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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属非洲殖民地禁酒政策的社会影响 殖民地社会的饮酒历史，反映出殖民者改造和控制非洲社会的意图。与此同时，围绕着酒类生产和消费的日常斗争，酿酒者与警察之间的激烈冲突频频爆发，更是反映出非洲社会对于国家干预的抵制。禁酒政策不只是殖民统治工具，而且成为被殖民者抵抗的重要对象。 1.禁酒政策的实际效果 禁酒措施的实施过程充分体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激烈冲突。在殖民地内外有关非洲社会饮酒消费问题的争论中，人道主义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殖民统治阶层内部在酒类法律法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存在较大分歧。在西非殖民地，从酒类贸易中直接获益的英国商人认为，杜松子酒价格低廉，容易买卖，并且价格相对稳定，因此一直是同西非贸易的最有利可图的经济联系，他们获得殖民部和西非殖民地总督的支持，极力回避酒类贸易的道德问题，而是关注于禁酒的实际困难。在南非金山矿区，矿主之间对于禁酒的程度有着不同看法，而从酒类生产和贸易中获益的群体激烈反对严格禁酒。白人群体内部的观念分歧在19世纪末的开普殖民地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个群体都在殖民地议会中拥有支持者，到19世纪90年代，主张限制非洲人饮酒的社会群体开始占居上风。(35)很多白人雇主则坚持认为，为非洲劳工提供一定量的“土著啤酒”是有益健康的，尤其能够保护他们不患上坏血病。白人雇主和城镇当局并不希望彻底取缔酒类贸易，而是要控制和改造这一贸易，从而服务于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民地政府的酒类法令并未取得预期成效。1889-1890年布鲁塞尔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影响相对有限，尤其西非殖民地严重依赖酒类进口关税，它们并未真正控制酒类贸易，征税手段也并不理想，而酒类走私成为黄金海岸东部边界地区的重要经济活动。英国殖民当局认为杜松子酒走私对于殖民地税收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予以严厉打击。殖民政府实行严厉的饮酒法律，对于触犯者予以重罚。 殖民地政府的禁酒措施所导致结果是，非法酿酒遍地开花，非洲妇女运用棕榈、玉米或者木薯制造烈酒。酿酒者通常不把酿酒工具和原料放在家里，而是在城外酿酒。而且，具体负责管辖的酋长头领很少愿意执行殖民地政府的法令，因为这些酋长面临着两难选择，他们一方面需要向殖民者表示顺从，另一方面也需要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南非政府将大量英国国籍的“贫穷白人”驱逐出南非，理由是他们向“土著”或者“有色人种”提供酒。南非政府的这一种族化禁酒措施催生出非法市场，一些商贩从事非法的酒类贸易，贫穷白人从店铺买酒并转手卖给黑人以牟利。在1940年之前坦噶尼喀的达累斯萨拉姆城内，酒类非法生产和销售继续发生。尽管东非酿酒厂(East African Breweries)于20世纪30年代接管了城内所有啤酒非法销售，但是非法酿酒生意仍然十分红火。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政府严厉取缔土酿酒，政府声称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并保护土著人口健康，实际上则是因为土酿酒冲击了殖民地政府的进口酒关税收入。尽管如此，在政府禁止当地酒类生产情况下，当地生产者继续在家中或者野外酿酒。(36)非法酒类生产者和销售者往往忽视政府的酒类法律，非洲消费者更愿意通过这些非法销售者来购买酒，而不是通过政府许可的销售者。围绕着酒类生产和消费而频繁发生的日常斗争，以及酿酒者与警察之间偶尔发生的暴力冲突，反映出非洲民众强烈反对殖民地政府对于饮酒这一私人生活领域的控制与干预。 2.禁酒政策与非洲社会反抗 伴随着殖民时代非洲城镇化的发展，城镇文化逐渐兴起，而饮酒则成为休闲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殖民政府所采取的限制酒类消费的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非法酿酒的发展，使得饮酒成为抗议殖民地政府的象征行为。对于非洲民众而言，围绕酒类控制的斗争，是与反抗殖民地权力等级结构的抗议活动紧密相连的。消除殖民地政府对于酒类的控制，逐渐发展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话题之一。甚至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之后，酒类消费仍然是重要的“抗议的象征(symbol of protest)”。(37)非洲民众挑战殖民政府对于酒类生产和消费的限制，揭示出反殖民统治斗争的社会和文化层面。 第一，非洲精英阶层强烈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饮酒法。在英属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占人口少数的非洲精英对于种族主义提出挑战，并试图争取与白人移民的平等权利，饮酒权问题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虽然官营啤酒馆制度给殖民地政府带来丰厚收入，但是未能实现殖民政府所设想的有序饮酒以及消除“非法”酒类贸易，更糟糕的是招致非洲民众的激烈抗议。