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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方面体现出对经典人类学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继承和反思，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历史事实和思想基础，将近代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概念和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成为当前举国共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思想基础。通过勾勒三十年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从结构论到过程论价值释放的总体趋势，指出在此理论定位背景下，相关学术研究应用移用多，对话反思少，整体显现出重当下轻历史的现状；而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逻辑与机制等议题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理论进行拓展、深化与提升的可能。从整合中华民族史的目标出发，基于多年来对于“过程论”的参悟和思考及对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反思，主张为中华民族史的整合与建构探索新的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线性论；结构论；过程论； 作者简介：徐杰舜(1943-)，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李菲(1975-)，女，四川成都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邮编：610064。 自20世纪初梁启超1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这一终极“天问”始终是学术界思索和追寻的焦点。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一方面体现出对经典人类学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继承和反思；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历史事实和思想基础，将近代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概念和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成为当前举国共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思想基础所在。 基于多年来对“过程论”的深入思考和参悟，以及对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反思，笔者力图勾勒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从结构论到过程论价值释放的总体趋势，以此反思其理论的拓展、完善和提升问题，进而为中华民族史的整合与建构探索新的路径。为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新坐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价值的释放 (一)理论的新坐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8月22日，这是每一个研究整合中华民族史的学者都应该记住的日子。这一天，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中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重新开启了冷冻了近四十年的中华民族的研究，同时，也开启了学术史的一个新时代。[1] 历史是一条大河，弯弯曲曲，川流不息。 从费孝通到顾颉刚，[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许多年前“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当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时，曾遭到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在《中华民族一个》一文中指出，“五大民族”的提法可能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藉口，所以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他着重强调“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2]费孝通则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以《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3]一文提出异议，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在他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以及瑶族中包含的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接着顾颉刚再次撰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意重词严，坚持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 对这一段学术争鸣，1993年，费孝通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时有如下回顾： 这样的学术辩论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藉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4](P30) 当年，顾颉刚主张“一体”，费孝通主张“多元”。现在，经过历史的沉淀，时势的变迁，费孝通把“多元”与“一体”整合为“多元一体”。讲演在历史大视野中，纵横结合，对中华民族的格局总结了五大特点，即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三是从语言上说，除个别民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可以说都有自己的语言；四是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五是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在“瞻望前途”的结语中预言“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1](P21) 从费孝通的上述论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经过40年的探索，似乎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了。 (二)价值的释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三十年研究纵览 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是否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在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回顾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一个价值释放与转换的渐进过程。 沿着费孝通开启的新理论道路，“多元一体”论迅速在当代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知识领域引发热烈关注，并成为理解和探讨当代“中华民族”认同议题的核心焦点。笔者曾于2008年撰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勾勒出自1989到2008年这20年中相关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5](P84～92)从1989年到2008年，再到2019年的三十年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始终牢牢地占据着当代民族-国家认同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未有新的理论话语涌现或替代。尤其在最近十年，其理论价值不断释放、转换，影响力更加深远，在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呈现出以下三种主要取向： 其一，梳理思想史脉络，锚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展的历史坐标。 