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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体化：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 无论是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还是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其对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任何史实之科学实证都是碎片化了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无论是对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之长时段的规律、特征之抽象，还是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之一朝一代（短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的特色之归纳，也都是碎片化了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正是此类碎片化了的古代中国疆域史之各种材料议题之问题意识与科学实证，才使得“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能够有条件实现古代中国疆域史之普遍性、规律性之认知的可能性——古代中国疆域史之整体史研究的实现。戴维斯曾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史学家“理想的状况是，单个的历史学家应该在某个时期尝试进行不同模式的研究，这样就可以了解问题所在、了解地方性的和普遍性的框架之间的联系。”罗志田亦说：“史料本有断裂和片段的特性，则史学即是一门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要探讨的，毋宁是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故此，“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应充分意识到，碎片化了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并非是为碎片而碎片化，碎片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长时段的“整体化”的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只有从微细的古代中国边疆问题入手，才能清晰地认知古代中国边疆的整体时段的嬗变历程。不清楚碎片化了的细节，就只能是雾里看花，不可能融会贯通。只有会通，古代中国边疆问题的碎片化研究才变得更有意义，才真正实现了古代中国疆域史的宗旨与价值。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疆域史的碎片化研究是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一体化（整体史）研究的基础，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一体化（整体史）研究是古代中国疆域史的碎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严耕望说：“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连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联贯，并无突然的差异；所以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既然中国古代史如此，那么古代中国疆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需要一个全视野、长时段的考察，求得古代中国疆域史的上下联结，认知古代中国疆域史的来龙去脉，才更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诉求。 纵观古代中国疆域的嬗变历程，尽管存在显著的趋异性特征、层累化特征，但并非一贯地以族群“自然凝聚”的地理单元的扩大化为轴心，也常常伴随较大地理单元的分解化，出现若干个较小地理单元的族群之自然凝聚，出现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变奏。如前所述，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均秉持推进内地核心区域族群与边疆区域较大地理单元的族群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之理念，致使清朝层累出古代中国疆域之族群自然凝聚的鼎盛。但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也不能忽略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等古代中国地理单元内之分裂时期诸政权对古代中国疆域层累化之贡献。以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的实态析之，每一次的古代中国大分裂，都会导致诸族群的大迁徙、大融合，都会使下一个王朝获得更大的统一地理单元，将更多的族群整合到一体化之中。李大龙说：“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并非汉人一族之功，而是中华大地上各族群，包括已经消失的众多族群共同努力的结果，汉人聚居的中原地区可以称之为‘中国’，其他族群分布的边疆地区也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视为‘中国’的代表。”故此，分裂时期非以内地族群为核心的诸政权统治域内的相对狭小的地理单元内的核心族群与非核心族群的自然凝聚，亦是古代中国疆域层累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以非内地族群为核心的族群自然凝聚成就了清朝中国疆域的鼎盛。 东汉之后，虽然出现曹魏、刘蜀、孙吴三足鼎立局面，但统治者在重要政治活动中均以体现“华夏正统”为要务，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加强核心族群与非核心族群的互动与交融，采用各种举措自然凝聚诸族群向一体化迈进。魏王曹丕举行登基仪式时，令“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刘备登坛则作文曰：“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即位时曾诏曰：“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南朝梁武帝即皇帝位时亦告于天曰：“咸以君德驭四海，元功子万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区宇。……代终之符既显，革运之期已萃，殊俗百蛮，重译献款，人神远迩，罔不和会。”北朝前秦君主苻坚秉承“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的治国理念，当将军吕光征讨西域时，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北魏孝文帝曾诏曰：“比闻缘边之蛮，多有窃掠，致有父子乖离，室家分绝，既亏和气，有伤仁厚。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可诏荆、郢、东荆三州勒敕蛮民，勿有侵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北周文帝诏曰：“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北周武帝则诏曰：“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从分裂时期的帝王诏告天下的表述不难看出，统治者均有谋求大一统的强烈愿望，试图完成核心族群与非核心族群间的互动与交融的宏愿，但因其政权实力过于有限，诸多政权难于实现，正如郝时远所言：“自秦汉统一国家建立以后，中国的历史从总体上或大趋势来看是不断走向国家大一统和多民族共建国家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群雄分立、封建割据的现象虽然比比皆是，但是其基本目标是谋求全国的统一，这一点无论是中原汉族的分立政权还是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具有共同性，只是哪一个政权或统治势力有能力实现这种目标的区别。” 以契丹、女真为核心建立的辽金王朝，虽然仅占据古代中国的北部半壁江山，与两宋对峙，但辽金王朝秉持推进内地核心区域族群与边疆区域族群自然凝聚的一体化进程之理念，只不过辽金王朝自然凝聚的“地理单元”相对较小，主要局限于古代中国的北部与东北部之区域。就辽朝而言，太祖耶律阿保机西降阻卜等西北诸族，东灭渤海，“颇有窥中国之志”。建国伊始，便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安邦的政策与措施，至道宗时竟发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的儒家文化认同的“华夷同风”之惊呼，故此，辽朝对统治域内族群之整合，对古代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具有划时代之意义，辽朝彻底改变了汉唐以来的东亚秩序，使中国古史谱系之发展在辽朝发生重大转折。