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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为严重的流行病——1918—1919大流感，1918年春极有可能从美国堪萨斯州开始暴发，随即通过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士兵传播到法国，进而蔓延到整个欧洲，然后扩散到全世界，最终造成全球5000万—1亿人的死亡。而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仅造成了世界各国病患的大量死亡，而且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立情绪在全球范围内的滋生，毒化了国际关系。在此背景下，再次审视“1918—1919年大流感”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通过研判历史性疫病流行案例可以提供诸多启示。 虽然读史使人明智，但事实上人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往往极其困难 1918年大流感爆发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处于酣战状态，交战国都刻意隐瞒了大流感的凶险。大流感暴发较早的美国刻意隐瞒了疫情状况并封锁消息，禁止发布任何相关统计数据，即便在疫情蔓延时，政府仍矢口否认患病率和死亡率，甚至要求医学权威出面向公众保证，不存在大面积流感暴发的危险。面对大流感的肆虐，当时人们的反应可用两个词语加以概括，就是“神秘的病毒”和人类的“猝不及防”。时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共同表现出的关键词依然可以概括为“神秘的病毒”和人类的“猝不及防”。 当年在一战中西班牙处于中立状态，在疫情问题上保持了相对的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尤其是媒体对大流感进行了大量报道，以至于100年前的那次大流感被误传为“西班牙流感”。但在事实上，西班牙政府当时的态度对于抗击流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类从1918—1919年大流感中吸取的第一个教训，应该是公开和透明地公布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加强同国际社会合作，为全球应对病毒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全球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 人类容易低估病毒流行的破坏性，高估自身的应对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历史进程也是不断提升抗感染能力的过程，而病毒的狡猾性和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人类既有的知识存量和经验范围，这直接深刻影响了人类对突发病毒的认知力、理解力和想象力。1918—1919年大流感病毒的第一个诡异之处，就是其前后历经三波，尤其是第二波具有极高的致死率。大流感第二个诡异之处在于其挑战了人类的常识与判断逻辑，第二波中致死者往往是免疫力最强的15—40岁之间的人群，而依据常识来看，似乎应该是免疫力和抵抗力较为低下的老幼人群更容易中招。 对于这一异常现象，直到今天科学家给出的解释依旧是：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导致异常的死亡模式，是人类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起的，这些相对年轻和强大的免疫系统会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产生死细胞物质阻塞肺动脉并导致窒息。作为协约国敌对方的德国，青壮年死亡人数低于欧洲其他地区，这个案例可以作为辅证。德国的死亡人数较少，这一特殊性可能与当时的粮食供应和大流感特殊的死亡模式有关。德国的粮食供应不足导致了人群体重下降，例如在法兰克福，4年来德国民众的平均体重减轻了23％。由此可能导致许多人的免疫力下降，也就无法对流感做出过度反应。 因此，在应对新冠疫情第一波时未雨绸缪，讨论其致病和致死的特点以及有无可能暴发第二波或第三波，并做好相关的应对工作，应该是我们吸取的第二个教训。 病毒的传播发展轨迹与各国文化及其应对措施密切相关 不管是何种文明，我们认为生命的非自然死亡终归不是好事，21世纪的今天尤其如此。1918—1919年大流感期间，日本的致死率相对较低，很可能与日本人注重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密切关系。而且，日本应对流感的模式包括先前的阻断和之后的重治疗二者兼顾模式，到处分发口罩，而且开展大规模的预防接种，大流感的病死者中相当大程度上是死于相关的并发症，因此接种应该是起到了一定效果。可以说，充分发挥地方的能动性以及市民社会的良好互动，是日本当时能够有效处理流感危机的特色。 与日本相反，当时的英国则一直纠结于是否需要隔离、是否需要戴口罩等问题之中，错失了应对流感的关键时机。在1918—1919年大流感期间，英国皇家公共健康协会就一直强调采取隔离政策具有诸多不可行之处，认为隔离会浪费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其实应该投入到公共卫生宣传及疫苗的研制中。事实证明，佩戴口罩和实行隔离措施，虽然原始却往往是最为奏效的防控方式之一，但是西方很多国家对此都表现得比较犹豫。西方文化更加强调生活照旧，在维持生活照旧与保障民众的生命之间选择时，天平往往倾向于前者，卫生资源的有限性就必然成为最重要的说辞。因此，我们应该吸取的第三个教训是，现代社会所有国家的卫生资源应该以能够应对大型传染病为底线和原则，为此，可以考虑将额外的军费开支使用于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要重视偶然因素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改变，更要善于将风险转化为全球治理的机遇 1918—1919年大流感的暴发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争和全球性传染病的双重危害促使政治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的建立。1918—1919年大流感的暴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几乎同时发生，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家对于战后秩序的重建，对于如何保障和平及国际合作曾有过深入的思考，国联的建立就与此密切相关。