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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印的互动关系与文化交流(1937-2008) 20世纪30年代中印两国相继成立中印学会，⑩从而建立起中印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特别是中国学院还培养出了包括白春晖(Vasant V.Paranjpe)、南希珍(K.Vankataramanan)、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慕克吉(P.Makherji)、苏季子(Sujit Mukherji)和谭中等一大批印度汉学家，其中精通汉语的白春晖曾出任过印度驻华大使。因此，除了以上提及的传统东方学成果外，更多的印度学者主要是通过历史材料和政治事件来解读中印关系在古代和现代的演化发展，包括最终提出“中印大同”这一标志性概念。 1.中印之间历史与现代的互动关系 近代以来，印度和中国都先后遭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侵害，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一相似的遭际，无疑有助于拉近中印两个国家人民间的情感距离，而成立中印学会的目的就是在于，“中印两国人民，应急起联合，以图挽救，一面急应恢复两国过去之旧情谊，一面并须开创两国未来之新关系……如何联合？则在沟通中印两国文化始。如何沟通？则在研究中印两国学术始。”(11) 作为关注中印历史互动关系的学者，师觉月先后出版了《印度与中国：一千多年的文化关系》和《中国—印度丛书》(共四部)等著作，其中《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1944)从汉文佛经中梳理出印度与中国千年的文化交流现象，以及中印两个国家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改变，他说：“不求助中国如此热心保存给后代的文献，不仅是对佛教历史，就连印度文明史的各个方面都不能进行恰当地研究。”(12) 当然，对中印互动关系的讨论并不限于圣地尼克坦一地，加尔各答的《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也开始刊登有关中印在古代与现代互动关系的文章；在瓦拉腊西印度教大学校长任上的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出版了《印度与中国》(1944)一书，此书在1947年和1954年又几度再版；1932年，拉古·维拉(Raghu Vira)在旁遮普邦创办了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专门研究印中关系史，他于1933年写成了《罗摩衍那在中国》一书，而其子罗凯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在主持该院工作以后，也整理与出版了多部与西藏历史、宗教和语言有关的藏文文献；曾经担任过首任驻华大使的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在《印度与中国的文化关系研究》(1957)一书中也探讨了中印两种文明之间的历史渊源。 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对中印之间历史与现实互动关系的探讨就更加深入，如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charya)的《中国世界与印度》(2001)，狄伯杰(B.R.Deepak)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2001)、《1904至2004年的印度与中国：一个世纪的和平与冲突》(2005)、《中印关系：文明视角》(2012)和《印度与中国：外交策略及反应》(2016)，以及玛妲玉(Madhavi Thampi)的《在中国的印度人：1800-1949》(2005)、《殖民主义世界的印度与中国》(2005)和《1943-1949年期间印度驻华使节对中国变动情势的观察》(2015)等，都选择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印关系的历史演变，并对如何加强中印之间的文化互信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从中印文化交流到“中印大同” 1956年10月15日，谭云山回国访问时，在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词中说：“中国与印度，不但是世界上两个文明最古老优秀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历史最悠久长远的国家。打个比喻：我们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就好像我们两个国家中的喜马拉雅山一样……所以中国与印度，真是如我们古书所说‘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的国家。”(13)这就是谭云山倡导的中印文化交流的核心所在，即联合中印，发展出一种以互识互补为目的的共同文化，从而达成中印文化大同的境界，这一思想就体现在其子谭中的一系列著述当中，如《中国与勇敢的新世界：鸦片战争起源研究(1840-1842)》(1978)、《人鱼海神和龙：十九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1986)、《跨越喜马拉雅鸿沟》(1998)、《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1998)、《印度和中国：20世纪文明交流和震颤》(2006)、《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2007)、《谭云山》(2012)和《简明中国文明史》(2017)等。 当然，在印度还有不少学者也在其著作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考尔(T.N.Kaul)的《外交官回忆录1947-1999：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三角关系》(2000)和巴吉帕依(Kanti Bajpai)等人的《孔雀和龙：21世纪的印中关系》(2000)就认为中印同属的东方思维方式能让彼此更了解对方，关注中印两种文明的交流与传承历史，可以从中寻求到一种平衡和融通的地方，或者说用文化这条绳子能把中印文化两颗明珠串起来，进而构建起一种理想的文化状态。“中印大同”(Chindia)(14)一词是由兰密施(Jairam Ramesh)在《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2005)一书中创造出来的，该词效仿中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取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英文名称的一部分组合而成，该词一经问世就引起印度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谭中也曾提出过“中印合璧”等观点，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英文单词，而兰密施创造的这个新词就成了对应“中印大同”的英文译名。 当然，沈丹森(Tansen Sen)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无法为地缘政治中的中印关系研究提供实质性帮助，他说：“中印大同在表明支持中印团结，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互动)，或想象两国在未来的联盟，但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则避而不谈。”(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