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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古代中国边疆研究应建立起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与整体史观三维度三变量相互联结的以时间与结构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系。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长时段之规律、特征的抽象与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与交融的特性之归纳，都属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唯有以区域史观、断代史观为基础的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才能将碎片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特殊性、普遍性、规律性认知的可能性，达成中国学者话语体系下的具有“中国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学术认知。 关键词：古代中国；疆域研究；方法体系 作者简介：高福顺，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翔宇，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 自18世纪以降，随着西方列强插手中国边疆事务，中国知识分子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自觉以筹边谋防、开边治疆为目的的研究边疆史地问题展开研究，导致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尔后，中国边疆史地学又兴起两次研究高潮：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以及有关边疆史地研究会的纷纷成立；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边疆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与中国边疆研究史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之形成，以及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在第三次边疆研究高潮掀起过程中，除边疆史地之科学实证研究外，学界在关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价值取向与旨归。李国强指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寻我国边疆形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更好地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石；二是探寻我国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在思想、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史根源、阐释时代表征、破解现实难题，从而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探寻我国边疆开发经营的历史轨迹、当代进程、未来方向，从而为边疆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边疆人民的福祉愿景提供理论支撑。”面对如此纷繁庞杂、内涵深邃、旨归明晰的中国边疆学学科目标，“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研究，就成为边疆学人必须直面且必须回应的问题。尽管前贤已做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探索出若干疆域理论与研究范式，然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取径而言，“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还需要给予足够重视与思考。无论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确立，还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构建，均应着力于两个层面思考：一是形上之道，着力中国边疆学内容与体系的系统构建与研究；二是形下之器，着重探讨具有指导意义且有可操作性的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本文拟就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体实践路径与方法略述管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碎片化：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 古代中国边疆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正确了解中国边疆区域的嬗变过程，就无法准确展开中国古史的论述，就难于讲好中国故事，而古代中国的边疆区域相当辽阔，地貌复杂，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往往有相当大的地域差异性。古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经济背景，会塑造出迥异的政治体制、经济类型、风俗习惯、军制构造、生活时尚等族群特征。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从热带、亚热带自然景观至温带、寒带自然景观，从季风气候自然景观到大陆性气候自然景观，不一而足。邓辉说：“只有了解了过去的地理，才能真正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重建了过去的地理舞台，才能够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生活和活动的。”故此，对于中国古代边疆区域的族群而言，深入分析与揭示边疆区域内部自然的、人文的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内在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给予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由于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间的互动与交融，进而导致繁衍生息于古代中国边疆诸区域的不同族群，在其生存繁衍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区域间的差异性之面貌，既有共时性的区域差异，也有历时性的时段特征，纷纷繁繁，殊异杂芜。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区域，地处太平洋西岸的温带、亚寒带季风气候区，夏季湿热多雨，土质肥沃，雨热同季。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之处就是北部分布大片高原，南部山水环绕，中间贯穿大平原，西接中国北部边疆的辽阔草原，东达太平洋之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从而造就聚居于山林、草原的渔猎、游牧族群向中间地带的平原、农耕区域聚拢之势。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各具特色的族群体系，东北史研究的开山鼻祖金毓黻总结说：“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扶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区域，位于欧亚大草原的东部，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相毗邻，地处北温带、寒带，深居内陆，冬季严寒而漫长，夏季温和而短促，降雨量稀少，植被以温带干草原和森林草原为主。从东向西，大陆性气候逐渐增强，植被也出现规律性的变化，依次出现森林草原、典型草原与荒漠草原等地带。蒙古高原东部主要为干性草原和沙漠半沙漠植物区，一般在间歇河道、山麓和地下水位较高地区生长丰盛牧草。阿尔泰地区，地势较低，积雪少，森林少，草原丰茂。杭爱山和肯特山，主要为山地草原和森林。中部则以沙漠戈壁为主。漠北地区，气候较南稍湿，并有河流分布，草原旺盛。古代中国北部边疆的沙漠草原景观，成为游牧民族匈奴、东胡、丁令、鲜卑、柔然、契丹、突厥、薛延陀、蒙古等族群兴衰嬗替的天堂。何天明在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古文化时说：“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区中，畜牧业自古以来基本呈现出比例不断加重、规模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远、各族互有传承的历史态势”，在与内地农耕族群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农耕族群的碰撞与交融。