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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中的媒介考古学

http://www.newdu.com 2020-04-10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曾哲扬 参加讨论

    媒介考古学在多样化的学术谱系中生成,其中包括由米歇尔·福柯权力和知识考古研究提供的灵感,沃尔特·本杰明对现代废墟的早期发掘,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电影史,以及自90年代以来各种试图在过去的帮助下理解数字和软件文化的研究。
    在媒介考古学家眼中,物质性与技术成为建构历史的核心变量。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方法,倡导将媒介作为锚点,在旧有历史中寻找当下的踪影,又将过去“复兴”为当下甚至未来所用。过去、当下与未来形成交叉的深层复杂架构,以此区别于传统历史视野的单程性、进化论等线性发展逻辑。它致力于打捞历史中的媒介要素,除了那些显性存形、大众皆知的媒介,无论是某种失落的媒介形态,还是夭折在想象中的媒介假想,甚至是诸如垃圾邮件、噪音等媒介“暗物质”均可成为研究对象。历史的节点与“深层时间”由此被挖掘、打通、形成对应关系,人类文明在媒介技术的把握下更为可见,媒介史中的“变”与“不变”也有了研究的可供路径。
    媒介考古学自诞生以来遭遇了学界很多质疑,甚至在媒介考古研究者内部也少有共识。由于各原始学科的研究边界、方法论等迥异,媒介考古学的概念、本体论、价值以及具体操作尚未形成规范,不同媒介考古学者的研究运用并不限于程式,甚至大相径庭,不同学科背景和文化背景导致他们众说纷纭、各放异彩,难以形成框架,因此媒介考古学被喻为“旅行学科”,呈现游牧状态。
    《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美]埃尔基·胡塔莫、[芬兰]尤西·帕里卡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一方面试图将媒介考古学方法合法化,另一方面倡导在多样化的学术争鸣中找寻媒介考古学自身的系统性。其包含的12篇具体研究既在理论上贴近媒介考古学本身的内核,又创新性地形成了方法操作的具体洞见,延伸出不同媒介考古思维的触角。比如,埃里克·克塔滕贝格追踪人类历史中对“虚拟媒介”的构想,找寻不同时期媒介实践的关联;杰弗里·斯克斯和托马斯·埃尔塞瑟分别从托斯克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提炼媒介理论,从广播媒介与精神本身重新理解媒介文化;草原真知子以光学玩具baby talkie的境遇变迁,观照20世纪早期的日本媒介文化与大众生活;克劳斯·皮亚斯对“玩”进行研究,获得了关于电脑游戏对人类感官、时间性等方面的形塑;温迪·秦通过捕获数字存档的健忘性,重新定义数字记忆和数字化生存;保罗·迪马里尼斯关注媒介艺术,聚焦历史叙述中遗漏的技术或者艺术实践,探索感官的得与失;尤西·帕里卡探索图绘噪音在电报时代、电话网络等不同归类中,运用于信息传输、数字文化、政治功能等方面的实践;凯西·阿尔特对软件进行考古,分析作为对象的人类被媒介化甚至成为非计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过程。他们和而不同,介入到具体的媒介样态中挖掘历史的“里”,进而观照当下与未来的文化、历史及文明。
    在媒介考古学者看来,历史蕴于媒介的深层档案里,而“挖掘历史中的秘密路径,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通往未来之路”。沃尔夫冈·恩斯特认为,与技术文化过程相关的媒介考古学既可以提供自我反思的思路,又是研究的档案对象。该书正是基于关怀历史与文明的定位统领媒介研究,它把我们带入更隐秘的场景中,这一视野也鼓舞着国内学者基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和悠久的科学文明史作出回应。该书编者在中译本序中建议,中国学者应当把本土历史上的科学成就与媒介世界重建关联,这也使得我们除了回应什么是媒介考古学,更应思考为什么是媒介考古学,它如何在欧美中心主义的“考古宣言”外提供一种中国思路,发挥中国理论的价值。
    回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华文明中具有技术文明特征的媒介数量繁多、价值巨大,青铜器、甲骨文、简牍、屏风、皮影戏、编钟等均能嫁接关系、生成意义、持存文明。挖掘、勾勒、再现媒介形态、文化与历史背后的多种交织与“自然而然”,或者对既存的媒介进行新的思维阐述,探究媒介的发生意义,将媒介或者技术的物质性视为一种“尺度”,再究其与时空、权力、人类感官、艺术实践、人类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以此获得一种全新解读的可能性。自此,媒介考古学的视野使得媒介这一概念不断衍生意义,建立了媒介与历史的对话,这又促使着媒介史被编入更大的语境之中,成为理解中华文明、理解世界的“构成”。
    媒介考古学还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当下与未来的动态思路。媒介考古学表征的技术逻辑,绝不只是单纯地运用麦克卢汉式的对历史“向后看”,其对媒介物质性的瞄准,解析了媒介衍变中从边缘到主流、宰制到离散、消失到复现等复杂情况的动因。当下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装置)、丰富开放的媒介(艺术)实践以及未来的媒介图景(人工智能等)建构,均可在媒介考古学的视野下形成“未来考古学”;媒介化的人类日常生活与感官转化、技术法则指导下的文明化过程、中华文化媒介征候的前因后果及未来走向等,均可在其指导下获得解析。
    诚然,反中心主义的媒介考古学仍然进行着它的学术“漂移”,作为一种方法上的回应,它建构了学界对彼岸的想象。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现有的研究格局,中国学界在媒介考古学的元方法上大展身手任重道远,这不仅涉及对整体思路、基础概念、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上作出借鉴与回应,也关乎具体研究路径、本土类型化研究等的实践与创新。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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