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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氏家学传承与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温经楼年谱》不仅是研究谱主孔广林生平学行的第一手史料，其史料价值还体现在对清代曲阜孔氏家族家学传承的勾勒、刻画，以及对当时家族矛盾、气象变化、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直观记载。 首先，《温经楼年谱》以孔广林为中心，勾勒出了一幅清代孔氏家族家学传承图。孔氏家族作为“文章道德圣人家”，素以“经传诗礼”为家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与典型的示范意义。清代曲阜孔氏家族治学，恪遵“经传诗礼”的祖训，以礼学研究为重点，父子相承，并时而兴。他们将礼学研究内化于心，著书立说，由家礼而及古礼；又通过“家仪”“曲剧”等通俗形式，外化于形，以礼淑世，润泽一方。 广林的礼学研究，即因承家学。从他的祖父衍圣公孔传铎开始，便表现出对礼学的好尚。孔传铎学识广博，精通三礼，著有《礼记摛藻》等书。广林的父亲继汾，曾任户部主事、军机处行走等职，且熟悉历代典制尤其是礼仪制度，著有《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等书，不时令广林抄录研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广林因帮助父亲校刊三礼，撰成《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两书。据《年谱》记载：“先大夫将校刊三礼，予请任校雠。……予覆校之下，撰《周官肊测》七篇、《仪礼肊测》十八篇。”以此为契机，广林又陆续完成了《禘祫觿解》《仪礼·士冠礼笺》等专著，这无不得益于乃父的影响。 广林之弟广森，同样以礼学研究见长，著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等书。然而学界多知广森“受经戴震、姚鼐之门”，对其家学渊源却少有提及。实际上，广森礼学，不仅受到父亲继汾影响，而且从长兄广林处获益良多。兄弟二人当日相与切磋学问的情形，《年谱》中多有记载。例如，“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十八岁”条载：“昼执丧，夜与三弟共读《周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三十八岁”条：“自去年以来，日与三弟讨论经义。”虽然《年谱》中没有介绍二人讨论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却能从中发现兄弟二人为学之轨迹。如孔广林《吉凶服名用篇》之撰述，正是答广森礼服之问。广林在该书《续录》中谈到：“乾隆辛卯（1771），仲弟广森以所辑《礼服释名》问于予，予嘉其用意之勤，而惜其未能该洽。用是反复经传，绎注疏，通修吉凶衣服，缀为八篇，取《周官·司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之文，题曰《吉凶服名用篇》。”《礼服释名》今存，收入孔广森《礼学卮言》之中。此外，广林在《说经五稿》中多列广森之言，并为之辨析，对广森多有启益。无怪桂文灿言：“检讨之学出于博士。”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广林对广森为学的影响。 如果我们以家族为单位对孔氏父子研礼作一整体考察，就会发现，由孔继汾到广林、广森，其礼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曲阜三礼学之复兴，发端于孔继汾撰述《孔氏家仪》。他在该书序中谈到：“汾撰次《家仪》，往往以古与今互为参考。其今之克循乎古者，则据古以证之；其古之未可通于今者，则引古以申之；其今之显悖于古者，则援古以折之；惟时俗之万万不可从者，乃削而不著。非敢依回于俗，故为骑墙之见也。……苟我子孙谨修而审行之，于区区复古之苦心，庶无负焉。”通观继汾是书，正在于以古律俗，去“阴阳、释老之说”，规正礼俗，追本礼义，使乡有所守。而其中“据古以证之”“引古以申之”“援古以折之”等论述，正体现了其试图通过复兴《家礼》而回归古礼的努力。 至广林、广森，一遵孔氏家族研礼的传统，又充分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由文字训诂而求诸礼义，特别是孔广林，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古礼学的复兴之中。广林自小就研习《孔氏家仪》，因承父命校勘《周礼》《仪礼》，遂有《周官肊测》《仪礼肊测》之作，其研礼重点也正在《周礼》《仪礼》上。可以说，清代中期“以礼代理”思想的勃兴，广林是重要的践行者与推动者。广林还对禘祫、明堂、吉凶服制等古代礼制颇有研究，分别著有《禘祫觿解篇》《明堂亿》《吉凶服名用篇》，多采用以经证经的方法。古礼去今已远，理解起来自然困难，往往反复考索而不得要领。而以经证经，同时回避以己意解经，既是一种折衷的方法，又是对古礼最大程度的还原。孔氏父子感兴趣的，又不只是特定的礼仪而已，更在于明礼义而资于实用。清初“复兴古礼的潜在动机之一是重新发掘、创造一套属于汉人的古代礼仪，把自己和满人区分开来以维持自我认同”，而时至乾隆朝则完全淡去了这层含义，已经由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转化成为一种学术运动。