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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有必要深入探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功能与发展路径。从内容、目标、对象三个角度，可以基本明确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内涵。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包括中华各民族的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目标包括“团结”和“进步”，二者互为倚靠、不可偏废;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受教育者。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当强调国家观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不应仅仅针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民族。民族团结教育的核心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德化”“教化”三个方面。“文化”功能是指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科学理性水平的提升; “德化”功能是指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各民族情感、信念和意志的变革; “教化”功能是指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的自立自强和自我创新。随着形势的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面临“文化”相对薄弱、“德化”有待加强、“教化”有待提升等挑战，应从解决语言问题、物化问题和普遍问题三方面着手和用力，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 民族教育; 民族团结;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作者简介］李敏(1962—) ，女，辽宁抚顺人，广州大学教师，广东省高校名辅导员李敏工作室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薛二勇(1980—) ，河南漯河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民族教育政策，本文通讯作者，E-mail: eryongxue@ bnu．edu．cn。 皮家胜(1958—），湖北潜江人，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高校名辅导员李敏工作室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健(1988—) ，内蒙古乌兰浩特人，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法律、民族教育政策，本文通讯作者，E-mail: jianli209@ bnu．edu．c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 18JZD006) 、全国民族教育科研课题“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 ZXYB18015) 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1] 148 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是促进各族人民之间心灵交融与携手共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各民族同胞要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1]153教育是促进各民族之间心灵交融、携手共进的基本手段，是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 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已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必要深入探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功能与发展路径。 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分析 民族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是“在多民族国家内对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教育”[2]，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以外，对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3]当我们用这个定义讨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它的涵义过于狭窄，需要进一步斟酌和完善。如果认为民族教育只是针对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那就很容易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看做是主要与少数民族相关而与汉族无关的事情。反之，如果将汉族包括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对象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就不符合民族教育的原有定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需要从内容、目标、对象上明确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涵。 首先，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知识方面的内容。这是民族教育与普通教育区别的重要特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既有与普通教育相重合之处，又有它自身特有的内容。二是关于科学文化知识方面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是每个民族都需要学习和接受的，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都需要在本民族内大力开展科学文化方面的教育，从而提高本民族素质，促进本民族发展。在这方面民族教育和普通教育没有什么区别。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都不可能仅仅是针对少数民族，而是与整个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息息相关，与汉族的关系尤为密切。由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居住遍布全国各地，与其他各民族水乳交融，汉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民族知识水平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质量和成效。因此，我国56个民族都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对象，都属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范畴。 其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目标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目标是“团结”，即正确认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实现民族团结。这既包括促进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和谐，更包括增进与其他民族的团结，不仅要维护本民族的团结，而且要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一个民族既要做到理性地对待自己、又要做到理性地对待其他民族；既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本民族内部关系，又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与其他民族的外部关系，更要认识和处理好与自身隶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另一个目标是“进步”，即通过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促进民族素质的自我提升，实现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没有提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就不可能从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发展路径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这两个目标互为倚靠、不可偏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没有前者，后者就会失去发展的正确方向，甚至会走向迷失和歧途; 而后者是前者的支撑和保障，没有后者，前者就会失去发展的不竭动力和创新源泉。 最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对象上表现为面向全体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受教育者。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绝非单一的民族问题，它与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进程息息相关。