有论者从费孝通自身学术发展道路出发，考察“多元一体”理论与其前期研究的内在学理关联，比如杨乐《从“差序格局”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2013)。[6]不过，更多论者则尝试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置于更为开阔的学术史背景中来讨论其理论贡献，以及与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历史关联、学理对话性和互文性关系，且尤其集中于对民国时期思想资源的梳理和讨论。如俞祖华、耿茂华的《单一国族·一元一体·多元一体：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三种类型》(2018)指出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的三种类型尽管路径选择不同，但都一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整体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7](P79)刘波儿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认为，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长期存在既承认“多元”又谋求“一体”，在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路。这一思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步完善，厘清了其与“汉化”“同化”的区别，也将其与“现代化”诉求的关联。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思路。[8](P56)此外，沈萌的《民国以来宪法文本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分析》则以民国以来的历部宪法文本分析为实证基础，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在民国宪法话语中的演变，以此展现近代觉醒中的中华民族对自身“多元一体”本质的自觉过程。[9](P1) 这样的思想史溯源，将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置于近代民族政治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中，不再简单固持意识形态对抗、差异的立场，而开始重新思考其与晚清民国相关思想成果的融会、承继和关联，也由此在近代思想史脉络中锁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历史坐标——“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最高理论地位。 其二，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学科理论响应与移用。 自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后十余年间，国内外学术界曾围绕这一概念进行过多次激烈的争议。但综观近年来的发展趋势，该理论的重大贡献成为广泛共识，影响力日益扩大，受到相关人文学科的普遍吸纳、追随和竞相援引，形成了“多元一体”理论应用与移用的普遍态势，涉及宗教学、教育学、法学、文学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等方方面面。 如在宗教信仰研究等方面，有《论我国民间信仰的多元一体化格局》[10]《论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形成》[11]等；在民族民间文化方面，有《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12]《从“多元一体”理论看彝族法制的渊源及发展》[13]等；在教育学方面，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14]《论“多元一体教育”的实质与我国民族教育的出路》[15]《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主题回顾：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16]等；在法学方面，有《多元一体法文化：中华法系凝结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17]《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18]等。最具典型的，要属文学研究领域，不仅有关于文学“多元一体”的一般性论述，如陈建宪的《中国各族民间文学多元一体格局鸟瞰》[19]等。自1997年至2011年的十五年间，有由中国社科院组织专家团队论证研究，提出了“中华文学”的全新概念，如韩高年《“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文化基础》[20]刘大先《“中华文学”与文学共和》[21]，并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中华文学”概念的核心即是反思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得失，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文学”的形成、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呈现。[22]至今，这种理论移用与响应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其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当下价值意义阐发，并进入国家话语。 自1989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大意义多有阐发，如马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23]、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24]等。但近年来，学术界更注重将该理论与当代民族政策、社会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任务和国家话语相联系，对其当代价值意义进行深入阐发，甚至成为党和国家正式场合的表述用语。 如常士訚在《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转变与族际政治整合建设》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一体格局”构成的变化与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变化相关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25](P128)许宪隆等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则认为中国民族政策的总体实践主要体现在民族共生行为的组织模式上，当前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已经基本形成。[26](P13)此外，如马启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我国的民族政策》、[27]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8]，也都体现出政策应用和政治治理的鲜明取向。凡此种种，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成为理解中国民族-国家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石。正如史金波所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分析当前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价值。今天，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社会各界被广泛应用，甚至成为党和国家正式场合的用语。[2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然成为新的国家民族意识形态核心话语。[30](P36)在此意义上，甚至有人进一步将“多元一体”的理论观点提升表述为“多元一体主义”。[31](P87) 行文至此，已可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三十年理论价值释放的基本轨迹：从近现代中华民族认同建构思想史的理论新坐标，到搅动学术界引发论争纷说的焦点议题，再到奠定当前整个人文社科研究话语基调的理论基石，乃至成为影响当前民族国家治理的政策思想导引。