学者间虽仍以复兴古礼相倡导，但只是重建古礼以追述先圣之意，且在礼的内容及细节上争论不休，像孔氏家族这样以矫正礼俗与时风之弊而精研古礼者，已属难能可贵了。 从孔继汾到广林、广森，他们以回归朱子《家礼》为开端，进而走向家礼与古礼的统合，从整顿风俗到对礼学的经学化诠释，而以恢复儒家古礼与圣人之意为最高理想，展示出此一时期礼学研究的脉络与趋向。 其次，对《孔氏家仪》案的补阙。关于《孔氏家仪》案，《清代文字狱史料汇编》《清代文字狱档》等史料，皆不见载。而作为该案的亲身经历者，孔广林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孔氏家仪》案”系发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文字之祸。是年，孔继戍状告孔继汾《孔氏家仪》一书“语涉悖违”，刑部会审将孔继汾遣戍伊犁，《孔氏家仪》藏板及刷印各书悉行焚毁，广林及相关族众俱被隔离审讯。孔继涑不忍其兄继汾万里奔波，遂请交罚银一万五千两代赎，才使继汾免遭遣戍之苦。而先前孔继汾因“营造虚坟”一事已自认五万两罚银，交豫工充用。黄立振先生《〈孔氏家仪〉禁毁及作者罹难经过考》一文，曾对此案中孔继汾被治罪的经过以及《孔氏家仪》一书的禁毁情况作过详细考证，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文字狱案》一文则分析了此案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及其影响，曲阜孔府档案对此事也有零星记载，但关于孔继汾、孔广森父子二人南下筹款、“死于家难”的过程涉及较少，《年谱》所载，可为补充。 《孔氏家仪》案发生后，孔继汾虽变卖产业，竭力措办罚银，然所差尚多。因此孔继汾于乾隆五十年南赴杭州，向江浙诸亲友乞援。作为此案的亲历者，广林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父继汾不幸染疾、客死异乡及弟广森奔波筹款、“死于家难”的全过程： 去冬（指乾隆四十九年冬——笔者注）十一月，有挟嫌以先大夫所撰《孔氏家仪》语涉悖逆，诬控于藩者，藩白诸抚，抚军被人怂恿，不敢决。三月，奏闻。奉旨交刑部严讯，举家凛惧。后恭闻纯皇帝有“好好的问，不要难为他”口旨，仰荷天恩，感悚无地。当事者多劝供明谗构实情，先大夫尊祖敬宗，恐累宗子，坚执不肯。仰蒙睿鉴，书中实无悖违，仅以撰述沽名交部议发伊犁。十二叔父不忍先大夫万里奔波，请交银万五千代赎，得旨：报可。 甲辰冬至、是年五月，三次交豫项三万两，未解者止凑得七千，尚缺万三千两。先大夫忧之，传谕召三弟速赴杭面议。时三弟解银未返，得谕即自汴南行。先大夫令三弟呈恳豫抚奏请展限。七月，三弟归，传谕虽请展限，总上紧筹措为要。三弟以七月四日乙巳自杭起程，先大夫即于是日感受风邪，误服生脉饮，以致外邪内秘，遂成疟痢，痛于八月六日丙午戌刻，终于梁氏宅。 ………… 三弟自甲辰冬赴汴解银，归即从先大夫赴省。乙巳春，随侍刑部。秋，送先大夫南行，还即解银河南。本年夏，又往解银，自汴赴杭，南北奔驰，心力交瘁。自杭归，中途得病，已不可支。闻讣，病益甚。十一月八日戊寅，殉先大夫于地下矣。予恸其死于家难，立主祠之左厢，岁时从食焉。 孔继汾、孔广森死后，欠银更无力偿清，幸得时任河南巡抚毕沅奏请，余银得“加恩宽免”。此案对广林的人生与治学方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年谱》所记，“《孔氏家仪》案”发生前后的十几年，广林几乎没有任何经学著作问世，转而游心词曲，借以排解心中郁结。 《孔氏家仪》案也暴露出孔氏家族内部矛盾重重。为争夺既有的利益，不惜相互告发。明清两代，衍圣公拥有一定的任官权，与孔庙祭祀相关的太常博士（秩正七品）等职，皆由衍圣公定擢。《年谱》中即有广林“应宗子命署太常博士”的记载。孔继戍之所以状告继汾，就是因为此前太常博士悬缺，欲图得此缺，但“衍圣公不允，咨补继汾之子广册”，继戍因而怀恨在心，挟私报复。 再者，《年谱》中有系统的气象资料记载。黄秀文先生曾指出：“（《温经楼年谱》）每岁还记有兖州地区（曲阜时属兖州府）当年时令、节气及运历，有近60年天文、气候资料可采。”在学人年谱中系统记载气象资料，较为少见。《温经楼年谱》每年之下先记该年节气等事，六十余年未曾间断。例如乾隆十一年、作者一岁时，《年谱》载： 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五元甲子翼火直日。二十九日丙寅巳初三刻十四分大寒。本年正月十四日辛巳寅正二刻立春。予生大寒第三日，故为乙丑金命。是年闰三月。星太阳直年，正月角木直月，元旦氐土直日。时为丙辰，亦氐土直时。二月二十八日六元甲子氐土，闰三月二十八日七元甲子箕水，五月二十九日一元甲子虚太阳，八月朔二元甲子奎木，十月二日三元甲子毕太阴，十二月三日四元甲子鬼金。 又每十年进行一次总结，兹录嘉庆十年、作者六十岁所记于后： 年前十二月二十日乙亥酉初三刻十一分大寒。正月五日庚寅午正一刻五分立春。是年闰六月。二月十日一元甲子，四月十一日二元甲子，六月十二日三元甲子，七月十四日四元甲子，九月十五日五元甲子，十一月十五日六元甲子。已上十年，凡四闰月，六十一甲子，三千六百六十一日。通前五十年，凡二十三闰月，三百六十五甲子，二万一千九百四十一日。第一六元甲子前赢五十六日，第三百六十五六元甲子得四十五日。 此外，《温经楼年谱》对乾嘉时期的重要事件，如乾隆皇帝历次东巡曲阜、王伦起义、嘉庆年间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后士人的心态，以及地方自然灾害等事，皆有详细的描述，对曲阜当地婚丧嫁娶等风俗也有直接记载，可谓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