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1933年5月,中华书局出于生意考虑,在引进奥格登的“基本英语”后发起“英语八五运动”,却引发了一场文化论争。为了维护世界语,加之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戒备以及民族危机下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世界语者难以接受“基本英语”替代世界语成为国际辅助语,更难以接受世界语“没有祖国”的指责,率先批评“基本英语”。林语堂因秉持语言的自然起源论,也反对“基本英语”的人为性和“非自然”。论争涉及诸如谁有资格成为国际辅助语、人造语的合法性、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祖国”“用武之地”以及语言的代表性、大众性和普及性等问题,呈现话语权力之争的态势。这一论争持续到1934年,虽无明确的结果,却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状况以及知识人对语言的基本认知。 关键词：基本英语; 世界语; 国际辅助语; 林语堂; 中华书局; 英语八五运动; 1933年6月1日,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在为《基本英语入门》撰写的序中说:“1932年秋,购得奥格登(Ogden)《基本英语丛书》十余册,其《基本英语入门》(The A B C of Basic English)之序文中,说明八百五十字可代普通英文二万字用,当时很有点怀疑其过于宣传,自经阅读数册后,觉得奥氏所说似不夸大,再请钱歌川张梦麟两先生详细研究,则奥氏所谓能熟习此八百五十个字,凡普通会话,写信,作文均可应用之言,确系事实。因思中国青年平日对于学习英语之浪费时间与精力,这一套丛书实为其补救的对症良药,于是商定办法,以国人之学习能力为标准,假定每日学习十字,则八十五日即可毕业,因于基本英语之上加‘英语八五运动’一语,以示其成功之不难,更仿制留声机片四张(按:后为六张),以为发音之助。只要学者努力进修,书本与留声机片并用,其成功是可以立待的。”1这乃是“英语八五运动”一词的来历。 事实上,在引进和推广“基本英语”前后,中华书局介绍和出版了多部英语学习的书籍;即便是1933—1934年,在大力推介“基本英语”的同时,也出版了多种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通过的大、中、小学的英语教科书、英语教学或学习法及相关读本、选本,它们也是相关广告的推介点。 但问题是,引进其他英语学习和方法相关的书籍未曾引起论争,偏偏“基本英语”是个例外,其原因何在?用时人的话说,“英语八五运动”“这是一场运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意经为合于实际些”。2本文关注和讨论的是,这桩书局贩售图书的生意,何以会转换成与民族主义意识、政治关怀相关,涉及国际辅助语的资格、人造语的合法性、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自然起源和语言的普及性、大众代表性等问题的话语权力之争,以及这些因素在论争中呈现的多重样态。3 一、 语言的政治转向:从生意经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1930年,“基本英语”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格登正式发明。1933年1月11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出现读者有关“基本英语”书籍的问询,相关的答复仅止于提供剑桥大学正字学会(Orthological Institute)的联系信息,并无内容的详细介绍。4而按照“基本英语”的重要推广人瑞恰慈(I.A.Richards)本人和研究者的说法,1929—1930年其来清华大学任教以及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时,已经在推广向社会公布了甄选词汇,但尚未正式发明的“基本英语”。5 1933年2月10日,《申报》刊登题为《八五○字之基本英语》的消息,其中说:“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及伦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岳登发明一种基本英语。此种基本英语只需八百五十个字。发明者深信此八百五十个字的英语已足够一切应用。他国人若能熟习此八百五十字及一些简单的句语构造法,即能将英语运用自如,通行无碍。”6 同年3月18日,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英语周刊》新第24号上开始分两期刊登“基本英语八百五十字”词汇表,新第26号则刊出中英文对照的奥格登《基本英语之初步》(即The A B C of Basic English),译者T.T. Eugene Tseu即该刊主编周由廑,随后连续刊载,直到1934年7月14日新第90号止。7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外国方面的输入,还是中国方面的翻译引进,中华书局均非最早引入“基本英语”者,但将“基本英语”策划成一场与出版生意相关的“运动”,大加宣传,则是从中华书局开始的。 1933年5月25日,《新中华》发表张梦麟的《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一文,也即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氏编译的《基本英语文法》(Basic English)的第一章“基本英语的由来”,正是这篇文章成为有关“英语八五运动”及“基本英语”论争的导火索。 《基本英语文法》并无单独的序言或者引言,“基本英语的由来”作为第一章,就内容看有序言或引言的性质,抽出来放在《新中华》上提前刊出,既有“英语八五运动”开场宣言的意思,也有广而告之的商业考虑,推送的自然是中华书局引进和编译出版、奥格登主编的“基本英语丛书”。 但张梦麟没有预料到,他依据奥格登的见解而得出的论断,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和反弹。他在提到国际语言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几种人工发明的国际语后说: 这种种国际语,虽各有几万乃至几十万的赞成者,但是仍是流行不广。其最大的原因,乃是这些世界语,不是自然发生的,活的国语,而是人为的,死的东西,学这种语言,等于另学一种外国语,而且它没有祖国,即学出来,也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到现在,虽然国际语的需要,一天急(按:《基本英语文法》为“强”)似一天,但是这种种世界语,都已不能号召了。8 此处“世界语”与“国际语”同义,并非单纯针对世界语(Esperanto),也就是说,张梦麟并非特指某一种人造语,而是指向所有后人发明的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依据诸种语言集合而成的一般的“国际辅助语”。但他所使用的几个关键词,却触动了中国世界语者的神经。这些词包括:“人为的”“死的东西”;“祖国”“用武之地”。 前一对关键词是相关的,即“人为的”必然是“死的东西”;后一对关键词也相关,即没有“祖国”自然没有“用武之地”。而对此产生异议的中国世界语者正是据此认定,张梦麟是有所特指的。因为世界语是波兰籍犹太医生柴门霍夫(L. L. Zamenhof)参照欧洲语言发明的,符合“人造语”的定义;而所有世界语者,他们接受“世界语”,就是希望有一个世界大同,本此“大同主义”自然也符合“没有祖国”,因而没有“用武之地”的判断。 1933年6月23日,由北平世界语协会创办的《世界日报》的《世界语之光》副刊第1期发表昔台撰写的《基本英语》,是最早公开批评“英语八五运动”的文章。就在同期《世界语之光》上,主编默它(傅铭第)便承认世界语是“人工国际语”。9 昔台的言辞并不激烈,他只是在介绍“基本英语”的大致情况后,认为“基本英语”虽得到国际知名学者的同情,但“并不是一件天大的发见;充其量,也不过如代数学的化繁为简,将许多芜杂的材料,归纳得一个方便的公式”。他最后说,“由创始者所给与的命名看起来,(基本英语)是‘所谓国际商业语’,倘作者的目的是着重于此,我们当然毫无非议之处,因为英语成为商业上通用语,早已成为事实;……然而要将基本英语来代替世界语Esperanto的位置,我们却以为未必能办得到”。10 昔台的温和表达却引起了其他世界语者的不满。汉口世界语普罗联盟的组织者干铁(方善境),即在来稿中对昔台承认“英语成为商业上通用语”一事表示异议。干铁列举亚洲英语的普及状况是有意反击钱歌川在《初级中华英文周报》“基本英语讲座”中的有关描述。他认为,英语虽然在印度、菲律宾等殖民地、中国等次殖民地占优势,但在法国统治下的安南(越南)、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及占世界土地1/6的苏联不占优势,可见,英语未必拥有“国际商业语”的地位。11 事实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遍及全球各地,干铁的说法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对于“基本英语”鼓吹者诋毁世界语的义愤。 与干铁同样激烈的还有野鹏,他也不赞同昔台的温和表达。在野鹏看来,“基本英语”的野心不止于成为“国际商业用语”,其发明者“于‘商用’之外更有把它当作国际语用以征服世界语的企图”。这个世界语者反对“基本英语”的直接原因也被后来的世界语者反复提及。野鹏提到的另一点,即民族语能否成为国际语,也揭示了一个历久弥新却难以回答的问题。 野鹏举出了一些过分夸张的数据,借此说明世界语的传播广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世界语的“科学性、合理性、大众性与优美性”。