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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属非洲殖民地禁酒政策的出台背景 殖民地政府迫切需要酒类进口税，一些英国企业也从非洲的酒类贸易中获益，它们声称酒类贸易是“合法贸易”必要的伴随物。尽管如此，饮酒问题早在殖民统治之初就引起英国殖民者担忧，一些殖民官员、禁酒团体和基督教传教团积极要求英国殖民政府推行禁酒措施，这些禁酒政策反映出英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观念，同时也是英国本土经济利益诉求的体现。 1.英国殖民者的种族偏见 基于种族主义偏见，英国殖民官员时常担心醉酒的非洲人同殖民地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抗，从而造成社会失序。英国殖民官员试图对非洲社会的饮酒文化加以限制与改造，并将此视作殖民主义“文明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感到不安，而烈酒成为这一担忧的重要来源，因为担心“文明进程与道德败坏是相伴随的”，酒精作为“现代性的精髓，是非洲人无法吸收的”，而酒类贸易将导致“无知土著”的堕落。(14)一位禁酒主义者写道：“(酒类贸易)这一恶魔与英帝国发展并存。当我们取得殖民领地、保护地或者势力范围时，走出去的不只是传教士，还有商人；首要的贸易商品通常是酒……未受教育的土著人口很容易接触到这一危险，酒堪称是道德败坏之源。”(15)禁酒运动倡导者将奴隶制和酗酒视作“民众的双重压迫者”，他们认为对于非洲人来说饮酒要比奴隶制更糟糕：“奴隶贸易导致非洲人口流失，而饮酒破坏的是非洲民众及其子孙后代的灵魂和身体。”(16)卢加德勋爵激烈批评道，酒是一种“没有实际价值的进口商品”，因为它消灭了非洲人对于其他商品的需求，尤其是英国商人可以供应的纺织品，并且阻碍非洲的“文明开化”，因为它将影响到非洲人勤劳节俭习惯的养成。卢加德勋爵担心饮酒会使得“下等阶层”有胆量同殖民秩序对抗，他还担心饮酒将会导致非洲人“堕落”，而“堕落的非洲人”无法生产质量较好的出口产品。(17) 英属非洲殖民地普遍试图通过酒类出口许可以及酒类销售时间限制，从而避免酒类销售对于殖民地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在英属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白人移民将饮酒权视作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象征，这在发展迅速的矿区城镇表现得尤为明显。白人移民雇主认为，倘若不对非洲劳工的饮酒行为加以干预，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非洲人将无法正常工作，并且还会威胁白人的安全。白人尤其担心饮酒将会使得非洲人在性关系方面变得极具侵略性，而白人妇女则会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二战”期间，很多白人移民不断向政府报告非洲人的酗酒行为。“我完全赞成禁止土著饮酒”，一位南罗得西亚土著专员表示：“倘若允许这些土著随意饮酒，他们将会彻底丧失道德。欧洲人和土著人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妇女也变得不安全。这些土著劳动力将会变得很难让人信任，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终将变成堕落的人种。”(18)1893年，开普殖民地饮酒法委员会发表了针对非洲人饮酒的观点，其中提道：“欧洲人和土著在饮酒方面的区别在于，欧洲人中间只有一定比例的人会酗酒作乐；但是在偏远部落里，整个土著社会，不论是酋长首领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经得住酒的诱惑。”(19)按照殖民者的观念，非洲人缺少抵御酒类诱惑的能力，因此必须保护他们免受酒类的破坏性影响。 2.英国本土禁酒团体的积极推动 英国本土的禁酒主义者强烈谴责面向非洲的酒类贸易。英国的禁酒运动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尽管并未取得显著成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对于酒类的态度。英国禁酒团体通常与教会有着密切联系，其中一些较为激进，它们尤其反对杜松子酒对英国工人阶级身心健康造成的损害。(2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反烈酒贸易运动于19世纪80年代兴起，土著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和土著种族和烈酒运输联合委员会(Native Races and Liquor Traffic United Committee)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很多英国教士以及在非洲宣教的传教士，也包括很多普通的基督徒。