班图投票人协会和罗得西亚土著协会等代表非洲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组织，他们所提出要求之中包括允许非洲精英阶层购买欧洲酒，因为肮脏混乱的啤酒馆对于他们来说并不“体面”，他们试图借此与非洲劳动阶层隔离开来。非洲精英赞成将禁令运用到普通非洲人身上，因为普通非洲人收入较低，通常满足于传统酿酒。与此同时，非洲精英认为自身已经实现与白人移民相当的“文明”程度，因此有权要求与殖民地白人移民同等的地位，不适用于有关禁止非洲人购买欧洲酒类的规定。他们对于啤酒馆制度的不满，还是因为非洲女性被允许和男性一道在啤酒馆饮酒，而这可能使得他们的妻子与单身的非洲男性工人接触。这些非洲小资产阶级，包括文员、神职人员、教师和新闻记者等，他们试图通过立法禁止非洲妇女进入啤酒馆，从而控制非洲妇女的社会交往。 非洲精英的反对，成为英国殖民政府取消禁酒令的重要原因之一。1946年，肯尼亚非洲联盟(Kenya African Union)在提交给殖民部大臣的备忘录中列举了非洲人的种种不满，其中包括结束酒类销售的“肤色歧视”。几乎与此同时，坦噶尼喀的报纸刊登的非洲读者来信也主张“非洲人已经足够开化”，应当被允许饮用瓶装酒，并且声称“体面的非洲人”不应当在非洲土著酒馆里饮酒，因为这里缺少“最基本的卫生条件”。(38)很多非洲精英批评这些啤酒馆频频发生酗酒和流氓事件。这些非洲精英希望体面生活并且为白人社会所承认，因此对于啤酒馆和啤酒馆售卖的传统啤酒并不满意，试图在饮酒种类和饮酒地点方面与普通非洲工人区别开来。 第二，非洲普通民众的激烈反抗。普通民众对于饮酒控制的反对主要是围绕着殖民政府对于传统谷物啤酒生产和消费的控制，而非获取罐装啤酒、红酒或者白酒。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垄断的官营啤酒馆制度引发非洲城镇居民的强烈愤怒，到20世纪5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大众抗议和抵制的主题。普通民众之所以反对官营啤酒馆制度，首先是因为它破坏了非洲社会传统的饮酒模式，并且妨碍了将酒用于祭祀仪式等场合。尽管殖民官员时常认为官营啤酒馆适合非洲人喜欢群居的特性，但是非洲人认为官营啤酒馆削弱了传统饮酒的社会交往模式，因为人们无法夜间在官营啤酒馆中饮酒，环境脏乱的官营啤酒馆供应的啤酒酒精含量低并且味道差。在新兴的非洲城镇中，非洲民众激烈抵制政府的饮酒禁令，他们并不愿意前往啤酒馆，而是更加青睐于传统饮酒模式。每周六晚和周日早晨，很多非洲城镇居民骑车或者步行前往城镇周边乡村地区，饮用家酿啤酒，并且在这些农庄中感受乡村生活。 非洲妇女是反对禁酒的社会力量之一。随着殖民地市镇普遍建立官营啤酒馆，非法私人酿酒发展迅速。尽管殖民地政府通过立法将非洲人酿造啤酒视作“非法”的，但是酿酒却是很多妇女的重要谋生方式。因此，当殖民政府动用警察来镇压非洲妇女的啤酒生产时，这些酿酒者予以还击。一些妇女组织起互助团体，从而保证在被捕时能够很快筹集罚款，以尽快重新开始做生意。也有一些非洲妇女离开城镇，在周边的乡村地区从事酿酒生意，警察很难监管这一地区。酿酒者和她们的顾客曾经多次用石头击退警察。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妇女酿酒者和贩酒者频频发起抗议示威活动。 第三，“二战”后英国殖民统治理念的重要转变。“二战”前殖民地政府极力维持非洲社会“传统”秩序，尤其强调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种族隔离。战后殖民地政府强调非洲资源对于缓解帝国经济压力的意义，此时着力推动非洲人适应城镇生活、工资劳动或者政治责任，从而适应“现代性”的要求。英国殖民官员开始强调烈酒和啤酒的区别，他们认为烈酒对于非洲人来说酒劲过大，而啤酒和红酒对于黑人消费者来说则是温和的。在东非殖民地，种族多元主义取代了战前的种族隔离政策，因此出现跨种族的酒吧，例如1947年成立的联合肯尼亚俱乐部，以及20世纪50年代乌干达的乌干达俱乐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殖民官员试图将饮酒限定为部分非洲群体的特权。在坦噶尼喀，出售酒类的非洲商贩必须获得专门的出售许可证。1952年，坦噶尼喀殖民政府允许少数“品格可靠”的非洲人饮用烈酒。然而，对于殖民政府的饮酒政策和理念构成更大威胁的，并不是这些殖民地精英阶层，而是非法酿酒者。南非警察认为，解除禁令将使得非洲人饮酒习惯正常化，很多非洲人更青睐地下酒吧(shebeen)，而不是拥挤不堪的官营啤酒馆。啤酒厂也积极游说政府改革酒类法令，它们希望迎合非洲主顾，并且能够改变工人阶级的饮酒习惯。(39) 3.饮酒权与非洲民族主义运动 由于殖民当局对于非洲民众酒类生产和消费施加严厉限制，因此饮酒权利作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象征，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者动员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例如在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早在1949年成立之初就将自身塑造为“普通民众的政党”，并且积极支持城镇大众文化。人民大会党承诺当选后实现土酿杜松子酒(akpeteshie)蒸馏合法化，因为这与殖民统治之下的大众不满密切相关，而城市酒吧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舞台。