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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通》外篇成立之原因蠡测 再次回到《史通》内外篇关系这个问题上，从旨趣上来看，《疑古》篇对《尚书》所记载诸多古史的疑问，与内篇《采撰》《书事》有相关之处，两篇却未将《疑古》的任何内容纳入。《采撰》篇的核心在于讨论史料的可靠性，“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其篇从四个方面总结魏晋南北朝史学在取材方面的缺失：其一是取材于志人志怪小说，如《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等“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的内容；其二是取材于郡书及家谱等“矜其州里，夸其氏族”之作，有失真实；其三是讹言与传闻；其四是流俗因为地域和时间的阻碍，难以获知真相。《书事》篇从编纂的角度讨论史书取材，亦对玄虚及琐碎之事入史颇有不满，其篇亦指出“近代史笔，叙事为烦”的四大缺失，分别是祥瑞、入觐、虚衔和世官。 值得注意的是，内篇有意偏重论述“近代之史”，即魏晋南北朝史书，而对于上古三代之书，常以原则和典范目之。“以经论史”是刘知幾的一大准则，有论者以内篇尊崇经术，而外篇“反经合义”，笔者认为，这一分界乃刘氏隐藏在其书之内的“断限”。虽然《六家》《二体》至于《序例》等篇在溯源之时，必然会较多地涉及《尚书》与《春秋》经传，但之后的篇章溯源于此亦是常见的，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准则批评汉代之后的史学著作，如《编次》论“《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事件，是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史的做法，刘知幾以此为准则批评《汉书·楚元王传》将刘向、歆父子纳入其篇，“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这种古今对比的意识在很多篇章中得到强调，《称谓》“至于近古则不然”，以下论三国史书贬“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载文》篇指出汉代文章虽然辞赋有虚矫之处，其他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类同”，并总结虚设等五失；至于《邑里》篇所论以郡望代替籍贯的做法，本为典午南渡后风气，五经与先秦诸子原不涉及此类问题。 从著述目的的角度来理解，刘知幾“私撰《史通》”有其现实针对性，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为“近代之史”，许多风气对唐初依然有很深的影响，故而内篇针对“近代”立论，实则刘氏为己作设置“断限”。而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内篇的专题论文，实际上缺乏对于某个历史文本的细致分析，骈文虽然适合事例的列举，但详尽地说明与分析却非其所长。在内篇中，类似《疑古》其三的例证分析即便可以用骈文撰写，但连续十例连缀成篇，必然从根本上打破专题论文本身的体式，若不详论与尽量穷尽相关事例，则又不足以服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疑古》乃至外篇的成立都具有必然性。 《惑经》论《春秋》之义，“未谕”者有十二，后人褒美《春秋》，而“虚美”者有五，亦需要有一种条列论据的方式述之。与《疑古》篇有所不同的是，《惑经》的关注点多在《春秋》具体记事未能遵循其书法义例之处，如果说《疑古》篇质疑《尚书》中的古史记载多用其他文献和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么《惑经》篇则是用《春秋》本身的规范来重新审视《春秋》，如“未谕”者十二中，其一批评襄公七年、昭公元年、哀公十年，郑、楚、齐“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其七在指出义例本身的同时，“凡在人伦而不得其死者，邦君以上皆谓之弑，卿士已上通谓之杀。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矣。”《左传·宣公十八年》曰：“凡自馁虐其君曰弑。”故而《春秋》弑君书“卒”，杀臣称“弑”，不合义例；其四指出，“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刘知幾自注补充哀公八年及十三年杜预注“不书盟，耻吴夷也”“盟不书，诸侯耻之，故不录也。”《春秋·桓公二年》则记“公及戎盟于唐”，刘知幾批评《春秋》与非我族类之戎结盟则书，而与吴盟则讳，指出其中的双重标准。