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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四方努力：高层领导、中层领导、知识界、基层民众。高层与基层相通，中层与学界互联，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体同意识。 【关键词】高层领导；中层领导；学界；民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17ZDA152）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李鹏程，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高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代表了中央的声音：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毛泽东在1920年就开始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从建立联邦制的设想到定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其建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新中国，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发展和确立符合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这项长期努力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一年，毛泽东就提出“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将国内各民族合称“中国民族”，随后改为“中华民族”，表明了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立场。1939年，八路军政治部编写发行了《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由几十个民族组成，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民族。这个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与国民党的大民族中心主义立场划清了界限。孙中山和蒋介石认为汉族、国族、民族是同义词，汉族等于中华民族。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中华民族”也存在逐步统一认识的过程。例如，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四届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蒙古问题决议案》有这样的表述：“中国农民也受中蒙大地主的压迫”，“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中蒙农民有反对共同的仇敌”。此处的“中”不包括“蒙”，中蒙并立，比较接近前述“汉族等于中华”的表述。新中国的建立标志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成为普遍共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时代来临，“中国”“中华民族”这两个关键符号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标志，成为各民族关键符号共同体的核心，成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灵魂。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不忘初心，并回顾70年前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披荆斩棘，共同缔造新中国的历程。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出发，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发展了本土化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平等成为立国原则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确定，各族人民第一次真正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创造了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铭记70年的经验，准确把握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各民族的最高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坚持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文化认同作为最深层的认同，各民族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创新地继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健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体制和机制。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了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都要坚决克服。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高层反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反复强调文化认同是“根”、是“魂”的重要性，号召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从中国国情出发，高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定调，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中层领导积极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方针，这是第二步，没有各地、各部门中层领导的积极推动和主动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难以落实到位，也难以真正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二、中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由各民族共同组成，是百川归海的共同体，是交融共生的共同体。中层领导干部是否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事关大局，十分重要。中央制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大政方针需要中层领导干部贯彻执行，落实到位，否则只能流于形式，变成空洞的口号，挂在嘴上的漂亮辞藻。 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长期工作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朝夕相处，具有和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其中许多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少数民族。他们熟悉少数民族事务，掌握民族政策，是中央和少数民族地方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但是，在内地发达都市，情况就不同了，除专门负责民族、宗教事务的干部，其他中层领导干部大多对于民族事务、民族政策、民族法规不大了解或知之甚少。同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入内地都市，调动转业、毕业分配、求学应聘、打工创业、婚恋入城。《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0年，我国发达省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北京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从约41万增加到80万，增加近1倍。在此期间，沿海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4省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都在2-6倍：上海由约6.2万增加到28万，增加4倍以上；江苏由约15.3万增加到38万，增加1倍多；浙江由约21.2万增加到121万，增加6倍；广东由约35.4万增加到206万，增加近6倍。此外还有大量外国人进入我国大都市，例如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常住广州的外国人有3.4万，其中日本人接近5 000人，韩国人约3 300人，美国人约2 800人；广州的非洲裔人口有30万人以上。各类人群跨区域大流动，汇聚都市，萍水相逢，语言文化从单向同化变成双向交融，新面孔要组成复杂共同体，培育共同体意识，城市中层干部很关键，他们的工作涉及政令下达和贯彻执行，涉及市民的日常生活，涉及社会的满意度，也涉及美好生活。在涉及少数民族事务的时候，中层干部就更加重要，他们是民族关系的协调者、民族政策的执行者、民族团结的推动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者。 