古代中国西北边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更为复杂，总体说来，高原、山地、盆地占据优势。因其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受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等高大山脉影响，形成强烈的大陆性气候，降水少，多风沙，干燥寒冷，适于农牧业的区域较少。甘肃、宁夏以及陕西的西部以森林草原和干草原居多，其次为荒漠草原和山地草原。新疆多以山前冲积平原为主，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形成巨大荒漠区，唯其边缘区域依靠高山雪水补给，形成绿洲地带。天山是广大荒漠中的巨型“湿岛”，植被覆盖率高，适于游牧。这样的自然地理孕育出具有农牧特色兼具的西戎、氐、羌、党项、月氏、乌孙等族群，尤其是新疆天山南北与中亚一带因气候、水土条件的局限形成了典型的“居国”（农耕族群）和“行国”（游牧族群）的样貌。陈连开总结说：“西域自古是多民族分布、交汇之区，也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交通要道。西域—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内容丰富，族称及民族交汇演化，较之其它地区尤为突出。”“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古代中国西北边疆区域族群繁衍嬗变的主旋律。古代中国青藏边疆区域，地域辽阔，地势高峻，由一系列巨大的山系、高原面、宽谷与湖盆等地貌类型构成，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具有明显的高原气候特征。藏北高原介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以高寒草原为主，草场主要分布于高原湖泊周围和河源地区，形成主要牧区。藏南谷地地处冈底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雅鲁藏布江穿流其中，形成以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等河谷平原为主的农耕区。藏东高山峡谷由横断山脉、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构成，为藏东农牧混合区，农耕占比较大。青海位于西藏之北，以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次为荒漠和山地草原，湟水谷地、黄河谷地以及柴达木盆地边缘地区，适于农耕。青藏高原的地势特点为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使生活于青藏高原上的族群在地理上与中原族群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先后有氐、羌、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族群在这里繁衍生息。古代中国西南边疆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较为特殊，以云贵高原为主，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云南南部属热带，川滇西部的高原山地为青藏高原向东延伸部分，具有高山气候特征。云南地处青藏高原的延伸部分，西北部、东部地势崎岖不平，畜牧业发达，西南部地势趋缓，怒江、澜沧江、元江等河谷平原适于稻作。广西西部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红水河、右江、左江等河谷平原适于稻作。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北部，地势为西部高中部稍低，从中部向北、东、南均逐渐降低，河谷盆地形成大、小“坝子”，为人烟稠密的稻作区。云贵高原是世界上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先秦至两汉时期，繁衍生息在西南边疆区域的土著居民称为“西南夷”。唐宋时期，逐渐演化为“白蛮”、“乌蛮”等族群，并建立起南诏、大理等政权，促进西南诸族群的整合，密切了西南边疆和中原间的关系。古代中国岭南边疆区域，介于山海之间，北枕五岭，南濒南海，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区，温暖湿热，四季不明显，降水量充沛。北部为山地丘陵，民以耕山为主，梯田为伴。中部多为河网密布的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适于稻作。南部沿海平原台地，间有少量山地丘陵，人多以舟楫为食，粤东滨海区域，耕三渔七。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山地丘陵众多，大多呈东北—西南走向，相当有利于岭南与内地的沟通，中原、荆楚、巴蜀、吴越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交融整合，加强了岭南边疆区域与中原区域的联系。先秦到两汉时期，在岭南繁衍生息的土著居民南越、西瓯、骆越、闽越等越人统称为“百越”。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繁衍生息族群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对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族群之趋异性特征，先秦时期的智者早已意识之，且给予准确解读，《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由此观之，古代智者对居于“中国”（天下）边缘（边疆）区域的族群有自身传统的划分标准，更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边疆区域族群繁衍嬗变的影响及其风俗习惯的养成，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语言等文化特征成为古代中国智者区分边疆区域族群的主要标志，这种区分明显不同于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之“民族”之界定。“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所构成的古代中国社会之内地与边疆的二元结构，成为古代中国史家编纂史书之“内地”与“边疆”的书写对象，致蛮戎夷狄构筑起中国正史之“四夷传”的基石，成为描述古代中国边疆区域发展实态及其嬗变过程的缩影。 在古代中国“五方之民”的“你生我亡、你来我往”的变奏中，“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在区域史的视阈下展开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族群的“碎片化”研究就值得深入思考。《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古代史家清楚地意识到，古代史官只有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才学，掌握前言往行、天文地理、人事载记等诸多“碎片化”的学识，才能胜任史官，尤其是繁衍与消亡并存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族群，非有“碎片化”的学识难于将其准确地付诸笔端。清代史家章学诚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章氏亦在强调整体史的认知是将“碎片化”的史识疏而通之，才可形成对史事的宏阔认知，不辨章学术，难以考镜源流。故此，在关注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嬗变历程的同时，必须对碎片化了的不同区域边疆历史（族群样貌）及其嬗变历程给予充分关注，条别原委，探幽析微，弄清碎片化了的历史面相，尔后据此再将碎片化之研究与整体化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宏阔浩汗，纲举目张。唯有此之学术取径，才能充分认知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的“真正”实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达到“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所欲达到的理想愿景。谭其骧指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谭氏的论断对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区域时，必须重视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实态及其嬗变历程的研究，正视古代中国不同边疆区域因地质地貌、山川湖海、植被气候等诸多自然地理要素所造成的地域差异、经济形态以及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所孕育出的族群之语言、民族特性、社会结构之分隔所导致的古代中国边疆区域之政治体制、经济类型、文化习性、军制构造等的趋异性特征。只有做好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碎片化”的微观实证研究、只有充分把握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趋异性特征，才能更加清楚地认知由边疆区域的趋异性向同一性转变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才能更好地完成“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础坚固的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整体史的编纂。 