12但实际上,“科学性”“合理性”和“优美性”很难找寻到统一的标准,因此,“大众性”才是四个特性的核心,也是世界语者最有道德依据和政治诉求的地方。 昔台的文章中虽然使用了诸如“买办阶级”“高等华人”等政治化的名词13,但主要是不满英语成为上等人、少数人的专利,违反他们秉持的“大众性”,他尚未使用“英帝国主义”“侵略”等政治批判性更强的词语。而野鹏则不然,他直接说,“基本英语”的出现,告诉我们替大英帝国利益服务的“学者”始终不忘其语言侵略的野心。他将笔触直指中华书局,说“基本英语”粉墨登场后,“连国内的一向抱尾巴主义的出版界也居然抢了日本底先把它介绍过来,替它大吹大擂,那末,在大英帝国庇政治势力范围以内,它自然有它底戏要唱”。他甚至将中华书局提高国内英语教学的效率和“速成”的宣传理解为方便大英帝国的文化麻醉,“实施更高度的压榨”,培养更多的“速成走狗”。14 将中华书局“基本英语”的引进和提倡上升到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自然是将英语学习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表现,其直接导因或也与张梦麟在断定人造国际语没有前途之后,又将英语一类的“自然语”的作用和运用前景无限放大有关。张梦麟认为: 人为的,死的世界语不能用,现在便生出一种自然的,活的国际语来了。这个国际语,老实说,即是(基本)英语。但是(基本英语)并不如普通的英语那样复杂难学,较普通英语,更为十分的简单,更为十分地易学。一旦学得之后,写作,会话,其明白达意,一如普通的英语一样。凡是普通英语所能达的意思,这种英语都能达出。15 这段话中的“世界语”指的虽然也是一般的国际辅助语,但对于人造语的蔑视态度是很明显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源自奥格登。 奥氏以为,人造的国际语不成功,乃是没有拿活的言语作为基础的缘故,所以简单的国际语,非用现在还活着的言语为基础不可。为证明所言不虚,他举例说,全世界使用英语者,共有5亿人,占世界人口1/4,没有哪一国的国语有这样多的使用者。而中国人口虽号称4亿,但言语不统一;文字虽统一,可文盲又占85%以上。因此,要找寻一种“活的国际语”,自然只有使用者最多的英语。 在世界语者看来,张梦麟是在贬损世界语之后,又提升英语,以达到替代世界语成为新的国际辅助语的目的。一抑一扬,被扬者自然会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于苹生就认定张氏是有意诋毁世界语。16谷尘也认为,“因为,鼓吹B.E.的人,居然也揭了‘国际语’的标帜,并且说,像Esperanto一类的人造语,都及不到B.E.等,这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一种计划一种宣传”。17随后世界语者对“基本英语”的批评也多缘于此。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意识的体现。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类意识在主观上不断增强,在客观上亦形成了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双重效力。钱歌川、张梦麟等介绍“基本英语”入华,除考虑便利国人的英语学习外,主要还是由于它符合中华书局“只求于营业之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的经营理念。18他们介绍“基本英语”自然也是兼顾营业和社会意义,但营业(商业)的意义往往不易多张扬,社会意义则不妨广而告之。然而这个广而告之的企图引来的批评,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当世界语者批评“基本英语”的引进助长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时,中华书局的敏感程度显然超过了有关技术层面的批评。中华书局基本英语研究社编辑出版的《基本英语讨论集》并非真正的“讨论集”,它只发表了自己一方的意见,未收录反方的意见,因此,这部讨论集也可以说是对“基本英语”批评方的总回应。 该书“引言”回应的第一个问题就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指责有关。其中说:“不意有一小部分人,完全不了解我们这种私衷,徒然意气用事,大做其文章来攻击基本英语,抵[诋]为遗害青年的毒物,甚至迁怨到个人,说是替大英帝国当走狗。”虽然“这些话本不值识者一笑,我们本可以置诸不理的”19,但是他们却无法“置诸不理”。 与“引言”一样,《基本英语讨论集》的主体部分“基本英语讨论”最先回应的也是有关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问题。其中提到,批评“基本英语”的几十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是从中国学习“基本英语”的立场看其有什么缺点的(按:这个说法未免夸张)。原因是这些批评者“都是极关怀祖国的。在他们眼光看来,英语的普及,完全是一种帝国主义者言语的侵略,而基本英语既是一种使英语容易学习的方法,因此更是助桀为虐的东西,更应该反对。这样主张的人最占大多数”。显然,来自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民族主义式的批评让中华书局感觉到了压力。 不过,在中华书局看来,中国人已有三四十年学习英语的历史,此时引进简易化的“基本英语”,只是考虑减少学习时间和精力,因此,现在再提出批评学习英语的问题,未免让人误会批评者“觉醒太迟”。这种消解批评的方法,依据的是近代中国英语的传播历史,中华书局强调要面对现实,尊重英语在中国外语教学中的主流地位。 中华书局消解批评的另一个方法,是依据奥格登关于“基本英语”作为“第二的国际的言语”的定位。他们的解释是,普及“基本英语”,如奥氏所言,“即是使人人得到一个第二的国际的言语”20;奥氏“是想把基本英语推广成为国际间用语;但又从他用second——在其它地方又用补助语(Auxiliary Language)这个名词——这一个字看来,可知他的目的并不是想推翻各国自有的言语,而由基本英语取而代之;只是在各国自有的言语而外,又加上一个第二的,补助的言语,以作为国际间互相交通的工具罢了。从这一点来说,基本英语批评者们所谓言语侵略,根本不能成立”。 在以守势的姿态回应后,中华书局遂转向攻势。他们宣称,在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外语为补助而能发展其文化。此时的中国正在努力图强,所赖于西洋文化的地方正多,所以学习外语已成了当然的事实。“就是主张Esperanto的人,也并不是主张中国人不应该学外国语,只是主张应该学Esperanto,以便在国际间通用。”不过,批评者“含得有一个不长进的自卑心理在里面。即是中国人只配被人侵略,中国人只配当奴隶,外来的东西,譬如言语(假如认为是侵略的话),侵略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只好任其侵略,既不会设法利用,也不能设法抵抗……”。实际上,学习“基本英语”是为了将外语为我所用。退一步说,即便“基本英语”是“有组织的言语侵略”也不必先拒绝、逃避,完全可以征服、利用它。“如以言语侵略为口实,这不惟是表示批评者之没有常识和矛盾,并且暴露出批评者们不长进的奴隶根性出来。”21 这样的反唇相讥,自然是出于不甘愿被批评者称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走狗的心理,但也有应对国际语话语权之争的一面。世界语者不只是在《世界语之光》上发表几篇批评“基本英语”的文章就收工,他们还有更为宏大的诉求。1933年9月15日出版的第13期《世界语之光》,以“基本英语论战”为题罗列了论战文章的要目,副标题是“揭穿了基本英语的诱麻性”。而编者更是直接号召世界语者参与论战: 自敝刊提出基本英语问题后,上海《申报》《晨报》《论语》及天津《益世报》……等均纷纷响应;对基本英语有极严厉的学理上的评论批判。基本英语的提倡者钱歌川,也已经在《申报》上有了二次答辩。这种语言学上的论战,我们认为不特可以促进社会人士对于世界语(Esperanto)的理解,而且可以提高世界语同志对于国际语理论的认识。所以这并不是一种浪费的论争,而是世运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22 此时在《申报》上参与论争的主要是上海的世界语者。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世界语组织已经成为中国世界语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语之光》主编默它的发刊词《写在世光创刊号前面》,就征引了上海世界语的领袖胡愈之的观点,显然是把胡愈之视作前辈。23随后的论争,也是以上海的世界语者和沪上的报刊为主。 二、 关键词的背后:“人为的”“死的东西”和“祖国”“用武之地” 其实,从《世界语之光》揭橥有关“英语八五运动”论争伊始,就把问题引入无解的境地。诸如人造语的前途、民族语成为国际辅助语的可能性等问题,都是国际语言学界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而语言的文化传统、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虽然被广泛认可,但是语言发展,特别是作为国际辅助语时到底遵循何种原则、有什么规律,仍是见仁见智。24在后一问题上,论争中虽未挑明,或多呈现集体无意识,却也曾涉及。 正如前述,“人为的”“死的东西”和“祖国”“用武之地”这两对关键词出自张梦麟之口,而此说又主要是在复述奥格登的见解。就语言学看,“死的语言”主要指历史上曾经出现、现已不再通用的民族语言,国际上公认的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东方的吐火罗语等均属于此类。