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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饮酒是非洲社会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伴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变迁，非洲社会的饮酒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并且日益成为新兴的非洲城镇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由于英国长期奉行非洲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因此各殖民地政府严重依赖酒类进口的关税收入。与此同时，按照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心智尚未成熟”的非洲人饮酒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各殖民地纷纷出台禁酒政策，试图对非洲民众的饮酒活动实行严格管制。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民众饮酒消费问题上的矛盾立场，充分反映出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所面临的内在悖论。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的禁酒政策，非但未能有效遏制殖民地民众的酒类消费，反而激起非洲民众的持续反抗。到20世纪中叶以后，反禁酒斗争成为非洲民族主义力量争取大众支持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英属非洲殖民地/禁酒政策/殖民统治/城镇化/休闲娱乐史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化视野下英国消费社会兴起与变迁研究(1700-1900)”(16BSS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非洲史。 饮酒是非洲社会传统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西非地区，酒类是跨大西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殖民征服非洲的过程中以及殖民统治建立初期，酒类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伴随着殖民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剧烈变迁，饮酒消费在非洲社会变得愈益流行。按照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心智尚未成熟的”非洲人不会自我约束，倘若不对他们的饮酒消费加以限制，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纷纷出台禁酒政策，试图对非洲社会的饮酒行为加以管控，这构成殖民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然而，非洲社会并非殖民地政府禁酒政策的被动接受者，非洲社会内部围绕着饮酒权问题发生激烈分化，年长者、年轻人和妇女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尤其是新兴的非洲精英阶层日益强调自身的饮酒权。通过研究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民众饮酒消费，以及政府禁酒政策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20世纪上半叶的非洲社会变迁，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殖民主义的复杂性质与影响。 非洲史学界关于非洲饮酒史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最初关注殖民地政府对于非洲人饮用和获取“欧洲”酒类的控制问题，以此揭示殖民者的诉求变化，试图通过研究酒类贸易、非洲民众酒类消费以及欧洲殖民者的限制和规范，从而考察殖民统治在非洲大陆的历史演进；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相关研究强调非洲人抵制殖民地禁酒政策，欧洲酒类的销售以及“传统”酒类的酿制、销售和消费成为非洲社会与殖民者之间激烈争夺的领域，这些研究揭示出英国殖民者希望通过禁酒政策实现对非洲城镇空间和非洲劳工的控制，而非洲男性劳工和妇女则对此提出挑战，由此反映出殖民统治的力量脆弱性和内在悖论；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研究者开始将饮酒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强调非洲饮酒文化的历史延续性以及非洲社会能动性，关注非洲社会内部围绕着饮酒权问题所发生的激烈冲突。③在梳理先行研究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介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饮酒消费的深刻变化，然后探讨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禁酒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最后着重讨论禁酒政策的成效以及非洲社会的反应。 一、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饮酒消费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社会有着生产和消费酒类的悠久传统。19世纪末以后，随着殖民统治逐渐确立，新型制酒技术的推广，以及酒类生产日益商品化，非洲社会的饮酒消费发生深刻变化，饮酒愈益流行并成为城镇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殖民时代非洲社会饮酒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与当时非洲社会的剧烈变迁密切相关。 1.非洲社会的饮酒传统 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着悠久的饮酒传统。不同的非洲社会使用各种果实和谷物来酿酒，例如东非和西非的棕榈酒、大湖地区的香蕉酒，埃塞俄比亚的蜂蜜酒(tejj)，以及南部非洲的玉米酒或者高粱啤酒，这些酒类的酒精含量相对较低。