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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整体意识的层次性 对层次性文明结构的精细了解是解开许多历史事件之谜的钥匙，因为历史事件通常就是历史中文明要素的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被我们记忆住的历史事件尤其如此。历史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而不是某一个单一要素的运动。譬如，在古代世界里，文明与野蛮不与军事实力成正比，这导致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人类的文明整体里说，它是一个世界结构性的失衡，文明的利益分配与控制分配的手段之间没有先验的、无条件的一致性。冲突发生时，军事实力上的弱者常常采取暂时屈服的策略，这也是符合代价最小原则的行为，而弱者“回敬”则是愚蠢的举动，温和的过渡带来的好处对于弱者要大。这一点也可以类推到同一社会内部的制度性变化，一般来说，改良的效果好于革命。在由强者与弱者组成的一个系统内，弱者在一定条件下宁愿接受歧视性的约定，而不是走向冲突，这既是文明生存之道，也是文明系统的内在需要。 在世界文明系列中，中华文明独树一帜，很值得研究。就文化、社会和政治来说，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研究东方的古代历史，就如古希腊古罗马对于西方古代社会一样，这是因为无论从时间尺度、还是从空间地理所涉范围，特别是社会历史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等等方面具有相当于世界文明体系整体的某种相似性。“一百多年前，许多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大都预测中国比日本更有可能赶上西方，因为中国的各种行政管理和技术成就表明它有更强的适应现代的能力。”⑦但他们忽视了更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任何试图用在其他文明中具有高度解释力的单一要素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都很困难。因为，中华文明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并实用主义地改进了许多要素，坚持“中道”的观念让她不轻易地排斥任何有用的东西，哪怕有的东西有不好的一面。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改革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定型已经完成，即被有些人称之为“较早地成熟了”。对于任何改革，在社会结构中是寻找不到支持改革的力量的，只能在政治层面里寻找支持改革的力量，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定型的、“早熟”，从而使得政治层面里支持改革的力量难以聚集到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不能超越代际甚至更短，大跨度的改革失败可能性更大，归根结底又缺乏基础性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力量，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戊戌变法就和古埃及的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是一样的，前者虽然不是宗教性的，但是中国巨大型社会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持续性时间尺度，就如埃及宗教力量的稳定性那样，需要相当长的持续压力时间。在人民教育水平低下、思想不开放的时代，企望民众接受新思想，并成为新思想的积极有为的拥护者是不可能的。鲁迅对中国农民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情而复杂的情感，但他更加憎恨的不是农民，而是农民的塑造者。因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定型者，将中国历代的老百姓塑造成了这样的中国农民。其实印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那些声称明末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中国学者只是注意到一些与资本主义现象相似的表征，如商品农产物的出现，手工业的抬头，以及劳工之进入城市等。但是，他们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有清楚的了解，更无视这些现象与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格格不入，它们无论有多么大的发展，都难以改变后者，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力量。没有层次性的历史思维，自然难以理解中国明清制度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之根本区别了，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需要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