俄国语言学家德雷仁(E. Drezen)曾梳理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学者为了谋求“中立”而提出的国际语的诸多方案,这里的“死的语言”也指的是拉丁语和古希腊语。25 但是,在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论争中,张梦麟有关“死的语言”却明确指向人造语。张梦麟和钱歌川对人造语的认知主要依据的是斯宾塞(H. Spencer)《文体论》(The Philosophy of Style)的区分,即“凡先有言语然后就言语的习惯用法,编出文法文典者,我们就认为是自然发展的言语;凡先编好了文法文典(无论怎样完善,怎样严密)然后产生一种言语者,我们就谓之人为的言语”。他们认为,世界语无法克服以往人造国际语的缺点,因而只能以失败告终。26 世界语者的反应则较为复杂,甚至因为彼此有关人造语的认知差异而显得颇不一致。如,华君就不认同奥格登别的国际语都是“死的语言”,唯“基本英语”才是以“活的语言”为基础的说法。他认为,“活的语言”不仅英语一种,也不是因为英语有多优越、使用面有多广,主要是与英、美的影响力有关。即便“基本英语”是“活的语言”,由于词汇所限,也取代不了世界语。华君揭示的是语言与国家影响力的关联性,这是社会视角的看法。但他主要还是强调英语并不比其他语种更优越,故不可能成为国际语。其中潜藏的民族平等、文化平等、语言平等的意愿是明显的。27 实际上,华君怀揣着一个隐忧,即世界语乃后世发明的人造语,这是世界语者无法回避的。虽然,干铁宣称,“语言的最原始的基础,我们可以相信是种种劳动呼声”,认为语言没有掺杂人为的设计。但是,当一种语言成为大众共同使用、共同理解的语言后,则“有着人类的有意识的创造了”。后一个解说,是将无意识与有意识的语言创造过程分开,即分阶段来解析。正是站在这一角度,干铁认定世界语的语音、语根和文法既然“大部分是从现存的西欧主要的文化较高的国家国语中采集而成”,故“它的人造的程度大概未必甚于基本英语”。此外,干铁又从实际应用的角度重释“死的语言”的概念并指出,谁会把正在使用的语言称为“死的语言”?28“语言的死活取决于有否被人实际使用,而于自然物[与]人造无关”。29这是世界语者回应“死的语言”批评的代表性说法之一。《生活》周刊的编者亦说,世界语目前已经成为“人类的活文字”,亦是指世界语已经为国际交流之用。30 然而,不仅是奥格登、张梦麟,一般批评人造语为“死的语言”者更偏重于强调人造语没有文化传统作为依托,因而没有前途。这种从文化层面和未来的角度的言说,正是他们与世界语者的分歧或者说针锋相对的地方。 有趣的是,也有世界语者指责“基本英语”是“被形式范围着的语言”,是无用的“死的语言”。这个观点出自支持世界语的柳乃夫(赵宗麟、赵孚)。31苏州世界语协会成员苏蜚从柴门霍夫的出身说起,显然是认为世界语出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这也是中国世界语者对于世界语的认同和接受的基础。苏蜚认为,“突出了功利范围”而产生的“人造语”“给予了人类以不少沟通情意的助力”,因而减少了资本主义“自然的活的语言”的扩张;从产生的动机上即可推见世界语的国际化,而世界语的科学化、平民化,则可以在与“基本英语”的比较上显现出来的。32 这种有关人造语认知上的不一致,也被中华书局“基本英语”提倡者所察觉。他们指出,世界语者的“步调甚不一致”。吉平“认定言语无人为的与自然发展的之分,都同是自然发展”,干铁则以为言语有人为与自然发展之分,人为性是国际语的一个缺点,而索原(叶籁士)却说“人为的言语比自然发展的语言,更能够存在”。“干铁氏说基本英语是人为的,而索原氏又认基本英语之失败,全在不是人为的东西。这两种相反的意见,足以证明中国的批评者,对于基本英语是什么一种东西,完全没有理解。”33 “人为的”“死的东西”,牵涉到语言起源和发展的人为性与自然性这一语言学史上的根本问题。“基本英语”提倡者更多的是沿袭奥格登之说,而世界语者的批评虽涉及面稍广,却主要是面向现实,故所言多在于应用层面,且还有强说人造语优越于以自然(民族)语为基础的“基本英语”之意在。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语和“基本英语”均为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因而有关的论争成为中国人关于两个西洋文化产物的长短之争,故并没有走出晚清以降中国历次文化论争均为“西与西”之争的范围,因而也凸显出“西与西”之争中对于西学理解的差异,而他们对西学的认知,从论争伊始就涉及无法解决的最根本的“宏大问题”,亦可见一斑。 因为是“西与西”之争,因此引用外国人的观点以自重就不可避免。进之翻译的《英国人的“基本英语”批判》即代表了英国国内反对奥格登“基本英语”的声音。作者认为,只有“数字语言”才属于人造语,故使用字母的世界语不仅不是人造语,且已经与国际语(international language)“同义”。而“基本英语”不仅在词汇量、适用度、精确性和表现力方面有欠缺,“还是一种没有试验过的计划”,因而,并不具备成为国际辅助语的资格。从文中提到“基本英语”者批评世界语用六种欧洲语言组合而成,只能适应西欧人的需要,并非“中立”,而“基本英语”对英、德、法文的结合却体现“国际性”34亦可知,“中立”“国际性”的说法并非是客观的标准,而是与各自的认知、立场有着很大的关系。它也可以成为话语权之争的工具。 叶籁士所译田中文三(Tanaka Fumi)的《英语学者之梦》一文, 是对日本英语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也是“基本英语”的日本代理人冈仓由三郎(Okakura Yoshisaburo)的批评。田中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认为,在国际上,英美之间对立日益激化;在日本国内,“排外主义”教育不断加强,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也在对立,英语的共通是不可能的,因此冈仓所谓二者合一形成的“世界共通语”的预言注定不可能成为现实。作者最后说:“相信英美共通语的可能,否定Esperanto的那种想法的根源,是在于以为‘言语是神秘的灵物’的言语拜物主义的作祟罢了。”35 “基本英语”提倡者虽然对于引外国人的见解以自重的做法颇为不满36,但他们自己也不免落入批评者的窠臼。1934年3月,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华教育界》“世界教育界”栏即刊登报道:上一年8月,英国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介绍和宣传“基本英语”,大家都觉得便利;美国太平洋沿岸、日本、中国不仅深感兴趣,而且开始在学校中实施;在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的英籍夫人也在努力提倡,学习者甚众。37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冯宾符的证实。38 由于争论的问题笼统而偏重于现实和应用,争论的对象又不出自中国,故而论争自然不会顾及传统,古代传统自不待说,即使是2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关世界语的讨论也被悬置。39然而,民族记忆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一直驻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因此,此次论争没有体现出传统或新传统的影响,亦不意味着民族记忆就此消失;任何的行为或话语都可能触发类似记忆的重现,虽然这个记忆物可能只是作为现实论争的一个符号。 此次论争触发民族记忆的便是张梦麟所谓人造语没有“祖国”,因而没有“用武之地”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际,“祖国”这个民族记忆的象征符号亦被放大、加深和凸显。中国世界语者应用世界语策略的政治转向,其内在的动力就是民族危机促发的民族记忆。上海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的创始人之一楼适夷,化名“林翼之”发表的批评“基本英语”的文章曾被“基本英语”提倡者作为代表性的言论加以嘲讽40,然而,这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却是民族危机下民族记忆重现的一次展示。 楼适夷指出:“本来太阳光照到的地方都有英皇的旗帜,大炮,军舰,浩荡的皇军,都在全世界上传播英语,在领土内有所谓‘大英地界’的中国,不懂洋泾浜就连拉黄包车的资格也没有;一只手面包,一只手宝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于是我们那些‘专顾环境’的学者(?),就不能不拥英语做国际语,而且要把它简易化,使无学的奴隶们人人背脊上和‘肚子上的重物不去’以便永远替洋大人当苦力,有什么法子呢?这是‘环境’!环境如此,我们就乐得来拥护它,也不管‘脸上的毛’拿去不拿去了。”41这番表达也只有在民族危机时才会出现。 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又称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联盟、中国青年世界语联盟)1931年年底在上海秘密成立,翌年1月又成立了公开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在1933年9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大会上,他们将胡愈之提出的“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确定为“语联”的指导纲领42,这也是民族危机下民族主义转向的标志。 晚清以降的中国世界语者多数是由于赞同“大同”的理想而接受世界语,“大同”理想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中立”原则。胡愈之1922年8月对此作过解释:“国际语的最后理想,是在供给各国人民以一种中立补助语。