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非民族的，这并不是指它没有自己特定的内 容，而是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必须具有超越单一民族的视域和内容，它最终指向中华民族共 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马克思对德国的犹太人(马克思自己就是犹太人) 说：“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而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4]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当强调国家观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不应仅仅是针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因此，对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我们应当强调的是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二、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功能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一是要通过扎实的宣传教育工作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内化于各民族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不搞形式主义，“端着架子空喊口号是不行 的，形式轰轰烈烈，效果未必就好”；[1]153二是要“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1]154三是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情感沟通工作，“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1]165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所着眼的既非此民族或彼民族的利益，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进行的教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核心功能。从教育目的、着力之处、内化发展三个角度来看，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功能可归结为文化、德化、教化三个方面。 (一)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文化”功能 “文化”功能指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提升各民族人民的素质、能力，促进各民族科学理性 水平的提升。不仅因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而且民族团结进步本身同样也需要理性思维。正是理性水平的提高才使我们真正懂得“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1]148。如果说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150，那么维护这种家庭成员之间亲密无间关系的最有效办法是把每个家庭成员的理性和理智力量提升至相当的水平。否则，理智和理性能力的差异、认识和思想水平的差异，有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离心离德。民族团结教育的“文化”措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混合居住的省份，建立从幼儿园、中小学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推动各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二是制订民族教育政策法规制度，从国家基本法律制度、教育领域法律制度、教育专门政策等方面实施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三是采取重大举措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鼓励多民族混居地区的汉族青少年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实施一系列扶助计划和工程，扎实推进各个民族教育快速、高质量地发展。从“文化”方面看，半个多世纪的“以文化之”的民族教育极大改善了各民族的理智状况、提升了各民族人民的理性能力和水平，为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德化”功能 “德化”功能指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团结和共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地区抓团结、抓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个基础性工作。如果对青少年放任不管，他们就容易受错误思想特别是错误的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的影响，有的甚至会走上危害社会、危害国家安全的道路。”[1]156从“德化”方面看，民族教育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德化不仅指思想政治教育，从广义上说它还包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提升生活水平和质量，增加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等。无论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广义的“德化”，都是争取人心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做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 管用的是争取人心”[1]152，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争取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的最有效途径。如果说“文化” 针对的是促进各民族理性、理智水平的提升，那么“德化”针对的就是民族情感、信念和意志方面的变革。每个民族都有属于本民族的情感和信念，每个民族的发展、繁荣和进步，都必须从其他民族那里学习有益经验，才能实现相互团结与共同进步。这种“团结与进步”最鲜明地体现在“五个认同”之中。因此，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必须通过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将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植入各民族人民的心灵。 (三)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教化”功能 “教化”功能指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提高自立自强和自我创新的能力。“教 化”与“文化”“德化”的区别在于，前者这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来自自身，后两者发生的精神转变则来自于外部，是由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黑格尔把教化界定为“向普遍性的提升”，这一提升不是通过理论的途径实现的，而是通过劳动对自身的“形塑”而实现的。劳动可以通过对象物的创造使个体认识到人类精神的普遍性，从而“放弃(个体) 欲望的直接性、放弃个人需求和私有利益的直接性”，转向“对某种普遍 性的追求”。[6]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通过内地办学、对口支援、财政支持等多种方式，使各族青少年能够走出各自的地域限制，同其他民族青少年进行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各族青少年见贤思齐、美美与共，通过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点，实现了各民族努力“向普遍性的提升”的相互借鉴作用，促使各族青年形成更广阔的视域，提升了自立自强和自我创新能力，将自己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从而更自觉地维护和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进步。 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 民族地区的“文化”相对薄弱 目前，民族地区“文化”的力度相对于它所要实现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而言远远不够。部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孩子从小较少甚至是没有受到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因此在其长大后易受宗教和民族极端分子的蛊惑、煽动和欺骗。由于部分民族地区的人们科学文化知识严重不足，甚至科学常识都不具备，很容易受别有用心的人蛊惑和欺骗。例如，党和政府为解决部分民族地区的饮水安全问题，给一些地方安装供水系统，但却被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把“自来水”说成是没有接受阳光照射的“阴水”，造谣说饮用了这些水之后会生灾病，企图用类似这样违背科学常识的谎言蒙骗少数民族群众，达到其离间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险恶目的。 (二) 民族地区的“德化”有待加强 一是由于部分民族地区未能充分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从而未能为各民族做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提供保障，甚至给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带来障碍。部分民族偏远地区及乡镇农村没有科学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给各民族之间的一般交往带来不小的困难，更不要说交心了；一些民族地区没有处理好语言教育问题，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效率，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语言障碍”，而且也给国内外分裂势力可乘之机，为他们以民族语言文字为工具制造虚假历史、造谣煽动少数民族群众等提供了便利。