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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学术思潮在西方逐渐发展并蔓延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史学否定“大写的历史”，强调重视历史中的“他者”和边缘群体，渐有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和割裂为诸多碎片的趋势，传统宏大叙事的方式受到冲击和挑战。在后现代主义之前，悠久的历史学所关注的各类问题中总是存在着基于整体史探寻历史规律的范式。整体史是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寻求历史规律不仅支配着历史探索者的实践，而且激发着古往今来诸多研究者的历史认知。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探究历史规律的科学化典范。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面对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必要加快构建并形成整体性历史解释理论的史学体系与话语体系，用中国世界史学研究者的视角与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共同体为立足点，发中国之声，这既是历史学融合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的期盼。 一、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史学的挑战 近代西方史学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对人文主义的强调摆脱了弥漫着神学味道的中世纪历史观。在崇尚理性的启蒙时代，历史整体性与进步观念不断得到阐发。19世纪以后，出现了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众多流派，尽管史学观念和研究范式不断革新、转向，但具有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发展模式是清晰和明确的。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世界文明的信仰迎来了重大考验，历史进步观念和元叙事不断受到冲击。其中，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史学的挑战最为严峻。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源于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悲观论调，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进一步瓦解着现代文明的优越意识，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加速度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威胁日趋明显，冲击着人们对社会进步的乐观信念。20世纪60年代，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激发起西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利奥塔对宏大叙事危机的论述以及福柯对“权利话语”的抨击，它反对“体系”，信奉断裂、非理性和多变性。贡巴尼翁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指出：“后现代，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新的老一套，侵入了美术——如果还能说美术的话——文学、造型艺术，也许还包括音乐领域，但首先是建筑，还有哲学等领域。”它逐渐发展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时髦词汇和人们的普遍意识，并蔓延到历史学领域，挑战着当代的史学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出版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以及《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等著作，标志着史学向“后现代”的转向。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他将历史看作是语言学的，具有诗性，是被虚构的，不存在真实的历史，有多少种理论就有多少种历史解释。在怀特之后，后现代史学相继诞生了一批相关著作，如托波尔斯基主编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编纂：历史研究方法论文集》、凯斯·詹京斯编的《后现代历史学读本》等。詹京斯指出：“如果历史文献不能反映现实，而只能反映其他文本，那历史与文学研究将几乎难以区别。”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过去与历史的断裂，历史只是一种文本间的、语言学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主体性。 后现代史学对整体史提出了严峻挑战，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产生了冲击，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质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之一“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了对‘元叙事’即所谓普遍性大规模理论解释的拒绝。……后现代主义呼吁人们从元叙事、操控理性、总体性等构成的现代性噩梦中苏醒过来，继之以异质、多元、游戏等取而代之”。历史研究由宏观叙事向日常生活史转向，“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从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地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它们主要以普通人和从前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事件、被认为无关痛痒的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过去以现代化理论所确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转向细致叙事的人文历史学方法，构成了历史的“碎片”研究。在新文化史研究范畴中，“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垃圾、屎、疼痛、疾病、姿态、眼泪、同性恋、手淫、食物、盐、煤、火、镜子、乳房、头发、内衣、厕所、戒指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与研究内容。”偏爱研究微观课题的新史学，使历史学陷入碎片研究的困境，成为一种非体系化的历史学。 年鉴学派在后期倡导的“新史学”日益与之前主张的整体史分道扬镳。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史学整体观念的使命，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的实践和断裂为诸多碎片，而且将人类排除在历史学研究中心之外。例如，在勒华拉杜里的《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中，人类“既不是研究对象，也不拥有中心或周边地位。……勒华拉杜里认为，剥夺人类的中心地位是件有意义的大事，他将此比作历史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受勒华拉杜里影响，很多新史学研究者放弃了布罗代尔宏大的三时段理论，从“结构”退缩到象征性文化，转而研究季节、周期等“不变的历史”。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历史领域还兴起了一种认为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前提的历史哲学，即“碎片化的历史哲学”。匈牙利历史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认为：“后现代人继承了历史意识，而不是宏大叙事的自我满足。对于世界的持续增长的透明度的信任已经不在了。这不是一个书写体系的恰当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书写碎片的恰当的时代。”大写的历史经历裂变，“历史”一词逐渐转变为复数，过去被忽视的材料，成为历史学者仔细考察的对象。 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以及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运用新方法拓展了新的范围和史学对象，呈现更加多面、精细的历史图景，对于打破以往僵化教条式的历史观亦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后现代史学给现代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注重人类历史演变的趋势，尊崇历史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统一发展的整体性过程，讲求理性与逻辑，注重实证。而后现代史学基本否定了启蒙运动及其理性主义，它反对历史进步论和宏大叙事，漠视人类社会主流的政治、经济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越来越难以把握历史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史学者以文本为理论原则，试图取消历史和文学、现在与过去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推出的碎片历史刻意对“宏大叙事”、进步史观、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贯性等方面的全然“解构”和否定，割裂并背离了历史的整体性。历史被不断解构、碎片化地断章取义，有可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对此，弗朗索瓦·多斯不无感叹地写道：“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