因为国际语是中立的,所以不干涉一切内部的事情,因为是补助的,所以更不至侵害国语或民族语。”43 在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论争时,“中立”原则亦成为重要的武器。赞同和学习世界语的一军、于施分别提到国际语中立性的必要,而广东的曼清则从反面指称英语不具备中立的条件。他们一致认定,以一国语言作为国际语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的表现。《生活》周刊编者说得更为直白:“……英语能够成为流行一部分地方的商业用语,只是英美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的结果。除非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成为全地球的统治者,才会去提倡英语作国际语。”刘文生相对温和,但他有关国际语的第一个条件亦是“它应该保守中立的”,且依此条件否定了“基本英语”成为国际语的可能性。44 这一观点并非中国世界语者独有,国外的世界语者也有此认知。温德尔(L. E. Wendell)就认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爱各自的语言,不愿意屈服于外国的权威之下。语言的障壁是永远不能以采用某个民族语为国际语的方法来解决的,只能采用中立的人造语。45这一典型看法内含“大同”的理想成分是不言而喻的。46 “中立”和“大同”在世界语者那里本是相互衔接的理念。中立性的特征包括:(1)在态度和行为上,不参与实际政治,不关注某一个民族的利益;(2)平等原则,即讲究各民族的平等,最终走向大同。这两个特征反映在语言上,就是不承认以民族语作为国际语。但现实与理想之间毕竟不可能榫卯相合。用胡愈之的话说,就是“真正的世界语者却不能抛弃现实世界。除了文字以外处处要想到怎样用世界语去帮助世界改造,并且亲自参加这改造工作”。47 上海“语联”成员徐沫(何增禧)1936年5月出版的《世界语新论》,被时人称为同类的世界语著作中“最优秀,最正确的一部”。48徐沫也持中立性原则,认为用民族语作国际语,“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底野心底反映罢了”。他依据历史唯物论的阶段论说,“世界语在理论上是民族语之更高阶段”,而现阶段则需要秉持“民族的形式,国际的内容”。49这显然是与彼时左翼文化界的拉丁语、大众语运动的追求和口号相互勾连的。 “民族的形式,国际的内容”,也是30年代上海“语联”由“中立主义”到“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策略转向的反映。而这一转向本身以及它所体现的倾向是现实性,其内核即是民族主义意识。正因如此,一旦参与现实政治和抗战宣传,他们对于祖国的情感、认知都会愈加强烈和明显。这也正是有关“没有祖国”的指认,会引起世界语者如此强烈反弹的原因。 1933年9月,叶籁士指出:“张先生用了‘祖国’‘用武之地’来威吓世界语(Esperanto),态度是颇强硬的,意思是说基本英语是有‘祖国’和‘用武之地’的,所以世界语(按:指国际辅助语)就非它不可。”50吉平则以为,张梦麟就是在说世界语乃“死的”“不能用”的。51世界语者对“祖国”的反应如此激烈,也让“基本英语”的提倡者感触颇深。他们说,张文中的几句话,“致惹起几位‘爱斯怕难读’的学者,大加非难。月来已看到这一类的文字,共有好几篇,内容都同在责我们不应该说言语应有祖国。”52 有关人造语“没有祖国”的指责,所以引起世界语者激烈地回应,也是因为它所形成的话语权力明显倾向于“基本英语”一方。后者抓住“祖国”二字,说世界语是“不要祖国的言语”。他们宣称:“爱国志士若主张言语不要祖国,便无异否认了他的祖国,即是他可以不必说他祖国的言语。拿我们中国人来说,便成了中国人不必说中国话。现在日本人在东三省强迫中国人学日本语,便是这种论调:‘言语是不要祖国的,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来学日语呢!’”在日本侵华的民族危机时刻提及此事,就是在利用这一话语权力。 “基本英语”的提倡者这样激烈地反批评,对应的是世界语者对于他们当英帝国主义走狗的指责。他们的意思是,世界语者关心祖国,实际却没有祖国。所以他们以“爱国者”来称谓世界语者,其实是含有讽刺之意。他们说:“言语本来是有祖国的,中国人应说中国话,这恐怕拥护Esperanto的几位批评者,暂时也不敢不承认吧。”所谓言语侵略,是“欲以一民族,一国的言语去取别民族的言语而代之”,但“以日本的压迫,亦不能绝灭朝鲜语,以俄国的暴力,也不能扑灭波兰话,……正是因为言语有祖国,有用武之地的原故”。而“自己的国家,还在存在着,便先否认言语的国籍,主张言语不要祖国”,这等于是“打起当亡国奴的底子”了。 “基本英语”的提倡者在反讥世界语者“没有祖国”后,自然要称自己一方是“有祖国”的,如此体现爱国心也是为了对抗世界语者有关他们当英帝国主义走狗的指责。他们指出:“我们不知道‘爱斯怕难读’语最终的目的,是否是用来代替各民族语,即是到了终极,我们都不要说中国话,都来说‘爱斯怕难读’。……我们的目的,终极都是以中文为主,英语为补助。所以我说言语要有祖国,同时是为我们中国语作一强大的主张。” 但是在论争中,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外化符号的“祖国”,始终只是一个批评对方的话语工具。“祖国”之争实际上是谁有可能成为国际辅助语的资格之争。“基本英语”提倡者注意到,在世界语者那里,“英语当成一个外国语来学的时候,便不是侵略,现在它要扩大成为国际语,便成了言语侵略了”。53 从1933年6月《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发表批评“基本英语”的文章开始,有关“国际辅助语”合法性的情结就一直显示在世界语者的批评文章中。叶籁士对于世界语“没有祖国”并不讳言,但他说:“唯其‘没有祖国’,所以配做‘国际’语。”从语言史看,民族语“纵然它有‘祖国’和‘用武之地’,也终于要失败的。而Esperanto将在‘没有祖国’而需要国际团结的人们手中不绝地生长。”54干铁则从另一个角度反击张梦麟的语言“祖国”说。他说:“难道要靠它的祖国来征服全世界,强迫全世界的人来使用么?……既然是国际语,那末只要能尽量的国际化便好,有否祖国作为后盾,倒并无关系。而且既然是国际语,则其用武之地,自然是在国际上。”他认为“基本英语”的影响尚未超出它的“祖国”,故不具备与世界语争夺国际语的资格。至于世界语的“用武之地”,他举例说,“九一八”后,汉口和绥远的世界语协会、上海“语联”和广东的国民大学抗日会用世界语写成的抗日宣言,“得到国际间很大的回响”。55 世界语者对于“祖国”的敏感不在于世界语有没有“祖国”,但如果这个“祖国”与爱国相联系,就显然触碰到了他们的神经。上海“语联”“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实际行动就是借助世界语向世界传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信息,让国际反法西斯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西斯,其正义性绝不能容忍“没有祖国”的指责。一些世界语者在后来的回忆中不断提及这一点,也就是为了维护这一正义性。56 从晚清以降的中国外语传播史看,英语的传播较之世界语有明显的优势,钱歌川回顾这一传播史的本意是让世界语者接受英语作为外语教学主流地位的现状,但他对世界语的嘲弄口气,却让世界语者难以接受。他说,“因为英人之无孔不入,英语在中国也就广播起来”,教育当局亦将英语确定为学校的必修科目。“必修科是学不好也得学的”,有文学天才倒可以学世界语,“可惜我们既无那种天才,即有,环境也不许我们全然抛弃英语”。57 在世界语者看来,接受现状等于是接受被帝国主义侵略的“环境”。叶籁士就对此进行了反讽。他指出:“钱先生最后说:‘难道我们学了一国的言语,便会成为那国的臣民了吗?’自然,学了英语,皮肤变白头发发黄的事是不会有的,正和吃了牛肉不会变牛一样明白。不过也要看‘环境’。如果在‘大拉斯’‘金镑’‘皇军的指挥刀’的威力之下,‘环境’‘不许’你不这样的言语运动,实在是奴化植[殖]民地顶恶辣的武器。”他认为,钱氏是在有意无意为伪“满洲国”强迫中国人学日语辩护。58 从理论上看,“环境”是唯物论的基本取向和世界语者分析社会的主要依据,他们也是以此来分析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霸权。59但“环境”也是可以改造的对象。叶籁士就说:“‘环境’的产生,自有其社会的根据。”只要把握社会发展的法则,理解“环境”变迁的必然性,就可以支配和改造“环境”,“只有奴才才一味讲究适应‘环境’”。随着帝国主义的消灭,英语终将失去今日的地位。60 对“环境”的政治化理解,也是因为钱歌川等人有意进行非政治化的解读引起的。 对“用武之地”的解读也是如此。在受到批评后,钱歌川曾经解释说:“至于‘祖国’与‘用武之地’,我们用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活着的言语’与‘应用的地方’,全是指言语的本身而言,不是指学者,这是一看便明白的。”但是,他紧接着说的一句:“难道我们学了一国的言语,便会成为那国的臣民了吗?”61又将话题拉回到政治层面。 不过,从“环境”上看,英语较之世界语的应用面要广泛得多。正因如此,钱歌川便借“Water”一词来嘲笑世界语。他说:“说到中国呢,上海姑作为例外,就是内地如果你病了进医院去,天热时想水喝,随便你叫多少声‘Akvo’(按:世界语:水)不见得有人送水来吧,叫到最后,看护听得不耐烦走来干涉,你若说她不应面带怒容(‘Kolera’)(按:世界语:愤怒),她也许要听为你是得了虎列拉(按:指英文Cholera霍乱),而打你几针盐水呢。只要你学会了基本英语的‘Water’一字,就不至吃这种苦头了。东西洋都能通用,还不算国际语吗?”而世界语的应用“园地”,“恐怕目下只能如索原先生所说的,拿到在莫斯科举行的万国工人运动会上,去喊口令罢。俄国因为俄文太难,不能强人学好,所以便利用‘爱斯怕难读’,以与世界各国的普罗阶级通声气。于是乎‘莫斯科印象记’‘新俄游记’也都由它做出来了。”