未有地亟待展开着眼世界的社会文化和人文艺术教育。但目前人类学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不太明确，不利于它做出本可做出的贡献。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于对我国发展趋势和人文社会学科建设的思考，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就曾高瞻远瞩地提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10]。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人类学在中国已日臻成熟，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已刻不容缓。 注释 1.根据2016-2018QS世界大学排名整理所得。 参考文献 [1]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9-83. [2]张小军.强国之学:人类学的学科使命[N].文汇报，2016-05-20. [3]张先清.作为大学通识教育基石的人类学[N].文汇报，2016-05-20. [4]徐杰舜，周大鸣.“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座谈会纪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5-46. [5]高丙中.建设联接中国与世界的人类学[N].文汇报，2016-05-20. [6]周大鸣.社会转型与现实关怀:移民时代的人类学[N].文汇报，2016-05-20. [7]周大鸣.移民与城市活力——一个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J].学术研究，2018(1):45-51. [8]周大鸣.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转型研究[J].社会学评论，2017(6):3-10. [9]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J].民族研究，2014(2):51-60. [10]王建民.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J].思想战线，1997(3):54-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