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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衡》的后继：“专书的专题研究”与札记体 宏观地看，《史通》内篇以三十六篇专题论文组成，由骈体撰写，从文体形式上看，继承了《文心雕龙》的体式，无法容纳在外篇占据主体地位的札记体。只有解释外篇本身的合理性及相对于内篇的自足性，才可能回答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史通》的外篇何以成立？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要考虑内外篇的文体体制，亦要考虑全书整体的学术渊源和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史通》内篇皆为专题论文，论述史传体式、书法义例、史料来源及史书编纂等问题，与《文心雕龙》在理论体系上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六家》《二体》与“枢纽论”的《宗经》《正纬》《辨骚》对应，《载言》等诸篇“史体论”与“论文叙笔”对应，《叙事》等篇可与《情采》等“剖情析采”对应。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未能为“专书的专题研究”留下空间，这种空白恰好为外篇以札记体的形式所弥补。我们知道，《文心雕龙》诸篇基本上不以专书为讨论对象，“文之枢纽”中的《宗经》和《辨骚》实际上和“论文叙笔”部分的史传与诸子一样，亦是某一种著作的总称，将其视作专书并不妥当。《史通》内篇继承了《文心雕龙》不作专论研究专书的做法，而史学的情况又与文学不同，对于齐梁乃至唐代以前，文学并不存在有一定系统的专书，而是以“集”的形成汇集某一家或某一类的作品，这与史学代有其书的著作形态截然不同。而史学专著是否有以专论形式进行讨论的必要，还是内篇诸多专题可以包含，从《史通》外篇《疑古》《惑经》《申左》的情况来看，为《尚书》《春秋》《左传》这三部兼具经史性质的名著单独立篇，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从学术渊源上看，我们很容易将其与王充《论衡》中《问孔》《刺孟》《非韩》等论联系起来，毕竟刘知幾在《史通·自叙》述及六家汉魏子书对己作的影响时提到：“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抵牾，故王充《论衡》生焉。”《惑经》篇末更是直接指出了《论衡》的影响：“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论衡》中的《书虚》等“九虚”与《语增》等“三增”亦是以诸子传说的记事和书写为研究对象，从体式上看，“九虚三增”与《问孔》等三篇都是某一主题下，诸多事例的连缀，每个例子亦可以视作单篇札记。从《论衡》的相关篇章和《史通》外篇来看，在某种意义上，骈体专题论文虽长于类事用典，但在细致的文本解读与分析方面，并不具有优势，而自由灵活、格式化程度较低的札记，却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外篇《疑古》等专书的专题研究的成立，则是理论体系的需要、学术渊源的影响和文体体制的特点综合影响的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从撰述方式上分析其成立的原因。札记作为一种自由灵活的体式，在引述原始文本与论证方面，较之骈体文所作专论，有着极为明显的优势，以《疑古》篇为例，其篇开端虽花费相当笔墨论述古史“记言”“记事”的传统，与《六家》《载言》等篇有所重复，但其旨趣在于指出《尚书》“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与《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的情况相通，《疑古》篇罗列十条“疑事”，而《惑经》篇条陈“未谕”者十二，与“虚美”者五，每一则札记均由引述和按语两部分组成：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语舜。”孔氏《注》曰：“尧知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亦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大风婐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行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德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刘知幾对尧舜禅让之事产生怀疑，其证据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其他文献中的古史记载，如《汲冢琐语》《山海经》；其二是政治规则，舜死于苍梧这种偏远蛮荒之地，必未善终，将其与上古秦汉黜位而流放的帝王相比，其实一也；其三则是与近古，即魏晋南北朝禅让的情况对比，舜废黜尧后立其子丹朱，继而篡位，这种情况在后代不绝于史书，所谓“黜兄而奉其弟者”，如齐明帝萧鸾废黜郁林王而立其弟海陵王。就直引他书作为旁证而言，札记较为便于罗列和排比原始材料；而其他两者不拘用散用骈，《疑古》述苍梧之荒凉，帝舜之栖皇，与诸多人君放逐之例，用骈而不用散，考虑到内篇亦有直接引用经典而不避散体之处，刘知幾选择札记体并非完全出于回避骈文引述原文不便的考虑。 究其学术渊源，王充《论衡》在考据方法和撰述方式两方面，为刘知幾提供了先例，如《书虚》篇： 传书言：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 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遂去不顾。 