62这后一段话,不仅出于讽刺,且在国民党抵制苏俄、“围剿”左翼知识人和共产党之时,直接挑明了世界语者与他们的关系。 1927—1937年,虽然是“左翼十年”63,但 一方面,正如一位《读者月刊》的读者所言:“在现在这社会制度不完全的时代,经济压迫,颓丧,刺激……等等许多的恶魔,无时无刻地不在向着人们进攻……。”知识青年的困难、痛苦无法向他人诉 说。64在 曹聚仁看来,这是因为他们被排挤,缺乏正常的上升通道,“政府中枢虽在南京,东南学阀竟不能分我一杯 羹”。65“一般文人,对于政治现状非常失望、烦闷,走向愤激的路;除了极少数‘御用’的作家,思想左倾已成为必然的共同趋向。”66另一方面,“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据统计,1933年上半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就有约600人。67正因如此,钱歌川的话才让世界语者难以接受。 吉平的《钱歌川的胡缠》一文,就是针对钱歌川的上述言论。他以为,这是钱歌川在世界语者和林语堂的夹击下的“恼羞成怒”。他说:“钱先生真算聪明,会想到用这样的一顶大帽子给你带[戴]上,在××前面告你一声‘通声气’,看你还敢出头不出头?”他最后还仿照钱歌川批评林翼之(楼适夷)的口气说:“甚矣哉!而今自命文人之下流毒恶!”68 干铁对“红帽子”也同样敏感。他说,钱氏向“主子”“通声气”,让他被“吓着了”。他对钱文所谓“无论环境如何要人臣服,在心而不在言语,日本虽强朝鲜人学了日语,但朝鲜人并不因此而心服,反之,俄国人不用他们的国语而利用‘爱斯怕难读’也能收到不少的顺民呢”,特别反感。他感叹道:“唔,‘俄国’的‘顺民’!不就是赤俄么?自己是也曾‘爱斯’不‘怕难读’过的,不也就有‘赤’的嫌疑了么?”显然,这已经超出钱氏所谓“学理的讨论”。69 唐晴则直指钱文缺乏“君子风”,认为钱歌川像《红楼梦》中诬陷宝玉的贾环,在“态度”之后还藏着“袖箭”,是给世界语者戴“红帽子”,而“私通外国向来是在应杀之列的”。这不是用笔,而是在用木杆,即用大棒来反击批评。70 戴“红帽子”的极端方式显然超出了“用武之地”的论争范围。但“用武之地”却不限于语言适用的范围,它涉及的是有关语言大众性以及大众的代表性、大众与精英的关系。 三、 代表民众:语言的大众性和普及性 萨丕尔(E. Sapir)所言人造语的心理优势71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世界语者的具体感受。在中国的世界语者那里,大众性才是世界语的天然优势。世界语的人造性不是某个人,而是在社会大众参与下,根据大众的意志、社会的实际需要达成的。民族语作为国际语的尝试一再失败,就在于缺乏大众性。72这样,世界语也就天然地代表了大众,为大众服务。 实际上,大众性既是世界语最为核心的特性,也是世界语者接受和传播世界语,并努力将之推广为国际辅助语的道德依据。应该说,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一部分,为世界弱小民族和大众发声、服务,最能激发起中国左翼知识青年的热情。它与大同理想一样,成为世界语者的现实动力,也是世界语者坚持世界语理想的道德基础。1936年8月,鲁迅谈及一直以来赞成世界语的几个理由,第一个便是“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73 然而,“基本英语”引进后,也是以简单易学的普及性为号召的。奥格登说及“基本英语”的发明和宗旨时,即明确说:“因为简单易学的语言,便是最能普及的东西。”这句话也被张梦麟引用在《基本英语文法》中。74而普及性所体现的“面”的拓展,其效应恰与大众性相重合。不过,钱歌川、张梦麟在大众性问题上的见解各有侧重,与世界语者并不相同。75另一反对“基本英语”的林语堂,虽未揭大众性的大纛,但他也是实际地尊重语言的大众性和提倡普及性。 在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论争中,英语传播面广和应用范围大这一现实,即“基本英语”的天然优势,也被转换成最实际的职业发展或就业前景。《申报》有关“基本英语”的讨论中就有参与者以此为话题。俞人伟《学基本英语有水喝》中的“有水喝”,即借用前述钱歌川所举“water”的例子,赞同英语比世界语应用范围广的说法。他说,应全面观察一种学说的价值,不能因“基本英语在运用时非常麻烦”就“废弃不用”。76此文刊登在《申报·业余周刊》的“业余修学”栏,其“有水喝”的双关之意亦很明了,它暗示的是学习英语更利于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 赞同世界语的“竹友”则将此暗示直接明示为“学英语可以赚大钱”,但他认定这是社会上流行的几个“武断的谬见”之一。他说:“英语必须靠帝国主义的强权和金钱来推行,才能传布广远。人们学英语的,一方受金钱的引诱,一方还受强权的威胁,并不是因为英语本身的优点。”77这种将“工具论”转变成“政治立场论”的方式也得到彭勋的认同。彭勋认为,学习“基本英语”之不实用,是因为帝国主义本身的不可靠。“如果我们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势力有崩溃的一天(只有高等华人才不承认),那么,以金元金镑为背景的英语,也必然会有跟着从宝座上跌下来的一天!”78对“强权”的蔑视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也是世界语者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强权”终将分崩离析。于施即指出,英语主要流行于英美殖民地和准殖民地,一旦英国倒了,英语势力也随之倒下。故以学习“基本英语”谋取职业终究是不可靠的。79 世界语者论及的“现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主要源自他们的理想,这一理想基础是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换言之,他们宁愿为正义性和道德理想而牺牲现实的工作机会。对于商业行为的不以为然,亦复如此。“基本英语”组合词中的“commercial”(商业的),始终被他们当成嘲笑和蔑视的对象,似乎与“商业”沾边,已证明“基本英语”的不可取。昔台虽然承认“基本英语”是“国际商业语”,但在他的概念中,“国际商业语”与国际语是两回事。80野鹏也说,如果“基本英语”仅仅是为了“国际商用”,世界语学者没有和它打交道的必要。81 余声的说法部分地解释了中国的世界语者何以要蔑视商业。他说:“英语是最先侵入我国的外国语。英语[国]和其他外国一样,以商业的基础树立它的地位。英国的商品既霸占了中国南方的市场,于是中国南方便成为英语的独占的势力范围。”82柳乃夫由“商业的”一词联想到帝国主义争夺市场。这也是他对“国际化”的理解。他甚至由此引申,称如果“基本英语”成为国际语,文学家、科学家都要去做生意了。83其实,此类说法与其说是中国世界语者的独有,不如说是国际世界语者的共识更合适。温德尔分析语言传播时就提到,以前希腊、罗马是武力传播语言,现在则是商业。这个“商业”自然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有关。84 按照柳乃夫的说法,一战前世界语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战后才深入劳动阶级。85而将“商业”与劳动阶级对立起来,也正是他们反对“基本英语”、维护世界语的重要原因。因为在他们看来,唯世界语才是劳动阶级的语言。《生活》周刊的编者更是明确宣称:“全世界的工人他们更需要用世界语作工具,把全球的兄弟们结合起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是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同时并行的。”86 当然,并非所有的“基本英语”的批评者都将“工具论”转变成“政治立场论”。《申报》“基本英语研究专号”的编者李公朴就接受英语乃彼时国际上使用最多的外语的现实,并认为,英语“究不失为一种最普遍的适用语言”,而“我们且撇开基本英语的民族性不谈,只说基本英语发明者的目的,我想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减少学习英语的困难,利用英语现有的地位,更普遍的应用,这种动机是我们所宜了解的”,“基本英语”正是利用这一“优胜的地位”而产生的。不过,“说句公道话,基本英语的最大缺点是字太少,若是发明者能根据事实,重新的加以增补,则它的前途固仍未可限量的”。87 世界语者也并非全从政治层面去批评“基本英语”,苏蜚就是从一个非政治的视角谴责“基本英语”的商业倾向。他认为,“近代机械文明的大量生产”造成了教育和学术的商业化;在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下,学校成了一个买卖学问的机关,教育、学术成了商品,其特点“速成”正是“基本英语”所要达到的效果。88 为消解英语传播面广的优势,批评者也在技术层面证明“基本英语”的不足。叶籁士在《英语合理化与基本英语》中指出的“基本英语”的不足,被干铁和钱歌川归纳成两个方面:即拼法未合理化,文法未简单化。89叶氏的意思是,“基本英语”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对标准英语(Normal English)进行改进,因而“完完全全承继了英语的不合理的遗产”。“如果首创者并不把基本英语只当作一种英语的教学法,与英语不可分离的附属物,而企图把基本英语作为独立的言语,可取英语而代之的合理化的方案,那么不能不说是完全失败了。”90 但是,面对叶籁士的质疑,钱歌川却颇为不屑。他在回应中说,英语的拼法在历史上曾提出多个改进方案,但“可惜于我们学英语的人,并无多大帮助”。他让叶氏自己去研究一下。91难怪干铁说,钱歌川是在“卖关子”。92对第二个不足,钱的回应是:“不规则动词及名词复数的例外,诚如索原先生所说是不合理的,不过除了人造语以外,那一种活的言语是完全合理的呢。基本英语名词的例外只有七个字,动词助动词一共只有十七个字,即是在所有的基本英语中不规则的变化,总共只有二十四字,这实在不能说多得难学”。