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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人能在域外汉籍文献建设方面做出显著业绩，在域外汉学史、图书馆发展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 20世纪上半期，随着西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海外扩张的需要，加强汉学研究尤其是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内在需求。特别是二战前后，国际局势大变化，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关注、了解、研究远东局势特别是中国问题，更进一步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家战略。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研究，首先要了解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以欧美为中心的域外汉学迎来大发展的契机，这些国家在汉籍文献资料建设这一重大基础工程上投入巨资，延揽大批学有所长的海外中国学人，为汉籍建设出力。无论汉堡大学聘请商衍鎏为其搜购大批珍贵汉籍，牛津大学等欧洲学府接受王重民、向达等中国学人作为交换馆员为其整理敦煌文献和为中文书编目，还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中国学人为其搜罗地方志等汉籍文献、整理编撰各种目录书，汉和图书馆等东亚图书馆制定实施汉籍分类法，恒慕义、魏特夫等美国知名汉学家招募数十位留美生为其编纂《清代名人传记》、实施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提供资料整理方面的帮助等，都是西方汉学、中国学大发展需要汉籍文献建设先行的产物。这一背景为海外中国学人助力域外汉籍文献建设提供了重要舞台。 从海外中国学人方面来说，中外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互补的观念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支撑其助力域外汉籍文献建设的精神动力。在他们看来，两次世界大战固然暴露出西方“重物质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和以自我无限扩张为特征的极端利己主义等“现代文明之弊”，但其文化观念的核心“自由精神”及个体本位的文化伦理观仍是值得推崇的，其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及物质文明成果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同时，中国文化的“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也不能轻易灭弃，这些东西是世界整体知识与成就的一部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既可以看作西方文化的参照物，也能够帮助西方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中西文化完全可以互补、互鉴。正是这种对中西文化的清醒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成为海外中国学人助力域外汉籍文献建设的文化自觉。江亢虎所说汉籍入美“既可输进中国之文化，又可联络美国之感情”，商承祚称颂其父商衍鎏助力汉堡大学汉籍建设“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起了开创之功”，讲的都是这种文化自觉。 此外，20世纪上半期的海外中国学人具备助力域外汉籍文献建设的独特优势与条件。相当一批海外中国学人是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浸染成长的，在国内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所具有的中国文化、古文献及目录学等方面的深厚学术素养为其在域外汉籍文献建设舞台上大显身手提供了现实可能。民国早期的旅外学人如商衍鎏是前清的探花，江亢虎生于传统仕宦之家。他们助力域外汉籍建设之工作可谓驾轻就熟。就是民国中后期出国的袁同礼、裘开明、吴光清、邓嗣禹、刘广京等人，早年亦大都毕业于中国高校，系统接受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有的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包括古籍在内的中国文献非常熟稔。因此，他们能够承担起整理、编目域外汉籍的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一批海外中国学人在国外接受了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教育、训练，这为他们后来在汉籍文献建设领域成为领军人物插上有力的翅膀。如袁同礼1920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1923年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裘开明1924年作为中国图书馆界留美生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院进修图书馆学，1933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吴光清1930年起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获图书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是中国早期取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少数学者之一。这些海外中国学人既系统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教育，又有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系统训练，他们有能力在海外承担起整理出版大量汉学文献书目、制定实施汉籍图书分类法的重要工作。民国时期海外中国学人对域外汉籍文献资料建设的贡献，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光彩篇章。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