对此，笔者在讨论辽朝对古代中国疆域贡献时曾给出评论：“将辽朝置于中国古史谱系的长时段之中，在中国北疆民族区域视阈下从统治模式的更新与改化、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崇尚与普及、东亚秩序的改造与重建之角度考察辽朝历史，可发现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深刻影响，辽朝统治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以来，仍以“天下一家”为己任，提出“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等“以一天下”的治国理念，不断地整合周边族群，先后灭亡辽朝、北宋，迫使西夏“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迫使高丽“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迫使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俨然成为继辽之后的东北亚新秩序的重建者，为古代中国北部与东北部边疆族群的自然凝聚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察古代中国疆域嬗变的历程，无论是像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统一王朝，还是南北朝之宋齐梁陈与北魏的对峙、辽金与两宋的抗衡，均是在特定的“地理单元”之内（统治域内），由“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即核心区族群与非核心族群（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互动所引起的，“五方之民”交融的过程也就是古代中国疆域的自然凝聚过程。在自然凝聚的过程中，既有较大地理单元内的族群整合，也有较小地理单元内的族群整合；“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嬗变历程时，既要关照大统一时段的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自然凝聚的内在机制，也要注重大分裂时段的不同地理单元内的核心族群与非核心族群之间自然凝聚的内在机制。林荣贵说：“中国疆域的发展，经历了政治局势的分立、统一和再一统的进程。在元、明、清大一统以前，中国疆域格局往往表现为多类型和一定的层次结构。这反映了分与合政治局势的演化和管理对策的施行，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不是实质性的分裂；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是历史上支撑和维系整个疆域的脊梁。”马曼丽说：“历史上不同时期代表中国的各大一统王朝，他们管辖到的疆域都与整个中国的疆域不完全一致，即未能包括整个中国的疆域，因为往往有分裂割据政权和未凝聚于中央政权的中国先民政权存在。而清代在汉代疆域的基础上，有明显的扩大，主要是纳入了和巩固了台湾及元以后归入元代中央政权版图的西藏等大块中国先民开发的领土。它是中国疆域由汉代的奠基经过历史发展演变的最终结果。”故此，“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关注古代中国边疆嬗变历程时，不仅要关注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古代中国边疆的层累化过程，而且也要关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夏金之分裂时期诸政权的古代中国边疆的“层累化”过程。只有这样，“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才能在古代中国边疆嬗变的跌宕起伏之中明晰古代中国疆域史的本质内涵与发展规律，给出言之凿凿、掷地有声的分层次、分阶段的宏阔叙述，抽象出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古代中国疆域“自然凝聚”等具有时代特征并可指导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的疆域理论概念，建立起“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中国话语体系，唱响中国气派。王学典说：“未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从实践上，创造一个克服自由主义缺陷或高于自由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从学术上，创造一种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历史，又汲取自由主义合理内核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框架。而所有这些工作的总目标，就是把中国‘中国化’，即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范式，以逐步改变一百多年来把中国‘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与现状！”将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中国化”正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所追求与努力的方向。 四、余论 在以往的“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成就中，无论是区域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还是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均取得斐然之成就。区域史观（包含地方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方面，以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刘信君主编《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方铁《方略与施政：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等为代表。断代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方面，以李大龙《汉代中国边疆史》、李大龙《唐代边疆史》为代表。整体史观视阈下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方面，以刘宏煊《中国疆域史》、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边疆史》、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治理通论》、厉声等著《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代表。上述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之第十六章“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大趋势”多有精彩评述，可谓阶段性的总括，足以使得“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为之自豪。 虽然“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上做出卓越的贡献，取得巨大成就，但还有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尤其是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体实践路径与方法更需要给予充分关注。赵轶峰在谈及中国古代史的历史书写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如此丰富多彩，磅礴宏阔，任何首尾通贯的分期体系实际都是从特定视角出发的，都会忽略一些线索，强调一些线索，这时历史学家需要做到和能够做到的是选择出最能够表现历史主流的问题线索加以清晰的叙述，并尽量将其他相关的趋势和线索结合主流叙述反映出来。”那么，“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在区域史观视阈、断代史观视阈以及整体史观视阈三个维度下进行碎片化的科学实证与一体化的宏阔叙述内地族群与边疆族群的互动与交融的“自然凝聚”过程就可以弥补时常被忽略的一些线索，达到共时性与历时性、趋异性与一体性的辩证统一，使古代中国疆域史的研究更加至臻至善至美。陈建樾说：“多民族国家内部诸民族的族际关系，由于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因而一向是当代政治现象中最敏感的事项之一，而对国内诸民族在政治或文化层面的整合，则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殊为关切和致力达成的重要议题。”吕一燃说：“今天的中国边疆是历史上中国边疆的发展与继承，探索历代中国边事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剖析不同时期统治者边疆施政的动因与成败得失，总结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经验和教训，进而探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的历史渊源，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内涵，而且在今天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及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陈氏、吕氏所言，大概就是“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研究古代中国疆域史的旨归吧！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