世以为然，殆虚言也。 夫季子耻吴之乱，吴欲共立以为主，终不肯受，去之延陵，终身不还，廉让之行，终始若一。许由让天下，不嫌贪封侯；伯夷委国饥死，不嫌贪刀钩。廉让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难以况大，季子能让吴位，何嫌贪地遗金？ 季子使于上国，道过徐，徐君好其宝剑，未之即予。还而徐君死，解剑带冢树而去，廉让之心，耻负其前志也。季子不负死者，弃其宝剑，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 季子未去吴乎？公子也；已去吴乎？延陵君也。公子与君，出有前后，车有附从，不能空行于途，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难使左右？而烦披裘者？ 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洁也。贤者同操，故千岁交志。置季子于冥昧之处，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后备具，取金于路，非季子之操也。 或时季子实见遗金，怜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时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传言，则言季子取遗金也。” 对于季子呼披裘取薪者取金的传说，王充的辨正是首先是根据《史记·吴世家》记载季子的“廉让之行”，不肯受吴主之位，并列举同样有让国之行的许由(不贪封侯)和伯夷(不贪刀钩之利)作为参照，以“大可以况小”的逻辑，辨正季子必不贪取遗金；其次，季子不负徐君，在其死后依然以宝剑相赠，更加有力地证明其廉让不贪；再者，以季子的地位(“公子与君”)，必定有随从可以驱使，无须劳烦生人；高洁如柳下惠者，处于幽冥之中尚可独善自身，季子之操守不亚于柳下惠，怎么会白日取金于路呢？最后，王充还试着推断真实的情况：季子出于同情使薪者取金于地，讹传为使薪者为己取金。在历史事实(季子让国)的基础上，按照情理(“廉让之行，大可以况小”)与经验(“公子与君，出有前后，车有附从”)进行推断，并与同类人物(许由、伯夷、柳下惠)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王充的证据主要是来源于季子等人“廉让”德行的可靠记载，以此否定不可靠的传说。 《书虚》篇还辨正了“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之事，与季子故事不同的是，这个传说涉及到超自然力量，王充的依据，不仅有经验与情理层面的“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非所明察，远也。”亦有追究文献来源的意识：“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夫颜渊能见千里之外，与圣人同，孔子、诸子，何讳不言？”此处的诘问，也暗示了王充对《论语》等经典文本的认同与维护。此外，王充亦充分运用了比较的论证方式：“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 由此可见，《书虚》篇在论证中以其他更加可靠的历史记载为依据，并参照同类人物及其事迹、生活经验与人之常情，对诸子传说中的虚设之事进行辨正，《史通·疑古》无疑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论衡》。如果说《书虚》等篇批评的对象是“世间传说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诡异之书，以著殊异之名”，以此纠正“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的风气，针对的并非“六经”正史等权威性文本，但《语增》篇涉及到与《尚书》相关的内容，与《疑古》篇的关系更加直接：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 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 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 之后王充在案语中引《尚书·武成》“血流浮杵”之说，指出其与“兵不血刃”的矛盾，进一步证明此乃“语增”现象，《疑古》篇亦云：“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在此基础上，王充从符瑞、实力、异相、形势等方面，将周武王与后世的汉高祖作一比较，指出“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这种以后世尤其是近代史事与上古相比的论说方式，刘知幾在《疑古》篇亦有继承，前引第二则“观近古有奸雄奋发”，与第四则“若启之诛益，亦由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等，不一而足。 刘知幾在《自叙》篇自述其学术渊源，故《论衡》对《史通》的影响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大多针对《论衡》“疾虚妄”的主旨对刘氏的影响，相对忽视文本研究方法和撰述方式层面上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读，我们发现，《史通》外篇《疑古》等篇条列某一专题的例证而成篇，每一例证由引述和按语两部分构成，注重不同文献来源、经验与常理、同类人物及其形式的比较方面，均继承了《论衡》的论述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