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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区”“三州”金融扶贫政策存在的问题 对比第三阶段中央和民族地区的金融扶贫政策, 不难发现:中央和民族地区的金融扶贫政策在无论是在主要内容还是在侧重点上都是相似的, 民族地区的金融扶贫政策略微滞后于中央, 但大体内容一致, 微调之处也多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实践中的创新”。总的来看, 由环境要素缺失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的深度贫困问题, 如涉农金融机构种类和网点少、产品和服务单一, 金融生态环境差, 金融机构资金外流等问题已被充分认识到, 并在金融扶贫政策中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然而人力资本缺失的问题无论是在中央还是民族地区的金融扶贫政策中都很少予以体现。由于长期处于深度贫困地区, “三区”“三州”贫困人群在心理上习惯了目前的状态, 且连片贫困更加强了这种心理, 导致这些贫困人群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甚至会出现一些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现象, “等、靠、要”观念十分牢固, [10]教育水平的长期低下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 此外, 现有金融扶贫政策对深度贫困人群的覆盖面不够。传统金融扶贫的对象是“有需求有能力”的贫困人群, 这类人有金融需求、有生产意愿但缺乏贷款渠道与途径, 此时金融扶贫资金可以给予其激励和信任并由此激发其内在的改变自身生活的动力。而“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群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恶劣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加上低水平教育导致能力严重匮乏。这类人群由于缺乏基础的知识技能, 可能对金融产品、贷款流程等这类最基本的知识都缺乏了解, 更不会有需求, 仅仅安于现状得过且过, 更有甚者在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后用于酗酒、赌博等, [11,12]并没有资金拿来发展生产, 改善现状。这些现象在深度贫困人群中时有发现, 但在政策中却极少体现出对这部分“无需求或无能力”人群的关怀。在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中必须认识到这部分人群的特点, 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及保障措施培养其能力和需求并保证最终需求的实现, 是可持续脱贫的基本要求。 四、 乡村振兴战略下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政策指向 如上分析, 目前“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扶贫政策的供需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 金融扶贫政策虽然考虑到了由于环境要素缺失导致的深度贫困问题, 但由于忽视人力资本缺失、政策覆盖范围不够、扶贫政策“一刀切”等问题, 导致了扶贫政策针对性不强, 制约了扶贫绩效。 深度贫困人口之所以依然存在, 往往是因为这些人群缺少脱贫的想法和勇气及必要的技能和手段。因此, 建立以增强深度贫困人群能力为方向的“赋能”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中, 金融扶贫的“赋能”优势有充分的发挥空间: 首先, 提升“三区”“三州”贫困人口就业就学金融服务可得性。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精准对接建档立卡贫困户, 深入了解贫困户的基本生产、生活信息和金融服务需求信息, 为贫困人口就业就学提供有针对性的小额信用贷款、创业担保贷款、助学贷款等金融服务。另一方面, 各类金融机构要优化在深度贫困地区的网点布局, 加快发展电子银行, 实现移动互联网发展, 进而构建起由物理网点、自助渠道、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13]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功能网络体系, 全面提高“三区”“三州”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 其次, 支持“三区”“三州”农村公共服务发展, 夯实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深度贫困人群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在下阶段扶贫中, 要特别重视对医疗卫生教育等问题的关注, 从根源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能力水平。金融扶贫要充分利用信贷、债券、基金、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工具, 引导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加强在“三区”“三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资金投入, 提升“三区”“三州”贫困地区水利水电、公路交通、医疗、教育、卫生等发展水平, 缓解城乡差距, 使“三区”“三州”贫困人口摆脱“资源陷阱”。 再次, 积极配合“三区”“三州”扶贫产业政策, 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深度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缺乏, 就业竞争力差, 最直接的减贫手段就是依赖规模化组织化的产业扶贫。所以, 要鼓励各金融机构结合“三区”“三州”各地区资源禀赋特色, 重点支持能够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的绿色生态种养业、经济林产业、林下经济、森林草原旅游、休闲农业、传统手工业、村寨特色旅游、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发展。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扩大贷款抵押物范围, 加大特色产业信贷投入, 大力发展订单、仓单质押等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鼓励通过股权和发债等直接方式融资, 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同时, 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 撬动更多金融资本服务产业发展。 最后, 尽快实现“三区”“三州”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 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信息获取能力, 降低服务成本, 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可获性, 是推进无抵押免担保的扶贫贴息贷款、小额信用贷款、电子商务等服务的基础。所以, 要深入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与创建, 不断提高贫困人群的信用意识;稳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村经济主体等的电子信用档案建设, 完善信用评价与共享机制, 完善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 (2017) 》和《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参考文献 [1] 黄承伟.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5) :5-17. [2] 安宁宁.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如何脱贫, 看看专家怎么说[N]. 中国民族报, 2017-12-01 (003) . [3] 郭利华. 以金融扶贫推动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N]. 光明日报, 2016-11-16 (015) . [4] 贾俊雪, 秦聪, 刘勇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融合的政策设计—基于农村发展扶贫项目的经验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17 (9) :68-89、206-207. [5] 张雅博, 王伟. 农村金融扶贫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J]. 金融发展研究, 2016, (11) :37-43. [6] 程联涛. 我国贫困地区区域特征及扶贫对策[J]. 贵州社会科学, 2014, (10) :114-117. [7] 耿小娟. 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及多元化扶贫开发模式选择[J]. 兰州学刊, 2015, (7) :204-208. [8] 郑长德.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 民族学刊, 2017, (6) . [9] 郭利华, 毛宁, 吴本健. 多维贫困视角下金融扶贫的国际经验比较:机理、政策、实践[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7, (4) :26-32. [10] 宋才发.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的实施及法治保障探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1) :5-11. [11] 蒋玉莲. 试论广西新农村建设中文化瓶颈的化解[J]. 社会科学家, 2011, (7) :158-160. [12] 王苏敏. 精准扶贫视域下蒙古族村落贫困问题与脱贫模式探源—以内蒙古通辽市蒙古族村落为例[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6, (5) :64-68. [13] 洪晓成. 普惠金融理论与我国农村金融扶贫问题调适[J]. 山东社会科学, 2016, (12) :83-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