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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学术史上，《史通》外篇获得的评价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及晚近学者多认为，其内容有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史通》内外篇，可以发现内篇效仿了《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批评文体及其理论系统，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内篇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着意于《尚书》与《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所设置的“断限”。因而，《史通》外篇的成立，是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以及《史通》自身的学术渊源共同决定的，不能将其简单视作刘知幾著述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 关键词：刘知幾；《史通》 外篇 札记 撰述方式 作者简介：伏煦，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史通》外篇给人最深的印象，在于体制上以札记为主，内容上多与内篇有所关联。《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史通〉提要》的意见，应该是较早且最具有代表性的：“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文或与内篇重出，又或抵牾。观开卷《六家》篇，首称‘自古帝王文籍，外篇言之备矣。’是先有外篇，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故删除有所未尽也。” 许多晚近的《史通》研究者或多或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和修正，并提出《史通》外篇是刘知幾读书札记的说法。如吕思勉先生《史通评》论外篇《杂说》三篇：“杂说三篇，议论皆已见他篇中。此盖其初时札记之稿，正论成后，仍未删除；或刘氏已删之，而后人缀拾存之也。”傅振伦先生《刘知幾年谱》亦继承了《提要》的意见：“知幾读书，深得札记之效。……《史通》外篇，本皆知幾之读书札记。札记既成，始撷其精华，以成内篇。内外诸篇多重复之文，是其征也。”然而诸家的讨论缺乏必要的举例与论证，且对《史通》体例有一定的误解。窃以为，刘知幾将《史通》区分内外篇，表面上继承了前代子书如《庄子》《淮南子》和《抱朴子》的做法，实际上，外篇有其独特的学术渊源，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内篇所无法容纳的内容，完全是一个自足的、独立于内篇的体系。本文将从《史通》外篇的撰述方式入手，以理论体系与学术渊源为视角，来探讨《史通》外篇成立的原因，并由此揭橥其表达机制的重要价值。 一、外篇《杂说》“重出”、“抵牾”之说释 重新探讨《史通》外篇成立的理由及其价值，首先不能回避的便是其“杂评古人得失”中有不少所谓与内篇“重出”或“抵牾”之处。总体而言，“重出”无非引事和论断两方面，“事”或者“理”有相同之处；“抵牾”则是矛盾之处，而前者远多于后者。 就“重出”的情况而言，引事的重复在《杂说》三篇中并不鲜见，比如： 《杂说上》：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烦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 《杂说》此两则，其一论《汉书》因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与同样取材于自叙的《司马迁传》和《扬雄传》有所不同，班固未在篇末指出其为自叙；其二则指出《汉书·东方朔传》与司马相如等传类似，亦为自传，而班固未尝言明。《史》《汉》录司马相如等人自传之事，又见于内篇《序传》的相关内容：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家。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杂说上》与《序传》确有“重出”之处：前者的重点在于《汉书》的司马相如和东方朔本传以其自叙为基础，班固却未能指出，并缺乏一般史书列传叙及传主去世与子孙后嗣生平的特点；而后者则在此基础上梳理自叙或自传的文体源流，总结“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的特点，以此为标准来讨论《史记》《汉书》诸篇自叙。从这个角度看，《杂说》两则较为直观具体的杂论，在内篇《序传》的相应部分则梳理了自叙的源流和体制特点，“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或许正是由此而来的吧。 类似的例子亦见于《杂说》论“诸晋史”的部分： 夫学未该博，鉴非详正，凡所修撰，多聚异闻，其为踳驳，难以觉悟。案应劭《风俗通》载楚有叶君祠，即叶公诸梁庙也。