而且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莱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这次流感的病患，由此也加速了《凡尔赛和约》的签订。 当前的新冠疫情表明，传染性疾病迅速影响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体，而且会影响到每个个体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认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期指出，即使是美国也无法仅仅通过一国的努力就能够战胜这种病毒，要将应对病毒挑战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人类将面临最糟糕的结果——防疫和国际合作的双重失败。基辛格的观点对美国和全球两手做好疫情防控都是非常明确的预警。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或者被认为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或是压垮原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21世纪第三场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等，但是至今国际社会真正做到全面合作抗击疫情的迹象尚不多见。因此，后新冠疫情时代，就如何重启新的全球化进程、如何保证国际合作展开严肃的探讨，恰恰是人类应该吸取的第四个教训。 民族主义的泛滥严重冲击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削弱了全球抗击疫情的工作能力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正在见证形形色色民族主义的泛滥和抬头，感受到源自文化政治领域的偏见反而成为国际疫情防控实践中的首要问题。毫无疑问，与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相比，我们需要的是指向最终彻底战胜疫情的国际社会多维多领域的真诚合作，需要在各国命运与共背景下不同人群之间的宽容与理解。同样是英国在这次新冠肺炎发展初期对这一病毒出现了严重误判，即使看到疫情在中国、伊朗和意大利快速蔓延后，英国政府仍然做出群体免疫这一错误判断，拒绝认真考虑中国的疫情防控经验和有效模式，在深层次上反映的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优越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100年前大流感早已过后的今天，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没有那么容易。 美国则直接对世界卫生组织发难，莫须有地指责中国。不言而喻，西方国家已经习惯于将威胁和罪过与异域文化相联系，为自己的过失寻找替罪羊，面对病毒在世界范围发流行也是如此。新冠疫情背景下，“责备地理学”的风行或者说西方国家忙于“甩锅”，也诠释了疫病灾害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关系。照此逻辑，很多证据证明1918—1919年大流感可能发生于美国，美国确实在较长时间内掩盖了大流感的真相，更谈不上公开、透明，国际社会是否要向美国索赔？事实上，对大型传染病的源头追踪异常困难，而且与阴谋论没有任何关系。因此，面对大型传染病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全球团结应对，而非纠结于所谓的责任论，以至于浪费掉宝贵的阻断和抢救的最佳时机。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就很难吸取教训，更遑论改进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世界人民，当然就会受到大自然无声但有形的严厉惩罚。 面对疫情，大国尤其是大国的政治家应该承担更大责任 一方面，面对肆虐的病毒，强调不同职业的分工显得尤其重要。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纷繁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指出确定性，尤其是指明历史的教训。科学家的任务则是找出最为有效的疫情防控应对方式，尤其是加快疫苗的研制。政治家的任务无疑需要根据历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的研究建议成果，统筹全局，促进合作和问题的解决，而非制造政治短期行为，极尽甩锅之能事，为国际抗疫合作增添政治麻烦。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大国应该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让恐惧与偏见阻碍了人类联合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全球化时代无法独善其身，面对狡猾和灾难性的病毒更需要全球通力合作。3月2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抗疫，共克时艰》重要讲话，明确强调“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等，都鲜明体现了大国责任和大国胸怀，应该起到引领全球抗击疫情的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1918—1919年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一战中的死亡人数，这足以证明，在惩戒人类过错方面，大自然才是“大手笔”。最近几十年自然灾害频发，就是自然对人类发出的严重警告，人类的反应模式必然逻辑地决定着大自然的下一步“行动”。换言之，人和自然的和睦共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提上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议程。人类今日的种种选择将汇聚为合力，共同决定人类社会以何种姿态与质量走进共同的未来，由此，如何有效应对新冠疫情，人类的历史行为将深刻地影响子孙后代书写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记录。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国别研究基地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欧美同学会秘书长，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