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在翻译上大做文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制造种种 “语言陷阱”，其危害是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都化为乌有或予以抵消，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问题教材”“毒教材”。这些教材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散布各种与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离心离德的内容和倾向。 二是部分民族缺乏自信、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一些民族地区结合自己的实际以及本地环境资源条件，筹划、摸索适合本民族发展的路径不够；对于少数民族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以主人的姿态参与本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努力不够。部分民族地区即使在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的前提下，在发达地区给予强有力的对口支援下，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保守、落后的贫困理念，其生产、生活、就业等都存在大量问题，在客观上造成国家的支持和地方的援助变成“输血行为”，支援一方和被援助的一方都在逐渐地被“物化”，认为仅靠物质利益和金钱就能解决民族团结进步问题。这不仅会滋长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也会伤害其他地区人们的利益，进而对民族团结进步产生消极影响。 (三) 民族地区的“教化”有待提升 民族地区教育在推进某些民族，特别是那些人口规模较大、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及宗教传承的民族“向普遍性的提升”的作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民族地区教育在帮助每个民族结合本民族的实际和传统文化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方面做得不够，在把本民族的实际和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相结合不够，没有有效创造出既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成果；没有有效地将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结合中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对民族意识现代化的引导也不够。比如，伊斯兰文化的“中道”或“中间主义”思想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一思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要建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共同体”、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7]。但遗憾的是，类似这样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思想文化宝藏却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科学研究。 四、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 从解决语言问题着手和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就难以形成认同。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避免各民族学生到了学校还是各抱各的团、各走各的圈。”[1]157“语言是存在之家”。“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8]语言的隔阂和对立就是存在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人们之间的误解、争论和不理解都是由于语言障碍引发的，至少是通过语言表征的。要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相互交心，首当其冲的是语言问题。部分民族地区的语言教学忽视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甚至演化成单一的民族语言教学，这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要通过政策的作用鼓励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在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交流、交往、融合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也要鼓励民族地区的汉族青少年学习、了解少数民族的语言，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重要桥梁和中坚力量。 (二) 从解决物化问题着手和用力 “物化”与“文化”“德化”“教化”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见物不见人，后者见物更要见人。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中固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或手段，但如果以为仅靠物质利益和金钱就能解决民族团结进步问题，那就完全错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如果见物不见人，把这项工作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那就不仅不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反而会造成各民族之间的离心离德。一方面，民族之间的交往也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以利相交”，那必然会“利尽而绝”；另一方面，“物化”的商品化属性会使人际关系具有物的特性，消解进取意识，严重影响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交往。要为民族地区“造血”，通过内因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而“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1]155要解决“物化”问题，必须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形成各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二是形成各民族共同的政治基础，引导各族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三是形成各民族共同的事业基础，引导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在奋斗过程中实现民族的大融合和大发展。 (三) 从解决普遍问题着手和用力 “向普遍性提升”不仅是黑格尔说的向理性提升，而且是马克思说的向“国家”“人类”提升， 是列宁说的向民族融合提升，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显然，这绝不仅仅是各少数民族的使命和责任，而且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各民族向普遍性提升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理论的，它要求每个民族都要不断开阔眼界， 通过理论活动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摒弃自身的狭隘性。当务之急是要强化民族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系列新论述、新观点、新思想；长远来看，要加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理论和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内容，通过民族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丰富和充实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的内容，解决民族团结进步面临的新问题。另一种是实践的，它要求通过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激发每个民族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创造力，找到适合本民族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国家、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克服个别民族的狭隘性，达到新的发展高度。只有每个民族不断地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努力提升自己，民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望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中国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310．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补合编本［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09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21．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437． ［6］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1－15． ［7］丁俊．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伽达默尔．诠释学Ⅱ: 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修订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2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