而俗云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及干宝《搜神记》，乃隐应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说。 马迁持论，称尧世无许由；应劭著录，云汉代无王乔，其言谠矣。至士安撰《高士传》，具说箕山之迹；令升作《搜神记》，深信叶县之灵。此并向声背实，舍真从伪，知而故为，罪之甚者。 此条述“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事，亦见于《采撰》篇“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书事》篇亦批评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多次提及此例，可见刘氏态度。今检《风俗通义·正失》篇，应劭述叶令王乔“飞凫入朝”等神异之事，并辨正流俗以为百姓为之立叶君祠之事，实乃为春秋楚国叶公所立。刘知幾批评干宝《搜神记》与范晔《后汉书·方术传》，依然延续“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之说，未能采纳应劭的辨正。《采撰》篇或许限于骈偶的体制，不宜将“王乔凫履”事加以详述，因为加之以叶君祠的部分，在内容和形式上皆打破与“左慈羊鸣”一事的平衡。但是不妨将《采撰》篇视作一个重新组织并撰写的过程，毕竟同时列举的其他例子有所不同，“王乔凫履”事本身的表述也相当精简。 《杂说中》亦有一则对唐修《晋书》批评，亦与内篇《书事》有着事例上的重复：“近者皇家撰《晋书》，著《刘伶》、《毕卓传》。其叙事也，直载其嗜酒沉湎，悖礼乱德，若斯而已。为传如此，复何所取者哉？”《书事》篇同样批评“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两者针对的是《晋书》等多采小说异闻的做法，录一代名士行止，而非关乎治道，但《书事》的举例仅采刘伶与毕卓其一，两人本传在《晋书》中同属一卷，此卷为阮籍、嵇康等正始名士和谢鲲等中朝名士的合传，两者皆采用有所重复，故与王思等不同类型性格的事例同列，可见其论述更加精心，这种过程不仅是撷取外篇精华，更是一种重新撰述的过程，内外篇的事例及其相关分析在文字上的重合度都是极为有限的。 另外，刘知幾批评沈约“好诬先代”，氏撰《晋书》称元帝为牛金之子，此说为魏收采入《魏书》，亦两见于《采撰》与《杂说中》；刘氏赞赏王劭《齐志》记当时鄙言，与其他北朝史家不同：“彦鸾、伯起，务存隐讳；重规、德棻，志在文饰”，亦见于《言语》篇，《杂说下》论诸史之第三条，亦从用典的角度立论，再次涉及，此不赘述。 通过比较内外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内篇往往增加了相关的事例，有条理地梳理了相关的史学史序列，大大拓展了信息量而又以骈偶的形式精简了文字。若以此解释《四库全书总目》所提出的“文或与内篇重出”，“乃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或许不为无当吧。 “重出”不仅体现在内外篇因体制不同而详略有别，亦可能是“同理异事”，如《杂说上》论诸汉史首条： 《汉书·孝成帝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衣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矣。 《汉书·孝成帝纪》和《五行志》对成帝本人言行及评价的矛盾，或可从“互见法”的角度理解，在刘知幾看来，却有损于“实录”的根本原则，这种同书不同篇章对某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出现矛盾的现象，刘氏在《浮词》篇中有详论：“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是以《齐史》之论魏收，良直邪曲，三说各异；《周书》之评太祖，宽仁好杀，二理不同。”《汉书》之评论成帝，同样有庄严和轻薄的两说，《浮词》中以自注的方式详述“三说各异”和“二理不同”，避免原始文本直接引用破坏了骈文专题论文的平衡；《杂说上》的例子在与之相通，以札记的形式概述原文关键之处，使得读者对史书中这种“隔卷相异”的现象有更加直观的理解，与《浮词》篇合而观之，可以视作外篇对内篇的一种有力补充。 类似这种“同理异事”的现象，在《史通》内外篇中并不鲜见，虽然外篇《杂说》的诸条札记与内篇不相连属，但互相发明之意确实存在：《杂说上》论《史记》“兼书其事”的弊病，以《扁鹊仓公传》为例，既书其事迹，又记其言语，这与内篇《叙事》批评的“兼而毕书”有“重出”之处，《杂说上》的例证，是以札记的形式为《叙事》的自注又增一事例；《杂说中》论《魏书》“刘氏献女请和，太武以师婚不许”的记载，实与“江左皇族，水乡庶姓，……一诣桑干，皆成禁脔”的历史事实相悖，刘知幾意在解构北朝的自我华夏化，揭露北朝史臣在史书中加以粉饰之笔，如《曲笔》篇所言：“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杂说中》为其添一例证；《杂说下》论诸史之札记，涉及南北朝禅书之虚设，“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敕。凡此文诰，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翦截浮辞者哉？”此则为《载文》篇所谓“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不仅《宣德皇后令》等文书的内容不符合政权交替的史实本身，并且撰述行为本身亦是伪托。 以上的分析并非解释《史通》外篇为何“重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四库全书总目》以下诸家何以认为外篇“重出”。