93 “基本英语”提倡者之不屑于技术层面的批评,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批评者除了提出以上两点不足外,其他有关技术层面的指责,不是拾林语堂的牙慧,就是尾随外国人。他们嘲笑索原“浅薄无识”、柳乃夫闹出“大笑话”、余声“浅学”、雪尘“英文程度的可怜”,说“总观反对基本英语的批评者(外国人不算),其足以使我们注意的,还是只有林语堂先生一人”。94 “基本英语”提倡者取不屑的态度,自然是为了显示自身知识上的优越。但客观地看,在对于英语进化史、传播史和“基本英语”的了解上,他们的确是较批评者为多。他们感到委屈的不是被剥夺了面对和代表大众的权利,而是其初衷被政治化地理解和批评。所以在反唇相讥后,他们开始统一口径,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会儿说“基本英语”最有资格成为国际语,一会儿又称“基本英语”只是一种英语学习的工具,而是一致宣称,“基本英语”乃是一种英语简易化的工具,作国际语则“犹余事也”。 当然,这样统一口径,是他们在受到批评后意识到在目的和手段上与奥格登的差异,也是为了与“工具论”相协调。他们说:“奥格登氏是以英语的简易化为手段,以英语为第二补助语为目的。可是我们却是以他的手段,作为我们的目的。我们介绍英语,全在鉴于过去中国人学英语之困难,……现在既有这样简易化的基本英语,所以特意介绍与国人……。奥格登最关心的是基本英语作为国际语时,有无缺点 。我们所讨论的,是基本英语作为一个普通英语简易化的方法,有无缺点。”95 与世界语者理念上和道德依据上的大众性不同,“基本英语”提倡者工具上的大众性着眼的是实用。因为作为一个英语简易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有大众性的可能。而应用机会多,自然有利于职业发展,这种以简易来达到普及,体现大众性的方式,自然是想避免政治的困扰,最终有利于图书的销售。 其实,着眼英语普及的还有林语堂。从时间上看,林语堂并非是最早批评“基本英语”者。林语堂的第一篇批评“基本英语”文章“‘Basic English’Possibilities as an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发表于1933年7月16、19日出版的《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随后被自译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论语》第22期,题为《基础英文八百五十字》。林语堂承认英语在当下成为国际语的事实,且以为英语与人造语的国际语(如世界语)已呈强弱悬殊之势。他肯定“基本英语”发明的意义,但认为“基本英语”并不完善,奥格登就“非把他的字表修改不可”。至于语言的普及标准,则是“取材适当,限定基本字数,使无暇深造,只求勉强对付之人学习”。不过,在论争中影响更大的是林氏以幽默方式举出的诸多证明“基本英语”表达上烦琐的实例。96它们既成了林语堂批评“基本英语”的标识,也为其他的批评者所津津乐道和引申发挥。 林语堂是反对和提倡“基本英语”者均尊敬的英语教育权威,世界语者称其为“权威的英语学者”,“基本英语”提倡者则称其为“中国标准英语的泰斗”。97后者亦将林语堂视作最值得认真回应的对象。98相较其他批评者,他们对林的回应也是最为温和的。除了声望以及在人造语和自然语之争中站在“基本英语”提倡者一边之外,更重要的是,林的批评并没有诉诸于政治话语或者意识形态。 林语堂乃语言起源的自然论者。他既不同意人造语,对自然产生的民族语也持一种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基本英语”因字词有限而迂回盘绕,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不自然。他所举的实例都是针对此类。99关键是,此乃人为改造语言的结果,而非语言因社会需要而自然的增添和改进。 1933年7月27日,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第51卷第30期发表“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即后自译发表在8月16日出版的《论语》的《为洋泾浜英语辩》。在文中,他不仅引克罗齐(B. Croce)的美学原理证明“洋泾浜英语”超越呆板形式和灵活表达的合理性,且从语言史的角度以及唯物论的立场,认定“普罗社会”的语言终将会转化成上流社会的语言。而依“普罗”原则推断,5亿人讲英语、4亿人讲汉语,这9亿人的语言就可以成为国际语。至于文法,乃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基本英语”的选词(字)标准更是“都有心理学研究室的气味”。在他看来,“洋泾浜英语”既是英语与汉语的“天然”结合,又是“真正活的语言”,因而会成为将来“唯一不腐化”的国际语。100 在语言的“死”与“活”的问题上,林语堂与“基本英语”提倡者、世界语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强调的不仅是语言应用的广泛性,更强调语言自然而然的生发,唯剔除人为,语言才能鲜活、才能广泛传播。如果说,世界语者是理念上和道德依据上的大众性,“基本英语”提倡者是工具上的大众性,那么,林语堂体现的应该是另一种或可称为语言起源和发展上的大众性。 四、 结语 1934年3月14日、18日,语言学家赵元任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作题为《基本英文与基本国语》的演讲。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论争对他似乎未产生任何影响。他主张借鉴“既经成立”的“基本英语”的“简单化和基本化”、精选词汇以及作为国际辅助语等方法来普及“基本国语”。101 瑞恰慈(吕嘉慈)则在为李安宅《意义学》一书所撰之“弁言”中,解释了何以思想、字眼、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的始基”及其与奥格登合著《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对于三者关系研究的第一项应用成果——“基本英语”。他认为“基本英语”是一种“能将日常英文所有的思想析成片段,使我们更清楚我们所说的是什么”的方法。 李安宅在《自序》中也回应了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论争。他说:“偶在报端见有许多文章,反对中华书局批评世界语,鼓吹‘基本英语’,因骂该局替帝国主义作宣传。是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人利用,科学就是一例,然而我们不能反对科学。吕氏(按:即吕嘉慈)也给我们一句忠告:‘中国而没有西洋的科学,便不会支配自己将来的命运,而被科学更发达的国家所支配。’任何事,我们自己不会利用,而被旁人利用,当然只有我们自己负责。”102 1935年5月,正字学会北平分会成立后,“基本英语”的推广转而由瑞恰慈主导。当时的国民政府似乎也未摆脱“信外人胜于信国人”的思维惯性,新的“基本英语”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规模显然超过以往。但正如叶公超所提醒的,“基本英语”在中国只能作为辅助标准英语理解的工具,依据它来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根本问题并不现实。103而瑞恰慈在中国推广的“基本英语”最终确实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论争中,基督教方面是为“基本英语”辩护的。1933年7月,致力于推动平民教育的傅若愚就以为,比较之前的国际语,“基本英语要优胜得多”,故“将来定会流行于全世界,而成为一种唯一的世界语的。”他主张基督教青年会所办学校进行“基本英语”的试验教学。104只是他们的声音被论争双方的言论所遮掩。 而时过境迁,也有人出来调和世界语与“基本英语”。依照时为广州大学学生的谢宜刚的看法,“提倡世界语,是一个理想最高的国际通语建设运动,但却需要相当的时日,不能一蹴而几”,而“英语已成为一种世界的商用语言,我们为适应目前状况,不能抹杀事实不去学习它”。105这类“面对现实”的话,与前述钱歌川所言并无二致。 自从发表了三篇批评“基本英语”的文章后,林语堂便不再发声。世界语者和“基本英语”提倡者到1935年后也不再纠缠于此。 围绕“英语八五运动”的论争,表面看是语言之外的因素将原本中华书局的一桩生意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但其实,这些因素既是时代精神状况和知识人思想取向及其对语言基本认知的反映,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语境中“西与西”之争的又一次展示。只是因为这一论争的时限不长,且无明确结果,参与者后来又有意淡化,其基本形态、内容和意义被后世所忽视了。 注释 1舒新城:《〈基本英语入门〉序》,张梦麟编译:《基本英语入门》,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2页(序页)。但钱歌川说,是他首先引进的“基本英语”。参见钱歌川《在中华书局服务的回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第4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2于施:《基本英语和国际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1页。 3目前,有关围绕“英语八五运动”文化论争的研究尚不多见,仅侯志平主编《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337页)对论争中世界语者的观点作了简要的介绍。 4分别见《字林西报》,1933年1月11日,第7版;1月17日,第4版;1月18日,第23版。 