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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定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就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实践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法律基础。只有坚持推动这五大基础路径，才能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路径；多民族国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18BMZ007）。 作者简介：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民族社会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前夕，中央隆重召开了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选择这一时机召开会议，不仅意在总结建国七十年来民族工作成功经验，更昭示和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宪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总结了代表我党民族工作成功经验的“九个坚持”，阐述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现实基础的“四个共同”，提出了关于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五大路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两次直接提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这是中央首次正式确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主线地位。在这一政策定位之下，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就成为亟待回答的实践问题。本文尝试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所提出的五大基础路径——即“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确保各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行一个整体性解读，以增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 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基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党的领导作为政治保障，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本质属性共同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现有民族政策体系的设计者，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践行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中国的民族问题，将其视作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在对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建立单一制国家、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194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均对这一政治架构予以了确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中概要性地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工作中的创举和贡献。[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将民族平等确立为立国根本原则、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民族关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得以建设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道路，两者是一个相向而行的过程。 将民族平等视作立国之本、努力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价值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这一理论判断既反映了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中国民族政策从体系设计到具体实践都体现出深深的社会主义烙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等从制度设置的价值渊源、制度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贯彻的基本理念角度来讲，还是要归结到‘社会主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也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以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财政、金融、税收贸易基建等多个方面，对国家经济资源配置进行整体性部署安排，以帮助和支持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3]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烙印维护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创造着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以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为价值导向；只有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价值导向，才能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相匹配的价值理念支撑。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性质有关。从本质属性上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国族。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只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它同时还必然是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再进一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以历史文化为内核，以政治法律部为边界的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是一个柔性共同体，提供内聚力；缺乏历史文化的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将缺乏凝聚性。政治法律共同体是一个刚性共同体，提供强制力；缺乏政治法律的边界，中华民族共同体将缺乏强制力。两者的结合，才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很多时候，人们通常片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作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忽视了其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面相，这是极其危险的一种倾向，有可能威胁到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在强调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障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维持需要政治力量的领导与参与，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我们可以看到，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一表述，将“四个认同”调整为“五个认同”，就具有强调和强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政治领导的功用。 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对不只是精神、思想、意识层面的问题，它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对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其经济基础就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三条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其中各民族共同繁荣既是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根本归依，也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证。进入新世纪以后，党中央提出的“两个共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样体现出对我国民族工作经济物质基础的强调。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只有从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同时着手，才能解决好民族问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哪一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都会出更多的问题。还要认识到，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各有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互相代替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物质力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要靠增强精神力量来解决。”[4](p.250)这提醒我们，在民族团结、民族关系等偏重于思想意识建设性质的民族工作中，一定不能忽视经济物质基础的作用和影响。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p.11)相对而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更为凸显，也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人财物力去应对相关问题。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民族工作面临“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4](p.58)其中，至少前三个并存中都从各个不同角度指出了当前民族地区、部分民族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程度差、发展水平低等。因此我们看到，作为习近平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集中体现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有大量的内容集中于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 中国当前的民族发展差距客观存在，大致由两部分构成。第一是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基础发展水平差距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边疆民族地区及绝大部分少数民族整体上都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生产方式极为传统，部分地区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生产关系极为落后，部分民族内部盛行奴隶制和农奴制；生产力极为低下，相当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缺衣少食。1949年，少数民族地区平均粮食亩产只有75公斤，工农业总产值仅为36.6亿元，只占全国总量的3.8%。[6]第二则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之下民族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这个一方面从个体性普查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教育水平、产业分布、职业分布和城市化水平等指标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族际社会分层现象；[7]还有学者通过统计指标的计算指出，我国的5个民族自治区和其他几个多民族省份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区域教育能力、区域科技能力、区域管理能力等方面，在全国比价中总体上都处于发展劣势。[8](pp.410-425)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数据，在地区GDP及人均GDP两项指标排名上，内蒙古排名分别为21和9位，新疆排名分别为26和19位，宁夏分别排名为29和15位，西藏分别排名为31和26位，广西分别排名为18和28位，贵州分别排名为25和29位，青海分别排名为30和23位，云南分别排名为20和30位，甘肃分别排名为27和31位。[9]可见，5个民族自治省区及几个民族人口较多地区在两项排名上均不容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 中国共产党视“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民族工作成功经验之一。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将其视作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两大支柱之一。讲话提出要发挥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者的积极性，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重点抓好就业和教育；发挥资源优势，重点抓好惠及当地和保护生态；搞好扶贫开发，重点抓好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脱贫；加强边疆建设，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等。[2]除上述这些顶层政策设计之外，中央政府也实施了一大批实践项目，如兴边富民、精准扶贫、集中连片地区扶贫开发、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政策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进程，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经济物质基础。 三、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何要强调文化基础？这要从文化与民族的深度关联谈起，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指称的就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特征的人群共同体。只要我们强调某个群体是民族群体，那么就必须探寻这个群体背后共同历史文化基础的存在。尽管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已经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属性，但文化基础依旧是民族的根基与底蕴所在。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性质的全面分析，一定不能遗漏其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面相，这一特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维持与延续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内聚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1]我们可以尝试比较一下“中国国民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两个概念。在认定两者涵盖范围大致相近、意涵颇为类似的基础上，前者的优势在于其与国家关联因而群体边界极为清晰，而后者的优势就在于其对历史基础与文化内核的强调，更为契合共同体的基本意涵，因而成为这一领域的通用话语。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历史文化基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无论是其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过程，还是其共同体实体的建设过程，都必须构筑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基础，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体现与支撑。那么，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何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础呢？其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契合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属性。很多学者认为民族精神家园指的就是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本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10]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且是中华文化的优秀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建构。[11]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实质上就是文化建设，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的一种强化与升华，以期为全体中国人提供一种认同的力量和文化支撑。[12]其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能体现和支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共”和“同”体现在哪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基础何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四个共同”，这是截止目前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最好的注脚。“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时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这四个共同的阐述恰好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揭示和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性。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对历史文化共同性深度领会与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的现实利益共同体和未来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恰是此种建基于历史文化共同性基础上的现实与未来共同体感知，才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础，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各民族文化均对共有精神家园做出独特的贡献，并因此建立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关联；另一个是各民族实现对自身文化的超越，从而形成并认同于共同体的共有精神家园。在共有精神家园提出之初，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表述，之后逐渐转向使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表述。对比而言，这两种表述可谓各有胜长，前者的优势在于凸显了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性质，后者的优势在于凸显了各民族的主体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习近平同志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提法。一方面，强调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对各民族的贡献予以详细列举；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来形成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些内容又具有超越各民族文化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文化基础的意涵。这两方面内容的结合，既强调了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走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意，也彰显了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建构共同拥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