二、层累化：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 古代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有关古代中国的叙述却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焦点，其根源就是学界仍在追溯古代中国的“边”在哪里，如何去认知古代中国的“边”，进而追问怎样展开古代中国历史的叙述。本来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于今确实成为学界不断追问的问题。作为“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如何给予当今学界以科学的令人信服的阐释与解答，便成为一项迫切、紧要的课题。葛兆光说：“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葛氏亦解释说：“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李大龙亦议论说：“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俄罗斯等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族群（人们一般认为的汉人或汉族）起到了奠基作用，而颁布在边疆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夷狄’族群则起到了发展和定型作用。尽管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但其形成时期的显著特点可以概括为‘自然凝聚’。”王柯在谈及古代中国之内涵时亦说：“‘中国’之所以不断地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夷狄’不断变为‘华夏’，‘华夏’不断吸收消化‘夷狄’，‘华夏’与‘夷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结果”。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渐进与曲折的“自然凝聚”过程，是几千年中国“五方之民”互动、交融之不断积淀、发展与延续过程，是在自我肯定、自我否定状态下的往复扬弃的层累化过程，故此，深入分析与揭示在自然、人文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下某一时段（短时段）的古代中国疆域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某一时段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而产生的同一性与特殊性，以及时段与时段之间的承继性与连续性之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才能准确评价某一时段古代中国疆域的管辖与治理在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嬗变过程中之历史地位。换言之，清晰认知在断代史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之层累化特征，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给予特别关注的话题之一。 纵观古代中国边疆的嬗变历程，层累化特征十分显著，而且不同时段的古代中国边疆之层累又有所不同，“自然凝聚”的方式与程度差别较大，难于一言以蔽之。夏商周应为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肇始期。从“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记载分析，夏人应有边疆的初步认知。商时，商人已有较强烈的边疆意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描述就是最好的例证。周时，周人明确提出：“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周人的边疆意识相当明晰，且有准确的地理方位与区域，这为后来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奠定了相当重要的根基。 秦统一六国，为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重要时期。秦对统治域内的地方管辖与治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废除先秦以来所推行的分封诸侯、藩屏天子的制度，而是以郡县制度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有意识地着力整合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密切度，注重内地农耕族群与边疆区域族群的碰撞与交融。秦朝北击匈奴，西逐西戎，南奠闽越，设置郡县、属邦，目的就是加强内地华夏族群与匈奴、西戎、西南夷、百越等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以实际效果观之，秦朝确实达成了古代中国边疆与内地的初步整合，比之周代，“自然凝聚”的地理单元进一步扩大，但比之清代又显得相对狭小许多。对此，费孝通曾评论说：“秦代的统一还只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一个步骤，因为当时秦所统一的只是中原地区，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里只占一小部分，在三级地形中只是海拔最低的一级，而且还不全部。中原的周围还有许多不同的族团也正在逐步分区域地向由分而合的统一路上迈进。”尽管秦朝远未将“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之地理单元（即天下、四海之内）自然凝聚到一体化之内，但秦对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之层累化成就却具有相当非凡意义，为汉朝中国疆域更大范围的自然凝聚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汉统一后，尤其是汉武帝统治以降，采用“外事四夷，内兴功力”的战略方针，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谊也”，诏谕公卿大夫“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开地斥境，教化边民，致力于古代中国边疆区域的开发与治理，持续不断地推进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之间“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北击匈奴，实践着汉匈杂居，欲达成文帝时提出的汉匈“两国之民若一家子”的愿景；“凿空”西域，试图实现“思汉威德，咸乐内属”的局面；融合诸羌，略定闽粤，实现汉羌、汉越之居民杂处；经略东北，灭卫满一统半岛，将朝鲜半岛中原王朝的直辖统治之下。西汉为了加强内地华夏族群与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夫余、氐、羌、西南夷、百越等族群的互动与交融，还设置郡县、属国、都护、中郎将、校尉等行政区划与官吏，达成自然凝聚的目的。经过有汉一代之强力经营，东起大海，西跨葱岭、巴尔喀什湖，北扼大漠直抵贝加尔湖，南迄南海之地理单元的自然凝聚到一体化的整合之中，比之秦代，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之地理单元进一步扩大与加强，层累化特征相当凸显。汉代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标志着古代中国疆域的初步形成。对于秦汉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间的自然凝聚之成就，王宗维评论说：“秦、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也是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明朗化时期。