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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负笈海外的一批中国学人尽己所能助力域外汉籍文献建设，为域外诸多知名图书馆扩大中文馆藏规模与品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他们通过对域外汉籍文献的梳理分类、撰写提要、编纂目录、揭示文献的分布与价值、制定实施汉籍分类法，极大地改变了域外汉籍文献的存在状态，提高了这些文献的利用效率，使域外汉籍文献建设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关键词：民国时期 海外中国学人 汉籍文献 扩大馆藏 整理编目 作者简介：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近代以降，汉籍文献资料建设对域外汉学及中国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伯希和在1926年10月26日的一场演讲中提到治中国学的必备条件时，就将中国书籍及目录学列为“三个方面的预备”之首，把对汉籍重要性的认识放在相当高的位置上。大力扩充、进一步丰富馆藏汉籍文献，同时加大其整理编目工作力度，是域外汉学领域十分迫切的需求。鉴于域外汉学家的汉语言能力之局限，民国时期，负笈海外留学、工作的大批中国学人，以其深厚的中国文献功底及独特的中西跨文化教育背景，责无旁贷地助力于域外汉学汉籍文献资料建设，为使之达到更高层次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人助力域外汉学汉籍文献资料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尽己所能，以赠书、购书等多种方式，为国外各知名图书馆丰富汉籍馆藏乃至建设汉籍图书馆奠定坚实文献基础。江亢虎、袁同礼、裘开明、商衍鎏、季羡林等大批留美留欧学人对此皆有贡献。 江亢虎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复杂人物。姑且不论其政治活动，就他的文化活动而言，他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有两次时间较长的旅美生活，合计长达10年，其间他为加州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汉籍文献馆藏的丰富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16年，江亢虎就向他当时任教（教中文）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捐赠了多达一万多卷的家族藏书，其中包括大量极其珍贵的古籍。此举为傅兰雅开创的加州大学汉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江亢虎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古籍收藏也有贡献。1917年，江亢虎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赠了一套4本传自其祖父的西安开成石经拓本。1920年，他在第一次旅美回国前夕，又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赠了大批清末科举试卷，其中32种印刷品和大约30种手稿来自其江家三代及其亲朋好友的科举试卷，另有16种是同治三年的进士卷。这些捐赠扩大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规模与品种。 在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赠书的同时，江亢虎还受该馆馆长普特南（George Herbert Putnam）委托，承担了为国会图书馆搜集中国地方志的重任。1917年暑假，他返国探亲，带回普特南撰写的英文公函并将其译成中文，连同自己撰写的信函，呈寄当时的北洋军阀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请求征集各省、府、厅、州、县志。他在函中极力阐释中国地方志输送美国之意义：“无费于中国而有惠于美国，倘能办到既可输进中国之文化，又可联络美国之感情，一举两得，莫善于此。”请求函件受到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如江苏省长公署接到函件后即向所属道县发出训令，称“此次请求交换志书，所派之员又为我国宿儒江君亢虎，必能广搜卷帙，为两国互输文化联络感情之导线”，要求“应准照办，候令行所属各道县，将志书径行检送该交涉员，以备交换，并呈复备。”奉天省长公署也发出训令，要求各道县“限文到五日内将最近志书送署二部，以凭汇寄”。在各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大批中国地方志输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收藏中国地方志数量最大的国外图书馆之一，这与江亢虎有很大关系。 除江亢虎外，裘开明、洪业等为建设哈佛燕京图书馆(汉和图书馆)中文馆藏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的辉煌业绩，更彰显了留美学人对域外汉学汉籍文献建设的杰出贡献。 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专门用于收藏东亚文献的场所，其中收藏的中文古籍善本以其规模大、质量高享誉世界，为众多汉学研究者所向往。该馆成立于1928年，最初主要收藏中日文资料，故名曰“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曾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裘开明先后担任“汉和文库”主管及“汉和图书馆”馆长，直至1965年退休。在裘开明等留美学人的努力下，汉和图书馆从最初的仅有4500余册中文藏书发展到裘氏退休时拥有6.8万余种、28万余册中文图书，中文馆藏数量增加了近62倍。其中不乏大量的宋元明清刻本、钞本、稿本等珍贵图书，也有成套的历代丛书、明清文集、各地之地方志等，馆藏质量很高。在此发展过程中，一批留美学人借助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为汉和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建设做出不懈努力，取得诸多成效。 一是争取经费支持。