5参见R.Koeneke,Empires of the Mind:I.A.Richards and Basic English in China,1929-1979(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53-75。瑞恰慈1935年5月成立正字学会北平分会,正式在中国推广“基本英语”。但从现有材料看,中华书局的“英语八五运动”并没有与瑞恰慈产生直接的关联,其民间取向和普及路线与瑞恰慈所走的官方、精英路线是路径相异的。有关瑞恰慈在中国传播“基本英语”情况的研究,参见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童庆生著,程玉梅译,周发祥校《普遍主义的低潮:I.A.理查兹及其基本英语》(周发祥等主编:《社会·艺术·对话——人文新视野》第2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307页);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以及R.Koeneke,Empires of the Mind等,但以上著述对中华书局“基本英语”的引进、“英语八五运动”及相关论争均未论及。 6《八五○字之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2月10日,第5张第18版。 7周由廑译文仅至前七章,第八章“英语学习末步”未见译出,而张梦麟编译的《基本英语入门》则为全本。1940年,《基本英语之初步》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分上下两册出版,1948年第2版发行。 8张梦麟:《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新中华》第1卷第10期,1933年5月25日,第45页;又见张梦麟编译《基本英语文法》,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3页。 9默它:《写在世光创刊号前面》,《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1期,1933年6月23日,第1版。 10昔台:《基本英语》《基本英语(续)》,《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1期,1933年6月23日,第1版;第2期,1933年6月30日,第1版。 11干铁:《英语已成为国际商业语了么?》,《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8期,1933年8月11日,第1版。 12以上均见野鹏《基本英语与世界语》,《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2期,1933年6月30日,第1版。 13昔台:《基本英语(续)》,《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2期,1933年6月30日,第1版。 14野鹏:《基本英语与世界语》,《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2期,1933年6月30日,第1版。 15本段与下段,均见张梦麟《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新中华》第1卷第10期,1933年5月25日,第45—46页;又见张梦麟编译《基本英语文法》,第3—6页。 16于苹生:《世界语和基本英语的论战与林语堂之幽默的造谣》,天津《益世报》副刊《语林》第317号,1933年9月10日,第3张第11版。 17谷尘:《所谓Basic English》,《绿光》新3号,1933年9月,第33页。 18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第1卷第1期,1932年9月,第110页。 19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2页(引言页)。 20为证明此言出自奥格登,原文此处特添一英文夹注,即“To give everyone a second,or international language.Debabelization,p.9”,系选自奥格登Debabelization——With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Opinion on the Problem of a Universal Language(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31)“引言”的第一段。奥格登著作见基本英语网:http://ogden.basic-english.org/debabel.html,2019年4月16日。 21以上除另注说明外,均见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2—9页。 22《基本英语论战》,《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13期,1933年9月15日,第1版。 23默它:《写在世光创刊号前面》,《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1期,1933年6月23日,第1版。 24语言学家周有光提到的“滚雪球原理”,或代表着一种语言发展的自然主义倾向。参见周有光《英语是怎样成为国际共同语的?》,《周有光文集·文化畅想曲》第1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25E.德雷仁著,徐沫译,杭军校:《世界共通语史:三个世界的探索》,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1—238页。 26《人为与自然》(未署名),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56页。 27华君:《基本英语》,《中学生》第38号,1933年10月,“质疑与解答”栏,第202—205页。 28以上均见干铁《基本英语与世界语Esperanto——读张梦麟氏“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后作》,《涛声》第2卷第31期,1933年8月12日,第3—4版。 29干铁:《致钱歌川先生——为了他的“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涛声》第2卷第40期,1933年10月14日,第4版。 30《鲁海〈基本英语与世界语〉·编者附言》,《生活》第8卷第47期,1933年11月25日,“信箱”栏,第974页。笔者据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推测,这篇附言很可能出自胡氏之手。 31柳乃夫:《从“基本英语”说到“世界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22页。 32见苏蜚《Esperanto与 Basic English的比较(续一)》,《斗报》第3卷第36期,1933年9月16日,第3—4版。 33《人为与自然》(未署名),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55、57页。 34无记名著,进之译:《英国人的“基本英语”批判——Basic English》,《国际每日文选》第40号,1933年9月9日,第1—11页。 35田中文三著,叶籁士译:《英语学者之梦》,《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1—13页。 36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4页。 37《“基本英语”逐渐通行》(未署名),《中华教育界》第21卷第9期,1934年3月,第82页。 38仲足(冯宾符):《基本英语在苏联》,《中学生》第54号,1935年4月,第138页。 39索原是个例外,他在《从“用武之地”到“环境”》中提及陶孟和反对过世界语,参见《申报》,1933年9月7日,“自由谈”,第6张第21版。 40《基本英语讨论》《可怜的文人》,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4、52—55页。 41林翼之:《关于基本英语的争论》,《申报》,1933年9月15日,“自由谈”,第5张第17版。 42叶籁士:《回忆语联——30年代的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第189—194页。 43愈之:《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1922年8月10日,第77—78页。 44分别见一军《基本英语的“国际”性条件》,《聊斋》第12期,1933年11月1日,第9—11页;于施《基本英语和国际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8—11页;曼清《基本英语和世界语之商榷》,《培正学生》第2卷第1期,1933年秋季(实际出刊日期应为1934年1月),第5—12页;《鲁海〈基本英语与世界语〉·编者附言》,《生活》第8卷第47期,1933年11月25日,“信箱”栏,第974页;刘文生《基本英语是国际语吗?》,《申报(本埠增刊)》,1933年11月26日,“基本英语研究专号”,第5版。 45温德尔著,李四涛译:《成为国际要素之世界语》,《清华周刊》第43卷第11期,1935年8月27日,第41页。 4620世纪30年代就参与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语言学家陈原,80年代初在其《社会语言学》一书中列举了国际语的几个条件,也将“超民族”“中立性”置于前两位。此书1983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本文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见第375页。 