秦、汉王朝的统一和致力于边疆的开拓，是对商、周时期疆域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版图的奠定和边疆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隋唐统一，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了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唐朝，经略东北，北伐突厥，平定回鹘，开通西域，和亲吐蕃，绥靖南诏，加强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以至于“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在如此广阔的地理单元中，唐代君臣坚持不懈地践行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的天下一统之愿景，其成就即是“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对于唐朝中国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自然凝聚之层累化成就，李大龙评论说：“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唐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其重要性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在唐王朝在汉朝基础上有了更辽阔的疆域，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对边疆的认识在汉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将‘中国’（中原地区）和‘四夷’（边疆地区）视为一个整体，而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更加完善，尤其是将羁縻府州制度广泛应用于边疆地区，突破了前代形成的对边疆地区‘统而不治’的思想，为边疆地区融入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历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蒙古为核心建立的元朝入主中原后，统治者秉持以“天下一家”之治国理念，“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是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重要转折期。元朝兴起于朔漠，灭亡女真，实现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区域的强力整合，西平西夏，再并西域，臣服高丽，南定南诏，加强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空前广阔的地理单元内实现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元史·地理志一》曰：“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藩，执臣礼惟谨，亦古所未见。”对于元朝中国疆域之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自然凝聚之成就，罗贤佑评论说：“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新的大一统，推行了巩固全国统治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赵永春亦评论说：“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建立了空前的大统一王朝。元代不仅继承了汉唐时期的中国版图，而且更大规模地发展和开创了中国的疆域。”杨绍猷说：“元朝实现了中国空前的大统一，拥有辽阔的领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边疆的开拓，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元代中国疆域之层累化贡献不仅在于扩大了汉唐中国疆域之族群整合的地理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古代中国边疆族群也具有自然凝聚“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即天下、四海之内“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整合能力，为清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之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明清两代的努力，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达到鼎盛期。明朝建立后，统治者秉持“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的治国理念，在“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的地理单元内依次建立起较元朝更具特色的军政管理体系，强化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清朝建立后，在维护“满洲，乃国家根本”的前提下，将“遐迩同仁，无分中外”的治国理念发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雍正帝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君父臣子之分定于天，尊亲忠孝之情根于性，未闻臣子之于君父，合体同心，犹可以丝毫形迹相岐视者也。”清朝崛起东北，经太祖、太宗奋力经营，奄有东土。世祖入关，定鼎燕都，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而辑附。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纳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使之树颔蛾服，倚汉如天。在“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的空前辽阔的地理单元内实现了“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的大一统，使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空前繁荣，成就了清朝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鼎盛。 考察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历程，无论是汉唐统一王朝，还是元明清统一王朝，均是其在特定的“地理单元”之内即统治域内，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即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所引起的，“五方之民”交融的过程也就是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的层累化过程。在自然凝聚的层累化过程中，“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需重点关注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自然凝聚的内在机制与嬗变规律。笔者在讨论古代中国王朝边疆民族区域治理模式时曾指出：“统治者针对不同区域所施行的治理举措大不相同，有的设置行政机构直接治理，有的设置道、属国、属郡、羁縻府州等间接治理，有的册封王号、汗号等顺俗而治，不一而足。在不同的边疆民族区域为何会出现歧异的治理模式，恐怕是缘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下所产生的政治结构、经济类型、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等的不同程度的变异，故在探寻中国古代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区域模式时就必须关照区域的差异性。”马大正在思考如何研究边疆问题时也说：“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在对历史上的边疆进行研究时，应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边疆问题，既要有重点地对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进行研究，也要兼顾以边疆的某个单一视角或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研究。”马氏虽然给出古代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径与范式，但更应该引起“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自然凝聚取径与效果确确实实各具特色，虽然共通性的特征相当显著，但差异性的区隔更加凸显，尤其是大统一与大分裂的变奏过程中“顺向性”的继承或“逆向性”的继承，也就是古代中国边疆自然凝聚的层累化的成就，更应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重点关注的对象，故此，在讨论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时，在断代史视阈下给予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只有对“层累化”过程中的每一断代史时段给予精准的阐幽发微，更加清楚地认清每一断代史上的疆域形成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充分阐明每一断代史上的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在古代中国疆域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完成基础坚固的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整体史的编纂，才能讲好古代中国疆域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