类似的例子亦有其五批评《春秋》书阳虎之叛，“弓玉中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同样，未成君而不避讳为《春秋》之例，“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而恶、视之殂，直云‘子卒’。” 这种“以《春秋》证《春秋》”的方法，或许受到《论衡·问孔》篇提出“以《论语》证《论语》”之启发：“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刘知幾在《惑经》篇首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并列举“子见南子”和“杀鸡焉用牛刀”等王充在《问孔》篇中辨正过的事例，“互文得失”之语暗示了《惑经》一篇对《问孔》所谓“上下相违”和“前后相伐”的继承，王充论宰我因昼寝而孔子责之以“朽木不可雕也”(《论语·公冶长》)，然而王充指出以“朽木、粪土，败毁而不可复成之物”的大恶，来责备昼寝这样的小过，实在难以服人；更何况，宰我位列孔门四科之“言语”一科(《论语·先进》)。同样，孔子以九夷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亦与“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论语·八佾》)矛盾。《史通》的表达在整体上较《论衡》为简洁，许多口语化的、从正反两方面申说的设问却不为刘知幾所采用，这应当是在继承王充《论衡》撰述方式之外，在写作方面的改进吧。 《史通》外篇诸作如《疑古》《惑经》《申左》乃至《汉书五行志错误》与《五行志杂驳》，无疑皆属于专书之论，但又不是有关某一书某一篇零散议论的连缀之作，无疑具有极强的专题倾向。《申左》甚至改变了前两篇以札记连缀而罗列例证的方式，采用专论体的形式，分析“《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点烦》虽为事例的连缀，实则以“画地成图，山川之形势易悉”，辅助内篇《叙事》的理论论述，以实例展示史文何以简要，从这个角度看亦有集中的主题；《汉书五行志错误》则“条其错缪，定为四科”，其中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分为“徒发首端，不副征验”等五流，第三科“释灾多滥者”更是分为“商榷前世，全违故实”等八流，第四科“古学不精者”亦分为“博引前书，网罗不尽”等三流，虽然分类有过细和重合之处，但其证明了刘氏对《汉书·五行志》及董仲舒和刘向等学者的解释有着相当深入的探究，分类本身是处理原始材料的结果，同时也是作者试图寻找规律和建立一个新体系的结果。 即便《杂说》三篇的主题相对没有特别集中，刘氏依然按照所讨论的专书简单分类，《杂说下》则论“诸史”“别传”，另有“杂识”十条。“别传”以杂史杂传为批评对象，在主题上多强调“实录”，比如刘向《列女传》失实，汉人辞赋之夸饰与“伪立客主”，嵇康《高士传》取材《庄子》寓言等；而“杂识”则强调破除门户之见，反对以私心偏袒撰史，以札记为主却形散神聚。 因此，《史通》自身提供了充足的文本证据，来证明外篇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内篇的体系，特色在于“专书的专题研究”，简单将其视作刘知幾随写随编的读书札记并不可取。就四部著作分内外篇的传统来看，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论编次第三·古书之分内外篇》中指出：“凡以内外分为二书者，必其同为一家之学，而体例不同者也。”并列举《韩诗》内外传、《左传》与《国语》(《春秋》外传)、《淮南子》内外篇、《抱朴子》内外篇等例证明。窃以为《史通》内外篇体例与内容的差别，与葛洪《抱朴子》的相似：“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在继承了不同的学术著作及其撰述方式，因而建立了两个密切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大多以札记形式撰成《史通》外篇，其成立不仅是合理的，对于《史通》整体的理论体系而言，亦是极为必要的。 总体而言，从撰述方式的角度看待《史通》的文体形式，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刘知幾在继承汉魏子书传统的专题论文形式之外的突破与拓展，另一方面，重新认识《史通》的理论体系、学术渊源和撰述方式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理解《史通》编纂与成书的重要基础，所谓“重出”或“抵牾”仅仅是写作本身表现出的疵病，绝非认识外篇学术性质及撰写目的的关键。《史通》外篇之所以成立，是由全书的理论体系和史学批评的特点所决定的，将外篇视作刘知幾的读书札记或者内篇的初稿，则未能认识到刘氏撰述的用意。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