支持大众文化成为非洲政党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在街头巷尾，使用当地方言的“海莱福(highlife)”音乐称颂土酿杜松子酒，并且激烈抨击殖民统治。当地乐队用歌曲形式再现了政府禁止土酿酒所引发的民众不满，它用特维语(Twi)唱道：“我辛苦赚钱，买酒寻欢。你站在旁边，感到不满。你小心一点，别惹怒俺。土酿酒万岁!”(40) 在北罗得西亚，1954年4月，非洲妇女酿酒者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卢萨卡分部的妇女组织举行集会抗议活动，她们强调，既然政府不允许非洲人饮用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那就应当允许非洲人自行酿酒。集会者与政府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英国殖民当局最终得出结论称，示威游行并非偶然行为，而是由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以下简称“非国大”)暗中操纵的。政府最终将数名非国大男性领导者逮捕，理由是“他们操纵暴力，攻击宪法所认可的权威”，而这些妇女则是“被迫参与骚乱”。(41)接下来数年时间里，卢萨卡市政府扩大了官营啤酒馆的经营范围。随着利润增加，城镇更加依赖于啤酒馆销售收入，因此更容易遭受非洲妇女抵制。北罗得西亚非国大意识到这一局面，于1957年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反啤酒馆运动，在卢萨卡和铜带发起抗议活动。这场运动是由北罗得西亚非国大地方分部策划，示威者袭击啤酒馆，并与警察发生冲突。 20世纪中叶，在非洲殖民地纷纷走向民族独立的背景下，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于1962年颁布《烈酒修正案》(Liquor Amendment Act)，部分取消了针对非洲人消费酒类的限制，被认为是已经获得相当程度“文明标准”的开普省和纳塔尔非洲男性能够获得豁免，但是这需要至少近两年内良好的表现，不得有犯罪记录，并且要持有就业许可证。获得许可证的非洲人每月可以购买8瓶黑啤酒、4瓶自然葡萄酒(natural wine)或者两瓶加酒精的葡萄酒(fortified wines)以及1瓶烈酒。尽管如此，持有许可证的非洲男性仍然不得进入白人光顾的酒吧或者公共场所，也不得在亲友家中饮酒。不过，在开普和纳塔尔之外的南非其他地区，非洲人仍然只能饮用小米啤酒(kaffir beer)。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希望通过解除酒类管控，从而缓和种族隔离政府与非洲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将南非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1959年《班图人管理机构法》(Bantu Authorities Act)的压迫性政治控制、取缔非洲民族主义组织，以及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等问题上转移开来，同时有助于淡化1961年沙佩维尔(Sharpeville)事件的负面影响。(42) 饮酒作为非洲社会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着殖民时代的城镇化进程、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非洲家庭关系的剧烈变化，饮酒日益流行并且成为非洲城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在非洲社会饮酒消费问题上的立场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殖民政府需要酒类税收作为政府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它基于种族主义和家长主义观念而试图对于非洲民众的饮酒加以干预与限制。这一矛盾立场在有着白人移民人口的东部和南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非洲殖民地社会的饮酒消费及其控制问题，反映的是殖民地社会的权力关系，体现出殖民者改造和控制非洲社会的意图。然而，酒类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却出现多种多样的社会抵抗形式，而且非洲社会内部围绕着饮酒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反映出这些社会围绕着种族、阶级、性别的断层与分化。殖民地政府和雇主希望运用饮酒法规来强化殖民统治或者种族统治，但是它显然没有严格实行禁酒政策的能力。殖民地社会并非殖民统治的被动接受者，并且表明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特征“并不是它的强制力量，而是它的无能”。(43)到非洲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各国纷纷废除了殖民时代关于饮酒消费的种族歧视法律，饮酒日益成为非洲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简而言之，非洲社会饮酒消费及其限制的历史，是近代以来非洲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革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