47胡愈之:《巴比塞与世界语》,原刊《世界》1933年4月号,转引自陈原《胡愈老和世界语》,《群言》1986年第7期,第15页。 48孙克定:《〈世界语新论〉序·世界语与中国》,徐沫:《世界语新论》,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4页。 49以上分别见徐沫《世界语新论》,第5、27—28页。 50叶籁士:《“用武之地”“环境”与“傲慢”——〈英语学者之梦〉译后感》,《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4页。 51吉平:《活的国际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5页。 52本段与下段,分别见《祖国与汉奸》(未署名),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50、51页。 53以上分别见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8、51、7页。 54索原:《“祖国”与“用武之地”》,《申报》,1933年8月20日,“自由谈”,第5张第19版。 55干铁:《基本英语与世界语Esperanto——读张梦麟氏〈英语八五运动与基本英语〉后作》,《涛声》第2卷第31期,1933年8月12日,第4版。 56张企程(雪尘):《含泪送别叶籁士》(1994年3月撰),《叶籁士文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57钱歌川:《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9月3日,“自由谈”,第6张第23版。 58索原:《从“用武之地”到“环境”》,《申报》,1933年9月7日,“自由谈”,第6张第21版。 59叶籁士:《“用武之地”“环境”与“傲慢”——〈英语学者之梦〉译后感》,《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4页。 60吴人(叶籁士):《世界语与“环境”》,《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62期,1934年8月31日,第1版。 61钱歌川:《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9月3日,“自由谈”,第6张第23版。 62钱歌川:《英语的简易化与国际化》,《申报》,1933年9月11日,“自由谈”,第6张第21版。 63此乃夏衍的划分,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9—266页。 64雪天:《读“读者月刊”的感想》,《读者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0月,“读者与编者”栏,第33页。 65曹聚仁:《京派与海派》,《我与我的世界》下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页。 66曹聚仁:《鲁迅在上海》,《文坛五十年》(正编、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9页。 67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65页。 68吉平:《钱歌川的胡缠》,《涛声》第2卷第37期,1933年9月23日,第3版。 69干铁:《学理的讨论之外》,《涛声》第2卷第38期,1933年9月30日,第3版。 70唐晴:《从“君子风”的“态度上”说到基本英语者钱歌川先生》,《涛声》第3卷第39期,1933年10月7日,第2—3版。 71即认为中立性的人造语“会让人感到自己是语言的主人”。萨丕尔:《国际辅助语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中译本见高一虹等译《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0页。 72吉平:《活的国际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6页。 73鲁迅:《答世界社信》,原载《世界》第8、9期合刊,1936年10月,收入《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页。 74张梦麟编译:《基本英语文法》,第6页。 75钱歌川:《大众文学》、张梦麟:《大众文学与纯文学》,《新中华》第2卷第7期,1934年4月10日,第5—8、9—12页。 76俞人伟:《学基本英语有水喝》,《申报·业余周刊》第43期,1933年10月1日,“《申报》本埠增刊”,第2版。 77竹友:《世界语优于英语么》,《读书中学》第1卷第3号,1933年7月,第134页。 78彭勋:《学基本英语等于饮鸩止渴》,《申报·业余周刊》第45期,1933年10月15日,“《申报》本埠增刊”,第4版。 79于施:《基本英语和国际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0页。 80昔台:《基本英语》,《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1期,1933年6月23日,第1版。 81野鹏:《基本英语与世界语》,《世界日报》副刊《世界语之光》第2期,1933年6月30日,第1版。 82余声:《评“基本英语”》,《文化界》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16日,第41页。 83柳乃夫:《从“基本英语”说到“世界语”》,《读者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9月,第19页。 84温德尔著,李四涛译:《成为国际要素之世界语》,《清华周刊》第43卷第11期,1935年8月27日,第40页。 85柳乃夫:《从“基本英语”说到“世界语”(续)》, 《读者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0月,第10页。 86《鲁海〈基本英语与世界语〉·编者附言》,《生活》第8卷第47期,1933年11月25日,“信箱”栏,第974页。 87公朴:《对基本英语应有的认识》,《申报(本埠增刊)》,1933年11月26日,“基本英语研究专号”,第2版。 88苏蜚:《Esperanto与 Basic English的比较》,《斗报》第3卷第35期,1933年9月9日,第3—4版。 89干铁:《致钱歌川先生——为了他的“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涛声》第2卷第40期,1933年10月14日,第4版;钱歌川:《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9月3日,“自由谈”,第6张第23版。 90索原:《英语合理化与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8月22日,“自由谈”,第5张第17版。 91钱歌川:《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9月3日,“自由谈”,第6张第23版。 92干铁:《致钱歌川先生——为了他的“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涛声》第2卷第40期,1933年10月14日,第4版。 93钱歌川:《英语简易化与基本英语》,《申报》,1933年9月3日,“自由谈”,第6张第23版。 94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19、31、36—37、34页。 95以上分别见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1页(引言页)、第9页。此说与正字学会北平分会的翟孟生(R.D.Jameson)《基本英语之基础》(《图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第8—9页)中所言非常接近。 96语堂:《基础英文八百五十字》,《论语》第22期,1933年8月1日,第794—795页。 97林翼之:《关于基本英语的争论》,《申报》,1933年9月15日,“自由谈”,第5张第17版;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13页。 98基本英语研究社编:《基本英语讨论集》,第2页(引言页)。 99典型者如“剃须”被表述为“拿去我脸上的毛”。林语堂:《拿去我脸上的毛》,《申报》,1933年9月10日,“自由谈”,第6张第23版。 100以上均见林语堂《为洋泾浜英语辩》,《论语》第23期,1933年8月16日,第836—838页。 101赵元任讲,毛如升记:《基本英文与基本国语》,《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1167期,1934年3月14日,第1455—1456页。 102以上分别见《吕嘉慈教授弁言译文》《自序》,李安宅《意义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7页(弁言页)、第6页(自序页)。 103叶公超:《评瑞恰慈〈基本英语教育:东方与西方〉》(Basic in Teaching:East and West by Dr.I.A.Richards),《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1935年10月,第957—962页。书评标题为笔者所添加。 104傅若愚:《基本英语》,《同工》第124期,1933年7月,第3—4页。 105谢宜刚:《世界语与基本英语》,《广大学生》第2期,1947年3月3日,第1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