但是，一些中层干部仍然不适应少数民族跨区域流动的趋势，对于接纳少数民族群众入城持消极应对的态度：既不能放任自流，又要依法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遵纪守法，还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过去，有一些城市的民族工作不够给力，原因有三：这些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毕竟很少，只要学好当地的语言文化、遵纪守法，融入社区生活即可，而人口占绝对少数的那些外来文化人群，也别无选择；因为外来少数民族人口不多，因此“民族问题”就不存在，就不需要“自寻烦恼”“无事生非”；既然少数民族人口不多，“民族问题”又不存在，就不需要开展民族研究工作，不需要了解太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做到立竿见影、解决实际问题即可。 然而，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已经成为国内民族事务的新着力点之一。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强调利用现代媒体和新技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推动“互联网+民族团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联网空间；要求“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三、学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界为国家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撑和咨政参考，学术话语可以转化成为官方话语和民众话语，学术关键词会变成政府和百姓的关键词，学术资源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也可以以智库和智囊的形式转化为政府资源。学界关于民族事务的理论观点、对策建议至关重要，这也决定了学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 然而，学界人士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差距较大，立场不同，看到的现象也不同，对于问题的分析解答和对策建议更加不同。以前些年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讨论为例，虽然论辩双方都以“国家社稷”为重，都从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愿望出发，但由于学科背景、知识积累和学术立场的差距较大，很难求同存异、达成“重叠共识”，只能更多地服从中央精神，紧密关注政府决策。学界研究民族有两种视角：一是普遍、平面地看问题，一是特殊、立体地看问题。前一种视角大多从国民平等的立场出发，横向而非历史地看问题，强调人人平等，去特殊化；后一种视角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情景，强调历史。就“民族”概念来说，持普遍主义观点的人不会强调“民族”的特殊性，而是默认“民族”概念的普遍性，把它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可以和外语直接对译；持特殊主义观点的人会强调中国“民族”与外国“民族”的不同，会强调中外“民族”的不可通译，“中央民族大学”英译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颇具代表性，用汉语拼音而非nation、nationality、ethnicity来翻译“民族”，突出了本土特色，也反映了跨国、跨文化翻译的难度。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日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的“四个共同”，讲历史，讲大局，讲趋势，再一次明确无误地定位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充分体现中国各民族不分大小都对中国建设有贡献的平等观，为少数民族作为新时代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作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一分子而感到骄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根据。学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历史的主流，认清各民族共同为中国辽阔疆土的形成、中国绵延历史的书写、中国灿烂文化的创造、中国伟大精神的培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认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意义，认清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和正确处理民族事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 目前学界普遍对少数民族事务不甚了解，尤其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大多把有关少数民族的判断建立在一厢情愿的直觉甚至歧视之上，由于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难以从他者角度看问题，总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科学”“客观”的，对方的观点是“感情用事”“主观的”“非科学的”“孤陋寡闻”“缺乏现代知识的”“狭隘的”“落后的”，等等。例如，有的学者片面地认为美国政府实行“熔炉政策”，族群问题解决得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实行熔炉政策，以确保安全稳定。事实上美国“熔炉政策”从来没有成功过。自美国诞生，成千上万的移民蜂拥而至，来自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及其后代，在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之后掌握了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变成了美国白人，“白”和“非白”立即成为种族区隔的标记，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受到各种潜在或者公开的歧视，而这些“非白”族群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熔炉政策”对他们的作用不如想象那么大。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宣传非盎格鲁—撒克逊族群对美国的贡献，对他们实行双语制度。目前执政的特朗普政府筑墙排外，把美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有较强的右翼种族主义倾向。 由于缺乏对少数民族的全面了解，学界有不少人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甚至少数民族群体与“问题”、维稳挂钩。如有的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是好事，大家都说汉语，就不会出现新疆和西藏的民族问题。岂不知，语言的边界与民族、国家的边界不重合是常态；语同心异也常见，国共两党语言通而理念隔，台湾至今不能和大陆合为一体。大量操母语的少数民族烈士为新中国献出生命，说蒙古语的人民楷模都贵玛收养了28名南方孤儿，受到历届中央领导人高度评价的乌兰牧骑大多用蒙古语表演节目，把他们的语言和“问题”、维稳挂钩，就不仅仅是奇谈怪论了。 另有一些学者从民族本位出发，把中国历史等同于汉族历史，把少数民族排除在外，甚至把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同等看待，认为“五胡”、元朝、清朝“破坏了”中华文明，他们不赞同清朝继承中华道统文化的说法，和不赞成日本侵华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继承了中华文化道统的说法同一个道理。这种把蒙满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等同于入侵日本人甚至八国联军的看法，在学者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感情冲动大于理性思考。还有的学者对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认为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没有起到积极作用。针对这些认识不清的问题，需要讲历史，讲大局，正本清源，纠正偏激，澄清事实。 中央政府确认55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复杂过程，不能简单判断下结论，说这是一厢情愿的建构，“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如果读读《郭道甫文选》《回忆阿合买提江》《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乌兰夫传》，就不会匆忙定论。 辛亥起义，是以革命相号召的。……其响应的目的，不是打倒甲民族的统治，而代以乙民族的统治。更不是某些民族应该平等；某些民族不应该平等。因为中华民国，是要整个各民族共同支持的。所谓“五族共和”，实不足以概括整个中国各民族。难道历史上光芒四射的苗族，还够不上一个单位吗？……五色国旗的象征，只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不能代表中国全部各民族；苗族是绝对不承认的。 苗族的代表人物梁聚五坚决要求承认苗族是中国各民族成员之一，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是承认他们为反对民族压迫做出的贡献，承认他们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了前期贡献。蒙古族的革命先行者乌兰夫，从青少年时代就寻求蒙古族的解放之路，曾经到苏联求学，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族之路。 乌兰夫正是在蒙藏学校的这两年中，找到了跟着共产党走，向俄国人学习，救祖国、救民族的道路。他认准了这条路，并懂得了只有和中华各民族团结在一起，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蒙古人民才能求得解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