酒在非洲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常用于婚姻、节日和娱乐活动。获取酒类的权利与社会等级密不可分，在大多数非洲社会，饮酒是年长者的特权，而年轻男性、妇女和奴隶的饮酒权受到严格限制。酿酒通常是由非洲的妇女们完成的，但是年长者有权决定饮酒消费者、饮酒量及饮酒场合。在东非的马赛人社会，直至20世纪初年轻男性和妇女一直被禁止饮酒，饮酒成为年长者彰显自身权威的重要方式。④与之类似，在前殖民时代的北罗得西亚，非洲妇女酿造各类谷物发酵啤酒，用于家庭消费和缴税，也用于仪式和社交场合。在前殖民时代的黄金海岸南部地区，男性年长者禁止女性和年轻男性饮酒，他们把酒与祭祀仪式联系起来，相信酒是与神灵和祖先交流的媒介。 除了传统的土酿酒，蒸馏酒也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进入非洲大陆。自从奴隶贸易时代以来，包括杜松子酒、朗姆酒和威士忌在内的蒸馏酒进口迅速增多。相比于非洲传统的土酿酒而言，蒸馏酒不仅酒精度数更高，而且可以长期保存和长途运输。蒸馏酒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恒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奴隶贩子有意推动西非沿海地区民众对于廉价酒的喜好，因为“朗姆酒比盐更容易运输”。⑤在西非开始使用银币之前，杜松子酒和朗姆酒成为重要的市场交易媒介，19世纪初的一位非洲酋长评论道：“火药、玻璃珠和白兰地，这是我们想要的；而我们可以出售的只有男人、女人和儿童。”⑥奴隶贸易时期，西非地区的酒类进口额相当于奴隶贸易出口总额的5％至10％。⑦工业革命改变了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奴隶贸易逐渐被“合法贸易”所取代，而酒类贸易仍然得以继续。欧洲商贩甚至认为，倘若不用进口酒作为交换物，非洲人将不会生产任何用于出口的原材料。由于数世纪的杜松子酒进口贸易，杜松子酒在西非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结婚、命名、葬礼、年长者聚会、缔结和约或者祭祀都会用到杜松子酒。这些进口的蒸馏酒成为酋长和年长者的身份地位象征，并且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交换商品和服务的重要媒介。杜松子酒作为财富积累方式，在商业谈判或者法庭罚款时时常作为抵押物。非洲传统医药也常常使用杜松子酒，与草根类药材搭配起来治疗疾病。在伊博语中，进口酒被称作“包治百病的良药(ogwo nnu oria)”。⑧ 2.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社会饮酒的重要变化 第一，面向城镇、港口和矿山的非洲劳动力流动推动了饮酒流行。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推动下，非洲城镇化迅速发展，大量非洲人由农村涌入城镇、矿山和港口。例如在西非的黄金海岸南部地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为非洲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年轻男性由农村向城镇地区大规模流动。这一城镇化进程推动非洲社会发生剧烈变化，为殖民时代酒类消费创造了重要条件。年轻的非洲男性用劳动和贸易赚来的金钱购买进口酒类，绕过了非洲酋长和年长者的社会控制机制，尤其是有关饮酒场合和条件的规定。年轻男性赚取现金的机会日益增多，他们摆脱了乡村年长者的管束，相对自由的饮酒娱乐活动在城镇中逐渐兴起。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部非洲，钻石和黄金矿业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迁徙重塑了非洲人的酒类生产和消费模式。在金伯利、金山矿区、德班，以及数十年后北罗得西亚铜带城镇的兴起过程中，城镇雇主普遍将提供酒类作为招徕非洲劳动力的重要手段。 第二，殖民时代社会变迁所提供的新资源和新机会强化了酒的经济与社会功用。到19世纪末，包括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和朗姆酒在内的“贸易烈酒(trade spirts)”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在西非殖民地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当时非洲殖民地商品经济较为落后，很难针对非洲人直接征税，因此针对酒类的进口税成为殖民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来自欧洲的进口酒，尤其是来自德国的贸易烈酒，成为很多非洲殖民地统治体系赖以建立的关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初，南尼日利亚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用于购买进口酒。尽管1885年柏林会议对于面向非洲的杜松子酒贸易施加限制，但是并未取得太大成效。酒类贸易对于西非殖民地政府收入较为重要，例如拉各斯关税收入占1892-1903年殖民地收入的84.4％，而进口酒占总进口额的10％，却占关税收入的67％。⑨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日益依赖荷兰杜松子酒和其他蒸馏酒进口税收入，在英属西非殖民地有些年份甚至达到政府收入的30％～40％。⑩酒类关税收入占到尼日尔沿海保护地(Niger Coast Protectorate)年度收入的四分之三，拉各斯的三分之二，南尼日利亚的一半。 第三，殖民地政府将酒视作征税以及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早在殖民征服过程中，酒类已经扮演了重要作用。19世纪60年代，汉宁·斯皮克(Hanning Speke)和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这两位英国探险家利用香蕉和红薯为东非当地统治者酿制蒸馏酒，这是蒸馏酒引入东非地区的开端。(1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和德属东非军队大量雇用努比亚士兵，这些士兵及其家属酿造的“努比亚杜松子酒”开始在整个东非地区广泛流行。(12)1884-1885年柏林会议召开时，酒类成为西非地区贸易的重要货币形式。到1885年，杜松子酒在拉各斯取代贝壳而成为流通货币，并且成为沿海地区重要的贸易媒介。英国殖民者和商贩将烈酒视作推动殖民地出口贸易的重要媒介，一位英国议员评论道：“倘若不把一瓶杜松子酒放在土著面前，他们是不会生产出适量的棕榈仁……酒类为这些人提供了获得橡胶和棕榈油的动力，如果没有酒，他们不会这样做。”(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