由“格局”的讨论到“主义”的倡导，更表征着其已基本完成了从一种学术理论观点到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正确性和普遍意义的价值论的转换。 在此背景下，该理论的现实应用和政策实践功效得到强化。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回答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了吗？ 且慢。从定位理论的观照来看，作为一种认知行为的理论，其在民族学领域的应用并不常见。但其从意愿、能力和接受度三个维度来看待一种引领地位的理论，却为分析中华民族史新坐标的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无须讳言，至今为止，如上所述“多元一体格局”结构论的价值已充分释放了，但从整合中华民族史、勾勒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史的目标来看，该理论定位的现实情形是应用移用多，对话反思少，整体学术研究显现出重当下轻历史的状况，有的研究者甚至仅将其作为一种吸引关注的时髦学术标签。以上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理论进一步讨论的可能。也就是说，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过程、逻辑与机制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有机而有逻辑地整合中华民族史的重要议题尚被束之高阁。这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因为倘若缺乏使人信服的历史建构，任何有关“中华民族”的理论构想都可能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阁楼”啊!在30年来学术进程中，“多元一体”结构论价值定位的锁定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二、过程论：整合中华民族史的反思 在回答整合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是否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讨论一下费孝通本人已有论及，但仍然被很多人忽视的“过程论”。 尽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包含着对“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历史轨迹，以及对中国民族关系史“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总结，[32](P5～6)但正如笔者早在2008年就曾撰文指出，总体而言，其理论内涵的本质仍是一种具有宏观性和共时性特征的结构论。[33](P26～28)由结构论转换为考察社会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永恒互动”的过程论，就为整合中华民族史提供了一把钥匙。因此，引入强调历时维度与动态辩证取向的过程论研究，将有助于补充、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内涵。同时，这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的看法是一种必要的完善。 (一)费孝通关于“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思考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中，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中华民族有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定“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关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如李大龙所言“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阐述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4](P53～54)但由于费孝通在论述多元一体论时，基本上是从整体论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结构所作的静态的宏观把握，所以，30年来容易使一些人从动态的把握上造成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不理解，甚至提出质疑。 事实上，费孝通对“多元一体”的历史维度和变迁过程不是没有思考的。如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他就曾十分生动形象地归纳了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 “(这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P1) 又如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族群起源的多元性和我国民族结构中“多元性”现象的历史长期性的论述，他对新石器时代以来长达五千多年的各地文化交流渗透历史的论述，以及他对早期华夏“民族集团”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为“一体”后，“汉人”从一种“他称”转变为“自称”的认同发展过程，均提出了重视历史过程的重要看法。[32](P4～5)此外，为了进一步阐发“多元一体”的理论意义，费孝通还在“八五”期间，牵头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与发展”。这一课题力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个大框架下，来进一步讨论各民族群体间交往和交融的历史条件、具体形式与内容，可视为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继续和深化。[32](P10～12) 总体而言，费孝通在建构多元一体理论时，对于“过程”和“历史”维度并没有截然忽视。他对多元一体理论的立论，基本上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完成的。但问题在于，细读之后人们不难发现，一方面，费孝通对多元一体历史过程的论证和分析仅是粗线条的勾勒。如果把中华民族史作为历史田野进行考察，那么，费孝通的历史叙述只是一种“浅描”，仍然缺乏对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历史走向的互动、整合长时段过程的宏观把握，以及对历史空间和时间的多元“深描”。换言之，就理论定位而言，费孝通虽然已有“过程”的初步思考，但尚未抵达“过程论”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度和高度。这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的一个学术缺憾。 (二)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演进过程的相关研究 沿着费孝通所开创的道路，学术界一方面赞同中华民族是在晚清民国以来，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压力下，由“自在”到“自觉”形成的一个民族实体；另一方面，也超越了百年近现代史视野，追随费孝通的指引，将思考的目光投入到数千年的“长时段历史”之中。尽管有论者质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其说是“一个已然形成的稳固的历史实在”，毋宁说是“一种面临转型考验的……有待进一步建构”的“理想纲领”或“理想目标”。[35](P36)但问题在于，由于上述理论定位困境的存在，影响了人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询由“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如下文所归纳的学术界所出现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 其一，延续“分合治乱”和“大一统”的历史叙事，以本土传统史观为框架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模型。 在近代西方进化论和启蒙思想引入之前，“线性史观”也并非西方历史的特产，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老传统。只不过，中国史学传统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叙事揭示出，时间流逝未必全然归于进化或前进，还包含着循环与宿命。也就是说，本土版的线性史观中内嵌有古老的天命论与正统论，自司马迁撰《史记》以降，历代正史几乎无出其外。[36](P1)直至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行者们仍然对这种本土史学遗产有所吸纳。