1929年4月，留美学人、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洪业在哈佛大学担任中国史访问讲师时，就建议学社董事会在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个五年发展时期，每年给予学社4-5万美元的购书经费，以保证汉和图书馆得到稳定持续的购书经费支持。此建议得到积极回应。1929-1950年间，汉和图书馆历年购书经费均在3000美元以上，其中1931-1932年度更是超过1万美元。甚至在抗战期间，汉和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也未减少，1937-1941年每年的购书经费均在1万美元之上。充足的经费为馆藏汉籍文献的扩充提供了财力保障。 二是提出购书方向与重点。洪业在哈佛任教期间与一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的美国知名学者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联名给哈佛燕京学社提交备忘录，提出汉和文库今后一段时间收集汉籍的方向和重点，应是中国地方志，以及未收入丛书的中国文集、善本、杂集等。此后，在购入汉籍过程中，由洪业、裘开明、梅光迪等留美中国学人与伯希和(Paul Pelliot)、贾德纳(Charles S.Gardner)等国外知名汉学家组成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委员会每年都要对汉和图书馆的购书原则、计划、重点等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1937年该委员会撤销后汉和图书馆又成立了基本仍由上述人员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汉和图书馆的汉籍文献建设提供意见。这些决定和意见对汉和图书馆的汉籍资料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是多渠道从中国购入书籍。在裘开明、洪业等学者的推动和支持下，燕京大学图书馆承担了为汉和文库代购汉籍的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安排长于古籍善本鉴定的专人负责采书。在他们的努力下，大批中文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往汉和图书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这一工作也未中断，相反，他们利用战乱初期时局不稳、私人藏书散出、外汇波动剧烈的有利购书时机，将北平旧书业市场出售、“汉和图书馆所缺少的一些重要书籍”大量收入囊中。之后又通过内地迁往西南大后方的多个文化教育机构为其购入抗战出版物及西南地区地方志文献等，使得抗战爆发后的几年成为汉和图书馆购藏汉籍的黄金时代。除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外，袁同礼、田洪都、冯汉骥、杜联喆等留美学人个人也都曾受托为汉和图书馆搜购过中文图书。 可以看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汉籍文献馆藏之所以成为海外汉学文献收藏机构中的翘楚，一批留美学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欧洲的汉籍文献建设中，留欧中国学人同样成为生力军。留德的商衍鎏、季羡林的工作堪称典范。 与一班民国留外学人比，商衍鎏的经历稍显复杂。他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科考探花，任翰林院编修。1905年留日风起，他又成为第一批公派留日生。留日两年归来后，任翰林院侍讲。清朝垮台后前往青岛生活，在那里结识德国驻华外交官、知名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他深厚的中国文化造诣给福兰阁留下深刻印象。1909年福兰阁返回德国出任汉堡大学殖民学院汉学教授后，为加强汉堡大学的汉学力量，便邀请商衍鎏前往工作。1912年，商衍鎏应邀到汉堡大学任教。在旅居德国的四年时间里，商衍鎏一方面为汉堡大学东亚系学生讲授汉语，为汉学教师讲授《列子》等高级汉学课程；一方面积极参与福兰阁的中国语言文化系的筹建工作，其中所做的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受福兰阁委托，主持采购中文图书，以充实汉籍文献馆藏。在充足的经费支持下(汉堡大学董事会特拨两万马克作为该校中文文献经费)，商衍鎏以深厚的古文献功底大手笔将《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一大批明清古籍纳入采购清单，使汉堡大学汉学图书馆购入大批极有价值的中文图书，一些珍本至今在中国国内都难觅得，为汉堡大学乃至全德国的汉学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为此，福兰阁称赞他“是一位知识极为丰富又最可信赖的中国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商衍鎏之子商承祚后来也追忆其父为汉堡大学汉籍文献建设做出的贡献：“广集汉儒籍，建立德国第一间汉学研究中心，至今为德国所乐道。” 季羡林也为德国的汉籍文献建设做出过贡献。他1930年代在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曾担任该校汉学研究所的中文讲师，那里的图书室是哥廷根大学收藏中文典籍的地方，所长哈隆教授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很有造诣的德国汉学家，对中文文献建设非常重视。在他安排下，季羡林在一段时间里承担了为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订购中文古籍的工作。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为整理这些图书，季羡林还“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芒。”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由于收藏汉籍丰富，“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遂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重地。季羡林为建设这一研究重地做出自己的贡献。 20世纪上半期，域外汉学研究有飞跃式发展，其中汉籍文献资料馆藏的大规模增加起了奠基和关键性作用，而一批海外中国学人在这一历程中发挥了独特贡献，堪称功德无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