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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功”心切：踯躅于科举功名与经济实学之间 在科举时代，士人“立功”的正途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进入仕途，然后在自己职责范围内敷政施教，赞襄王化，努力成为一代名臣，身后入祀乡贤祠，这就是成功。要由科举进入仕途，至少要考取举人，然而三年一考的各省乡试举人名额有限。根据乾隆《钦定学政全书》规定，江南省下江（江苏省）每科举人定额为69名，而参加乡试的生员为5520名，录取率为1．25%。即使考中举人，也必须是参加三次会试（近十年）不中者才有资格拣选知县，而真正能够获得官职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举人甚至要等30年才能铨补知县。到了晚清，随着人口增长，科举名额紧张与仕途壅滞更加严重，加之社会动荡，新崛起的地方大员也急需一些可以依恃的干才，因此，一些中低级功名获得者通过进入督抚大员的幕下，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获得保举进入仕途，同样可以实现“立功”之理想。据统计，清代“游幕人士中，85%以上出身于中低级功名，或者没有功名”。 王韬的天赋与家教都很好，在科举道路上起步也很顺利。1845年以一等第三名考取秀才，时年18岁。据学者统计，1850年前后，童生考取生员的年龄分布是：16—20岁占19%，21—25岁占44%，26—30岁占29%，31—35岁占7%，36—40岁占1%。可见在生员中，王韬不仅成绩突出，而且无疑是非常年轻的，他本人也因此自负得近乎膨胀：“区区一矜，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但他很快就尝到了科场变幻莫测的无奈与绝望。次年王韬参加金陵乡试，铩羽而归，重蹈父亲的旧路。王韬的父亲也曾经被人誉为“神童”，结果功名止步于秀才，终生以塾师谋生。王韬乡试失利之后，即到附近外婆的家乡锦溪镇顶替父亲做了塾师。 王韬对自己狂放的个性和纵恣的文风是有自知之明的。从内心深处而言，他非常排斥科场八股制义的程式，不愿意皓首穷经，年复一年地参加科举考试，博取那个飘幻不定的功名，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获得当道者的赏识与超拔，实现青云之志。咸丰二年，王韬感叹说：“今天下方有事，安用此经生为哉！”（第48页）这句话既是对政局混乱、书生无用武之地的不满，同时也表明自己不想遵循常规走科举之路，因此，王韬曾经不止一次地写信拒绝那些劝他参加科举考试的亲朋好友。他在给妻兄兼知心好友杨引传（莘圃、醒逋）的信中说：第一，士子通过科举入仕显亲扬名而尽孝道，这是一种世俗的“一时之孝”。第二，大丈夫应该目光远大，追求“百世之孝”。所谓百世之孝，或是在政治上“经纬当世”（立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或是在道德上“陶冶性灵”（立德）；或是在学术上“扬榷古今”（立言），由此而流芳百世。第三，当今官场腐败至极，地方长官“日耽娱乐”，对下属贪索无度，即使是冉由与季路（子路）那样的能吏生于今世，也会以“聚敛为急”。因此，若想从八股时文中寻求治国理政的方略，显然是迂腐狭隘的“尺寸之见”。 王韬对晚清科场与官场的失望与抨击，并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发泄，而是那个时代下层失意士人的共鸣。晚清时曾经担任过地方教官的欧阳兆熊就说：“自咸丰戊午科场案未发以前，京师关节之风甚炽。”与王韬同处江南的海宁生员管庭芬，也在日记中感叹道：“吁！钱神当道，寒士不可言功名矣。”“康乾盛世”过后，面对日益凸显的政治腐败、社会衰颓，嘉道年间的士大夫激发起一股经世之风，有识之士纷纷抨击时弊，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身处这一时代的王韬，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经世思潮影响。王韬曾对朋友说：“思欲投笔从戎，为国杀贼。”还说自己开始关注时政，写了一篇《蒿目论》，提出“十不可治，七必当去”，希望“为政者采而录之”。 咸丰八年后，清军重建江南大营，与太平天国进入相持阶段。咸丰十年，太平军东征苏常，建立起苏福省根据地，上海成为清政府在江南统治的孤岛，危如累卵。