此外，纵观《杂说》三篇乃至整个外篇，与《史通》所谓“抵牾”之处，若不论细节上的疏忽，则大致有论《汉书》之二则：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径存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 其后论及《汉书·古今人表》，故以《史记》诸表发端，然内篇《表历》批评《史记》诸表“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句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易，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则是从表与本纪、世家、列传诸体记事有重复，编次于本纪与世家之间，读者往往视而不见。但《杂说上》所指出表在较短的篇幅内以极简的方式罗列数代、诸国之事，使读者便于观览，亦是纪传本身无可取代的优长之处，《表历》篇仅仅在与《汉书》《东观汉记》的对比中稍有提及，肯定了《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作用：“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也？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从刘氏的行文来看，《表历》篇尽管承认了《史记》春秋战国二表的作用，但“或可存焉”与“一时尽见”的措辞与《杂说上》的赞扬之语，在感情色彩上差别较大，故而将其视为与内篇有所抵牾之例。此外，《杂说上》对晋人张辅论班马优劣亦有引述，与内篇《烦省》持论有所不同： 《烦省》：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杂说上》：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 《烦省》篇开头所引“远略近详”，即《荀子·非相》篇所谓“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之说，由此可知张辅以《史记》《汉书》详略论其优劣，有其偏颇之处；而在《烦省》篇中，刘知幾并未详细辨正此说，继而论史料如何增多而造成“近史芜累”。《杂说上》乃详细论述《史记》所谓“三千年事”，春秋以上简略，战国以后有可观之处，而汉兴七十年才堪称详备，从这个角度来看，司马迁和班固面对各自的“近代史”之时，皆不可能以“远略”目之，详尽记述是必然选择，《烦省》未及说明，似认同张辅之论，作为“史书逾后则逾烦”之论据。 许冠三先生倾向以外篇为刘知幾早期之作这一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杂说》中《宋略》一条之议论，亦表明该篇为早年之笔，……《宋略》条云，为明曹操之恶，陈琳为袁绍所撰至讨曹檄文，宜具录于青史。其说非但与多半成于中期之《载文》、《曲笔》有所抵牾，甚至与信为初入史馆所成之《疑古》篇异趣。”从写作时间来解释这种现象，将其视作作者自身对一个问题的理解有所深入，同时早期相对不成熟的观点依旧保留下来，或许是对此类问题的通解，但并不能成为《史通》外篇成立的理由。 从《史通》的成书过程看，内外篇的“重出”甚至“抵牾”，是作者刘知幾在撰述的过程中，对史料不同的利用和解读，以及例证安排所带来的结果。根据《史通原序》，其书始作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编次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全书确定作于景龙四年之后的文字，仅有《忤时》篇篇末所记萧至忠伏诛之时，发生于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史通》在编次后没有再进行全书的统一和修订，程千帆先生指出，“盖诸篇之成，艾历年载，先后所见，不无异同，而勒成一书，或乏整齐划一之功也。”以数年之力撰成一部长达四十九篇的著作，厘为二十卷，若成书后不加以修订的话，以唐初的书写条件，很难做到没有任何重复或矛盾之处，刘知幾在八年间及其后若干年中，有可能数次阅读并翻检《史通》所论及的“古今正史”及“杂述”，有些例证或许不是在同一时间段积累起来的，内外诸篇亦不成于一时。如《齐志》记载当世俗语鄙言之例，刘氏在《史通》多个篇目中反复提及，应当给其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因为缺少编次后删去“重出”与“抵牾”之处这一过程，我们今天才可能读到《杂说》三篇为代表的札记，并且通过文本的对读，发现在承认《杂说》三篇为早期之作的前提下，后来居上的内篇诸论是另起炉灶之作。一方面，“重出”中引事及结论相类的部分，与“抵牾”之处一样，保留了刘知幾撰写《史通》的思考过程；另一方面，“重出”中“同理异事”的部分，在客观上为内篇相应的理论论述补充了例证，且引述更为详细。将早期以札记形式记录的例证较为完整地纳入内篇并非易事，选择骈文体式，实际上也为札记的连缀、拼接或扩展造成一定的困难。写作过程只能作为“重出”等现象的解释，并未触及外篇成立的本质原因，既然已经注意到“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有着文体体制以至于撰述方式的不同，那么我们便可以从这一角度，对《史通》外篇成立的原因进行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