反烈酒贸易运动试图动员公众来影响政府政策，它批评输送到西非的杜松子酒和朗姆酒对非洲人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并且声称烈酒贸易导致非洲土著民众普遍的“酗酒”和“懒惰”。它主张通过政府立法或者高昂的进口关税来取消酒类贸易。以约翰·肯纳韦(John Kennaway)爵士为代表的英国议员也批评新建造铁路推动非洲内陆地区的酒类贸易，并且对于“合法贸易”和非洲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21)土著种族和烈酒运输联合委员会认为，将“朗姆酒和杜松子酒文明”强加到非洲土著身上，将会导致非洲土著人口的道德沦丧与身体羸弱，并且严重阻碍殖民地贸易和经济发展。 曼彻斯特商会(Man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作为英国棉纺织业利益的代表，也对非洲酒类贸易提出严厉批评。德国为英属西非殖民地提供了一系列廉价商品，尤其是控制着酒类贸易，占1860-1899年尼日利亚年度进口额的50％。到20世纪初，德国在贸易烈酒方面占据特殊地位，在英国国内对于英德贸易竞争极为警惕的情况下，曼彻斯特纺织商贩反对西非殖民地继续从德国进口“贸易烈酒”，因为这对于英国在西非地区最主要的出口物棉纺织品造成严重冲击。曼彻斯特商会相信，殖民地从英国以外的国家大规模进口酒类，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有限，反而会“导致合法贸易消退，因为土著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宁愿花钱买酒喝，而不是购买商品”。(22) 3.基督教传教团和非洲社会群体的鼓动 基督教传教团对于禁酒观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同的清教派别都主张非洲基督徒应当完全戒酒，由非洲人领导的独立教会也强调戒酒的重要性。欧洲传教士对非洲人的认知发生重要改变，从最初将他们视为“野蛮人”，转而认为他们是“亟待救赎的负罪之人”。正因为如此，欧洲传教士将饮酒视作一种罪恶，并开始呼吁停止酒类贸易。(23)批评者谴责道：“一个基督教政府，它的税收来自于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力量。饮酒甚至构成政府收入的最大部分，难道说这是值得称道的吗?”(24) 早在殖民征服过程中，一些非洲领袖强烈抵制欧洲殖民者将蒸馏酒输入他们的领地。例如，早在1854年，莱索托国王莫舒舒(Moshoeshoe)就强调传统谷物啤酒是健康而有营养的，而“白人的烈酒如同烈火一般”，并下令在王国范围内禁止蒸馏酒。(25)茨瓦纳人首领卡玛(Khama)和巴罗策兰(Barotseland)的首领勒瓦尼卡(Lewanika)也强烈反对蒸馏酒的传入。在英属西非殖民地，阿散蒂人和沿海的阿坎人(Akan)和加人(Ga)也存在禁酒观念，他们认可在宗教文化框架之内饮酒，强调饮酒应当适度，酋长和年长者们要求禁止价格低廉的进口酒，并对土著酒类销售实行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年轻人饮酒。随着19世纪黄金海岸传教活动的展开，西式禁酒协会开始出现。它们批评随意放任年轻人饮用杜松子酒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将会使得这些年轻人拒绝承认酋长和年长者的权威，过度饮酒甚至会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能力。 4.当时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按照当时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观点，饮酒在非洲乡村社会是一种健康的娱乐休闲活动，而城镇化以及农村社会关系瓦解则使得饮酒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在1932年有关德兰士瓦北部的波罗波多人(Balobedu)酒类生产和消费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艾琳·克里格(Eileen Krige)声称农村环境中的社会控制和实际限制有效遏制了过度的酒类消费，而城镇化进程使得这一社会控制机制遭受破坏。20世纪30年代，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有关金山矿区非法饮酒问题的研究认为，非洲人饮酒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新的城镇居民在摆脱了“部落习俗”的限制之后，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的非洲人都无法控制饮酒量，因而需要殖民政府干预。(26)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为殖民政府的禁酒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