如前文所述，岑家梧关于中华民族统一体构成过程中两种路径的归纳——“不同始而同终”和“同始而不同终”，[37](P57～58)即是一种对“分合”叙事进行近代改造后的结果。 费孝通在说明“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指出：“(这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又说“中华民族”统一体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这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1](P1，6)在此之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概念中“多元”与“一体”二者之间的强烈的内在张力则容易让研究者在理解二者的历史关系时，从“分合治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显见的史料支撑。比如，孙进己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与中国王朝-国家历史相结合，认为此过程包括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分离、融合、长时期联合等三种现象，且往往交织，是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不断巩固发展的过程”。[38](P15～16)再如陈连开在论述秦汉至南北朝多民族之间割据、混战、对峙、统一的复杂过程时，指出北方民族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走上历史舞台，其表现特点之一即是“以中国分裂为变态，统一为常态，以统一中国为己任”。[39](P148) 与此同时，当前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论述还很容易与“分合治乱”背后的“大一统”思想相结合来加以论述。比如《大一统与多元一体——中国文化的密码》一文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中的“大一统”和“多元化”观念包含着中国“分久必合的文化密码”，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文明内核的连续性，进而提出当代新的多元一体、相互认同的大一统观念。[40](P18)熊坤新等认为，从“族体”上看，中华各民族从“多元”汇聚为“一体”，就“国体”来看，则自先秦“大一统”思想诞生以及秦统一六国的“大一统”举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即奠定了“一体多元”的格局。“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应该辩证统一，同等重视。[41](P22～26)其他类似观点还可见于如《中国历史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及西藏在全国大一统中的地位》[42]《发展多元一体的当代“大一统”思想的路径研究》[43]，等等。 总之，上述研究取向使得“分合”历史叙事和“大一统”传统史观，及其内在所包含的“制度循环”或“超稳态结构”等，在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改造之后，再在当代民族国家“多元一体”认同建构的新语境下被重新召唤出来。[44](P5) 其二，尝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划分的“阶段论”，体现出隐性的“线性史观”色彩。 费孝通率先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1](P5)第三步，“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1](P5)对多元一体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把握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议题，相关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陈连开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从旧石器时代到秦统一以前，为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孕育阶段；其二，从秦汉到1840年的两千余年间，为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阶段；其三，从1840至今，为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进而在三个阶段中又细化为多个历史时期。[39](P147～151)马戎也主张三阶段划分，但对各阶段的起始时间和特征定位有不同理解：第一阶段，从远古到清代，是这一格局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达至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百年，是这一格局的危机时期；第三阶段，自1949年至今，是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的重建时期，并体现出在民族平等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的大趋势。 [32](P10～12) 孙进己在王朝-国家史框架中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细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从远古到夏商周，形成最初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阶段，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从松散的多民族国家成为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第三阶段，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从分裂融合再度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四阶段，从五代辽宋金到元，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经过分裂，再次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五阶段，从明到清，分别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第六阶段，从20世纪初到未来一个相当时期，再次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38](P15～16) 高翠莲则在总结前人观点基础上，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孕育时期；第二阶段，从秦汉到1840年，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稳定期；第三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危机与转折并存期；第四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现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建和完善时期。 [45](P56～59) 尽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中华民族形成史以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史在视角、范畴和分期上有所不同，但在相关讨论中三者仍然联系紧密，交织参照。[45](P56)将王朝-国家的传统历史线性演化模型对应、移用于建构中华民族形成史，一方面，不仅直观易行且易获得前者丰富的史料参照，但另一方面却容易导致新的问题：一是可能使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为前者所遮蔽，忽略了讨论其内在过程机制和历史逻辑的新路径和新方向；二是各阶段的长时段划分和标定仍然是一种宏观把握，尚缺乏在微观层面提供更具差异性、动态性的研究视野；三是尽管“线性史观”已经在当代学术视野中受到诸多批评和反思，但“阶段论”为各发展阶段的起始更替寻找整饬划一、前后相继的分期标定——包括时间和主导性历史事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种“隐性线性历史观”的色彩。正如杜赞奇所指出，在当代史学反思之后，揭示“复线的历史”或“分岔的历史”应是当下历史研究的职责。[46](P2～3)在“隐性线性历史观”主导下整合中华民族史，如果缺乏深入具体的过程分析，也可能隐没历史的“复线”与“分岔”，从而制造出新的“封闭的历史”。[36](P2，5) 其三，以“凝聚力”“向心力”为代表，整合中华民族史的“动力论”探索。