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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的再认识与反思 人类学家Richard B﹒Lee和Irven DeVore在《Man the hunter》中提道，狩猎与采集描述为在近200 万年中代表了99%的人类文明史，是人类最原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生活方式。到目前为止，猎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所拥有过的最成功、最持久适应自然界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于狩猎引发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一般认为，人类的过度捕杀会造成野生动物的减少；而许多资料却证明众多狩猎民族都有不许猎杀超过本部落必要肉类供给所需要的更多动物的规则。比如，猎人和采集者已经考虑到通过预防措施来减少自身的生存危机。研究非洲森林民族的专家恩布（Turnbull） 甚至肯定：“猎人是最好的自然保护者，他们清楚地知道，何时何地他们可以拿走什么，拿走多少。”而来自更多不同地区不同族群，诸如蒙古游牧部落、印第安人的个案证明，实际情况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麦卡锡和麦克阿瑟关于澳大利亚狩猎社会的研究表明，一旦有了足够的食物，狩猎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停止工作。萨林斯认为，狩猎经济的生产模式中可用劳动力中相当一部分是多余的，这套生产体系不是去追求盈余，尽管这对它是绰绰有余的。因为“狩猎采集者并未刻意压制自身对物质的‘追求’；他们只是未及形成此种欲念”。 与现代社会把“占有”塑造成幸福的要旨不同，独龙族社会的文化要义是生存而不是占有。不同的社会在“生存-占有”这个基本问题上有着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在任何经济文化类型的社会中，都得通过人的劳动将资源转化成食物、生产工具或其他物品。这一过程，用经济学的术语称为：生产活动。如果把其视为任何民族社会的一个基础性活动，那么与其相关的劳动动机、劳动强度、食物分配等等要素因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显示出巨大差异。对于“人们为什么不得不劳动”，并且有的经济文化体系确实在鼓励或规范其社会成员自愿或不得不付出更多劳动方面卓有成效，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往往所做的比其实际所需更多。那么，人类所有社会的劳动动机都是一致的么？“人是消耗最少的必要能量来换取最大限度舒适的探索者”“经济理性”等论说曾经一度在某些社会中得到承认或追随。然而众多的人类学研究表明，获利动机并不是在所有民族社会中普遍盛行的唯一目的。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并非是或不可缺的，有如安享闲暇的布须曼人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芒各栗子，我们为什么还要种地？”马歇尔·萨林斯综合世界各采猎经济的资料而得出的判断是：“每人每天投入获取与准备食物的时间平均是四至五个小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持续工作。生存的追求是高度闲歇性的”。理查德·李也曾指出：“比起许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昆桑人花费更少的时间在生计上，而有着更多的闲暇陪伴家人。比起其他社会的男人，昆桑父亲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昆桑人所食用的野生植物果实和根茎的物种达105种，他们正是依凭于多样性的食物，即便在旱涝严重的季节，也保证了基本的营养需求。其中作为其基本保障食物之一的晋豆，就被美国科学院视为世界上最有前景解决粮食匮乏问题的36 种植物之一。有关采集-渔猎社会的研究也表明：这些族群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但他们却并不贫困。他们宁愿饿着肚子也不要辛苦地培育动植物。 从狭义上来说，在独龙族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中采集与渔猎二者并不是生产性的，它们的生存根基在于直接立足自然生物循环周期的基础上，仰仗大自然的丰厚馈赠而得以世代延续。如果说采集与渔猎经济的产出是即刻性的话，那么生产性种植则突出了延时性与平稳性。独龙族的生产性种植展现着一种与所有以改造自然为基点的生产样态，即低度生产。如果我们承认刀耕火种所维持的低度生产水平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实际生产量都低于其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刀耕火种就是在独龙族采集、渔猎这两个高风险经济活动背后所设置的一个可靠的安全阀。 以上分析首先表明：独龙族的生计，是由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所合力构筑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要以所谓传统农业社会的词语是不足以描述独龙族的社会生活样态的。或许，对独龙族社会的误读正是始于简单地斥之为“传统农业社会”。我们应该看到，人类的一切创造获得都紧密地连接着两个端头：一是各具特色的资源禀赋的自然基础，这是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物质之根，正是基于此，存在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类型，并非千地一貌、千人一面，而是呈现出内容纷繁的多样性差别；而另一头则是人类主动性或主观性意义上的产物——文化。可文化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在于，它并非朝夕瞬变的东西，而是一种历史的沉积，也正是依凭于它，人类社会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具有不同历史和民族特点的多样性的经济行为与生存选择。具备了多元化、多样性的视野，我们就会深切地理解，现代性对高效、标准、有序与同质化的追求，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存在并非是一个替代关系，甚至也不是一种所谓“相互补充”的关系，而是要倾尽全力去理解多样性对人本身的生存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以此来获得对现代性进行自我反思及其对现代性的弊病实施切割的切入点。当单向度的视角与选择对独龙族的独特的经济文化类型实施了有效的遮蔽甚至是无情地贬斥后，致使我们今天帮扶独龙族乃至他们自身谋求变革的许多努力，往往陷于事倍功半的境地。 其次，如果我们认同“由于采集狩猎的生计方式是人类最为古老，而且可能是最为成功的适应”的话，那么对于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的认识，还应厘清这样的事实：人类历史上早期的采集- 狩猎经济活动可能普遍存在于各种环境类型之中，其分布并非现今的边缘格局；不能用“单一直线型”的认识基点把凡不同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都贴上了“原始”“野蛮”“落后”“低效”的诸多标签。历史资料与田野分析向我们展示了，独龙族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虽然不同于我们主流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活模式，但它与我们就并存于同一时空。并且对我们蕴含了深刻的启示：不同民族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并非人类社会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而是应该看到，它们或许是在同一时空中的不同存在的表达，是经济在与特定文化情景的特定结合。