此时王韬在沪上生活已经十年左右，逐步在地方官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建立起一定的人脉关系，并积累了一定声望，“立功”条件逐步成熟，“立功”之愿望也更加急迫。咸丰八年正月三日，而立之年的王韬总结说：“头颅三十，未能成名，殊自愧耳。”（第171页）十月四日王韬生日，“家人为烹肉煮面”，王韬喟叹：“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第202页）强烈的功名欲给王韬造成时不我待的心理压力，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放下其狂傲的自尊心，不断地给上海、苏州一些地方官绅写信，建言献策，希望能获得采纳与重用。 王韬求助的这些人中，既有他敬佩的江苏巡抚徐有壬、好友周弢甫，也有他内心轻视的两任上海道台吴健彰、吴煦。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他为了请求吴健彰资助刻印《瀛壖杂志》，诚惶诚恐地致信于吴，说：“震铄隆名，七年于兹，自分草茅疏贱，不敢执贽进谒，故怀刺不投、及门而返者屡矣。非真介然自守也，盖惧渎也。”（第234页）结果四个月后被吴健彰婉拒。咸丰九年至十年，他先后十几次致信徐有壬，建议“防海、弭盗、和戎”，同时还谋求入幕。徐有壬最后一总回复，三策全部没有采纳，并婉拒其入幕的请求，只是随信赠送洋银30元以为劝勉。咸丰十年四月苏州陷落，徐有壬阖门殉难，王韬又开始积极联系新任上海道台吴煦，先后提出建议34条，帮助谋划团练，加强保甲，防守上海。他还说服吴煦释放押在牢狱的秀才陈少逸担任诸翟镇团练的团总，他本人也担任团练局董事，直接参与团练的谋划。可惜不久他就借口“领饷”而“飞舟”赶回上海新闸。正如张海林所说：“王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苏松太道吴煦的不满。”咸丰十一年底，王韬携带家眷回到家乡。次年二月，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遭到清廷通缉，只得再次逃到上海，隐匿在英国领事馆内。同治元年十月，王韬在英国领事麦华陀（麦都思之子）的帮助下流亡香港，从而结束了在上海的早期生活。 王韬不喜欢科举，试图挟策干禄，但他“阔达迂疏，每不为人所喜”，当道者往往“用其言而仍弃其人”。在他献策不成、进身无望的时候，师长亲友殷切期望的压力，以及朋友科举成功的刺激，驱使他又不情不愿地回到科场，这既是对师长亲友的交代，同时自己也期待着一份侥幸。咸丰二年九月，王韬听说以前与他同年入泮的王俊明乡试中举，立刻“恍有云泥之隔”。（第48页）他致信姻丈周侣梅说：“见人家泥金遍贴，功名之念未尝不稍动于中，酒酣耳热，时复潸焉。……沪城斗大，绝无可与语者，安能郁郁久居此哉。”次年春天他就回昆山参加岁试。咸丰七年初，王韬听闻当年科试时间定在春末，立即致信恩师顾涤盦，说：“功名之心，匹如死灰，嘘而重燃，伏念家贫亲老，不得不为禄仕，寒灯咿唔，时温旧策……冀欲稍获尺寸，以博庭欢。”咸丰八年发生了著名的“戊午科场案”，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被处死。王韬对此拍手称快，同时在日记中长篇大论地抨击科举时文之弊:“不废时文，而天下之弊岂可骤除哉？”（第262页）然而批评归批评，第二年春天，王韬还是回到昆山参加例行的岁试。咸丰十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史称“庚申之难”，江南士子的科举之途也暂时终止。 可以看出，王韬在面对不同人群时所表达的功名观是相互矛盾的。面对同辈朋友时，他总是愤世嫉俗，纵横辩论，留心当世之务，人们对他也“以经济相许”；但面对前辈师长，王韬又表现得谦卑温良，谨遵教诲，参加科举，以告慰父母尊长。在墨海书馆佣书的13年中，王韬始终纠结于参加科举与挟策干禄的矛盾之中。然而像王韬这样出生寒门且个性放达的士子，这两条道路都很艰难：家境贫困，谋生压力巨大，很难长期承受科场的挫败；个性放达，直抒胸臆，则又不符合官场的潜规则。因此，王韬左冲右突，进退失据，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立功”的愿望，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对此，王韬晚年总结说：“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唯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所以，王韬最后只能退回到自己最擅长的著书“立言”中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