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1](P5)在1997年他再次提出“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47](P10) 总体而言，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至今，“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成为一个持久不衰的理论热点。从数量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的论文多达千余篇。从代表性观点和成果来看，比如马戎赞同费孝通关于汉族作为凝聚核心的重要论断，并主张更深入地考察凝聚作用是如何发挥的。他认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并非简单地以同样的强度平行存在于各族群之间，且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在经济、贸易、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向心力”。 [32](P9～10)相比于费孝通将汉族这个“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作为“起凝聚作用的核心”，孙秋云则认为，这是一种“以族体为中心的观照方法”，在中华民族从各分散到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凝聚作用的并非汉民族这一“族体”，而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各民族严重属于“先进水平”且为大家所敬仰的“汉文明”。[48](P61～62)世纪之交一批研究成果的相继推出，如马戎和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1999)[49]、张磊、孔庆榕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学》(1999)[50]、卢勋、杨保隆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2000)[51]等，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力理论，形成了一个重要节点。从研究范围来看，如《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52]《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文化变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学寻源》[53]《民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研究》[54]《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地理要素》[55]等题名可见，相关研究涉及“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精神内核、地理要素、系统论、价值论、制度保障、当代意义等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凝聚力”“向心力”的讨论中，从“多元”到“一体”历史演进路线被赋予高度的意识形态正确性，进而成为一种学术界共识“理想范型”。与此同时，学者通常使用的“融合”“聚合”“凝聚”“向心”等词语，往往在“凝聚力”“凝聚作用”“向心力”研究中形成一系列表述的“套语”形式，比如：“各民族逐步融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民族和各族间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48](P16)再如“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最后稳定和定型，形成一浪一浪地推进，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其一体的聚合力一次比一次强劲，其结构一次比一次稳定。”[45](P57)这些语词的广泛运用折射了“凝聚力”话语的某些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它们既是对凝聚现象的描述性用语，同时也是对凝聚动因和过程的分析性用语，因而常常容易陷入“套语”表述逻辑的自我重复和语义循环之中。 仔细分析比较，这三个研究方向都尚未真正解决完整地、逻辑地呈现中华民族史的连续性问题。显然，在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中，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定位似乎在于从“结构论”向“过程论”的转换。“过程论”为整合中华民族史提供了在总过程中从此具体过程到彼具体过程，再到另一个彼过程的指南。这似乎应该是完善和提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的必须。 (三)过程论：整合中华民族史的新反思 综上可见，对“过程”的考察，并不一定能真正达到理论自觉意义上的“过程论”高度。由此笔者主张，应该重新思考“过程论”的方法论意义，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坐标的定位拓展新的理论路径。 那么，该如何对“过程论”展开反思呢？纵观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引发的学术研究与论争，可以确定的是，此论一出，再无出其右者——包括费孝通本人也很难突破自身。在学术界与社会公众话语的合力推动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完成了从学术理论到价值释放和思想图腾的擢升，但同时也亟待真正在此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出更为深入有效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路径。 怎么走出困境？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还得回到费孝通本人的思想中去寻找启示。 1996年，费孝通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办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学术讨论会上做了题为“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的报告，随后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这是费孝通在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7年之后所作的又一次阐述与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末，他援引史禄国的“ethnos”理论为参照，表达了自己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的遗憾与不足： 如果我联系了史老师的ethnos 论来看我这篇“多元一体论”， 就可以看出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理论并没有学到家， 我只从中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合处着眼， 粗枝大叶地勾画出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轮廓， 一张简易的示意草图， 并没深入史老师在ethnos 理论中指出的在这分合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单位是怎样分、怎样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现在重读史老师的著作发觉这是由于我并没有抓住他在ethnos论中提出的， 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47](P12) 费孝通的这个反思非常重要，充分展现了他谦逊博大的胸怀，同时也潜在地为未来研究的深化拓展方向给出了几点重要启示——(1)在史禄国那里，难以翻译的“ethnos”一词是指“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一个个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因此，应该像史禄国那样，以“这过程的本身”为研究对象；(2)不能满足于勾勒出中华民族“分合”的宏观轮廓和示意草图，还应该探究“怎么分、怎么合和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道理”；(3)不能仅以“各民族”为考察单位，还应该看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遗憾的是，费孝通的上述几点重要启示，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阐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