更进一步看到，不同区域与民族的人们在生态、生产和生活各方面所拥有的各种高度的智慧与能力，构成了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同经济类型与生活模式存在的根本性意义，就在于它以多样性的存在，为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它为攸关人类存亡的生存适应的主动性选择铺筑了最坚实的基础。这种与现代经济模式大相径庭的经济文化类型，对反思我们自身生活模式所具有的合理性基础，以及对人类未来的选择所具有的启迪性意义，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地认识。 独龙族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立足基点的特殊性：它不是占有，而是生存；它不是生产，而是充分接受大自然的馈赠。这种在文化基点上的巨大差异，蕴含着“低度生产”“不过度攫取”等不同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理念。而不管是采集、渔猎还是刀耕火种所呈现出来的，与自定居农业以来、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积极生产”不同，它们表现出的是“低度生产”，但却展现出“初步丰裕而闲暇”的社会样貌。这一体系的立足点并非是改造自然，相反，它是立于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的基点，来获取更为便利的生产条件。它展现着一种与所有以改造自然为基点的生产体系大相径庭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完整的生态系统知识，也正是在与我们大相径庭的经济行为的选择中，独龙族的整个社会经济展现为一个其组织结构具有内在变化的动态系统。采集-渔猎-刀耕火种三者从技术选择和资源基础的角度上看，它们其中的任何一种生计模式都具备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可独龙族在漫长的生计抉择中却没有让它们哪方一足鼎立，独立支撑起独龙族的社会经济生活，而是充分运用生态智慧来维系三者稳定，建立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多元经济体系，这其中透露着对多样性的尊崇，正是生计多样性的保持，才使得独龙江的生态相对在一个既定的地点中长久地处于物质交换与能量转换稳定循环中。独龙族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蕴涵了一个颇为深远的贡献在于：人类共同体在生存与延续过程中，一个不可扬弃的重要因素就是生态环境。因此，生态的多样性衍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多线性，多样性的存在以及变化的多向度和多线性正是生命进化之基。 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概念以其复杂的内涵而展现出极大的迷惑性，但其深层所展示的是一种榜样效应，其内核是已被意识形态化扭曲了的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所具有科学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的双重身份，对于前者来说，并不会把人导入“使任何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占有优势”的幻想，其所强调的是断裂、差异、多样性以及适应的两重性含义；而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却把方向转向了连续累积的单一直线、进步的不可逆性，由此奠定了二元关系的初步构架。由于对在科学本意上的进化论进行语义的剥离与意识形态化后，形成了与“社会进化论”缠绕、混淆的现实状况。达尔文本意上的进化论被泛化、运用于社会形态、经济文化类型或者知识分类时，展现出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读、误用已经深深地嵌入于社会价值系统之中。进化论的产生正是殖民扩张之时，“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形成了相互映照，并为“欧洲中心论”提供了某种类似“我者”的话语权。西方人所创造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成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程与经济态度确定了新的概念用语。在对“现代化”的研究中，丹尼尔·勒纳认为：“在所有发展中社会里只有一种现代化的过程——不论这些社会的人种肤色、信仰、气候如何，不论其历史、地理、文化如何。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是欠缺了现代化就无从支撑的发展过程。”显然，这一论说凸显了其浓厚的单一进化论的色彩，承载着一个普遍的预设前提，即不论何种社会，不论有何差异，其发展都要经历一些趋同的变化。“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当英国凭借其在14世纪初就开始推动的商业扩张，继而以18世纪首发于纺织业的技术革新所带动的产业革命，工业化被视为现代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发展概念从一开始就深蕴着对产业革命所开创的现代社会膜拜之情。可以说，英国的产业革命成功塑造了一个以工业来替代农业的榜样。尽管发展概念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进化论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是以对小农经济的质疑与改造来实现现代化，似乎已经成为共识性的铁律。“在不同的政治标签下，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不论是以市场的自发力量对小农进行经济掠夺，还是以国家的主导力量实施对小农的挤压，无一例外地都是把‘以农业培养工业’视为发展的首要原则；无一能摆脱这种发展方式的羁绊。”在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发展观的指导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成为一种基本公式，在这一基本公式之下，造就了农业与工业、粗放型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等许多变形表达。在实践层面上呈现出，一方面以改造传统农业为工业化进程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以精耕细作农耕经济对部分地区的刀耕火种等粗放农业进行的改造的双重进程。 在科学本意的进化论基点上可以看到，单一直线型的发展取向，实质是把人类的生存适应导向了高度特化的方向，基于这种单向性，无论是不余遗力的推崇，还是无望的抵制，都是不足以取的。而不同经济类型与生活模式存在的根本性意义，就在于它以多样性的存在，为整个人类的生存进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为攸关人类存亡的生存适应的主动性选择铺筑了最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还能记起镌刻在德斐尔神庙上的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从而认识到你知所知微乎其微”，从认识论的角度坦承了人尚不能认识一切、控制一切、改造一切，那么，不同民族所拥有的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活模式，不论在历史的某一特定阶段是居于主导，还是已沦为边缘，在人类未来与某种存亡危机相遇时，就会以其差异性的存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潜在的或可能的选择机会。这也就是多样性或文化相对论所能贡献的最根本的意义和最大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