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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考古学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配合国家诸多基本建设而开展的“基建考古”发掘项目覆盖全国,为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或各级各类文保单位展示利用需要而设立的“主动考古”发掘项目日渐增多。各地出土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考古遗存和据此形成的考古报告呈几何式增长,为适应工作需要而成立的各级考古专门研究机构和文物管理、保护、展示机构增长迅速,专业人才培养数量和考古队伍人才质量提升明显,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全面展开,学科交叉和研究范畴不断扩大,文物保护作用和社会服务功能成效凸显,学科地位和科研水平明显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愈发重要。总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是全面的、进步是巨大的、成就是显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坚持从材料出发,作出了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 田野考古,是一切考古研究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及分析,实证了中国100多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掌握了中国人类起源、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三代考古及新石器时代考古专题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古国初现-王国林立-帝国一统的5000余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已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文化命名、文化框架、文化谱系、文化格局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成效卓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考古学发展和进步的一个缩影。以空间为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东半部至少可区分为六七个大的文化区。以时间为例,每个文化区都发现了距今9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依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查海时代(距今约9000-7000年)、仰韶时代(距今约7000-5000年)、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4000年)。“查海”、“仰韶”、“龙山”三个时代的确认和命名,对于中国考古事业来说,既是基于自身学科探索而获得的重要考古发现,又是运用自身学科方法而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更是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此外,以元谋人、西侯度人和巫山人等为代表的距今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以及全国许多地区距今几十万年至几万年不等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化石的发现,显示出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很可能和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连不断,不仅物化和深化了人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了解与认识,而且让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城市建设、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等诸多细节变得更加清晰、生动。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以城市、陵墓、手工业为核心的田野考古工作蓬勃发展,考古学者以田野考古发掘出土资料为研究对象及佐证依据,进一步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失或讹误。以西汉长安城、唐长安城、辽上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为代表的都城考古,以秦始皇陵和汉唐帝陵为代表的帝陵考古及汉、唐、宋、元、明、清墓葬研究,以瓷器、金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遗存研究,使得中华古代帝国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逐渐清晰。以秦、汉至宋、元、明、清考古研究为基础,中国学者又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为纽带,将中国考古置于世界考古学研究的范畴,提升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以秦、汉至宋、元、明、清田野考古和研究为依托,建设了秦始皇陵、汉阳陵、汉魏洛阳故城、唐大明宫、上林湖越窑、永顺老司城、景德镇御窑厂、圆明园等一大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通过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和展示形式,将文献历史以文物历史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真切感知物质文化史的无穷魅力。 70年来,随着田野发掘由中原遍及全国各地,边疆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很多地区、很多时段上的历史空白不断得到填补,越来越多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活,这些地区的古代先民在与中原地区及相邻地区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共同进步,谱写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容并蓄的瑰丽篇章。同时,也正是通过边疆地区的考古工作,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向来是开放的、互通有无的,中国通过边疆地区走向世界,世界也因边疆地区联系中国,从而构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远历史背景及动因。 二、坚持与科技交叉,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 70年来,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学当中,不但为考古学提供了更为精确的信息,使诸多问题的研究细化到了分子水平,而且有力地拓宽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提高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获取信息的能力。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在年代测定、人骨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获取了相当丰硕的研究资料和成果。 在年代测定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5年率先将碳-14测年方法介绍到中国,并于1965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碳-14测年实验室,随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相继建立了同样的实验室。至1970年代后期,基于已有的碳-14测年数据,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推动了对区域考古的编年研究。1980年代以后,随着数据的增多及对其认识的提高,相继出版了两部碳-14年代数据集,并出版了多部总结碳-14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的研究专著。总之,以碳-14为代表的测年手段的应用,为中国夏商周断代和史前文化的年代判定与序列构建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在测年数据的辅助之下,通过考古层位学和考古形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中国大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基本得以建立。 在人骨研究方面,从1950年代末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发掘过程中即邀请医学专家和古人类学专家到考古工地现场进行人骨性别、年龄、种族鉴定开始,中国的人类骨骼考古进展顺利,为认识墓地先民体质特征、复原古代亲族制度与社会组织关系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其中,1950-1970年代主要是侧重于对单个墓地或一个地区出土人骨的个案研究,1980年代以后根据人骨体质特征差异讨论古代人种类型划分问题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先后提出了许多很有创建性的新认识。此外,诸如枕骨变形和拔牙等文化现象、开颅和骨折创伤等医疗行为、剥头皮等特殊风俗、古病理和古DNA研究等均成为该领域讨论较多的重点课题。 在植物考古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考古学文献中就有过植物遗存出土的报道。1990年代“植物考古学”概念的提出、“浮选法”的应用及“植硅石分析”方法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植物考古学的正式起步。特别是浮选法的大规模应用,使得长期困扰人们的植物遗存获取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加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植物考古学展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仅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例,在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体系和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体系的划分以及五谷的出现与传播等重大生业问题上,植物考古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动物考古方面,自1959年对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开始,经过了较长时期对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的简单分析阶段。1980年代以后,除单个遗址的动物遗骸鉴定外,新开展的家畜起源、古人肉食资源获取方式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各地区古代居民经济类型及家畜饲养与驯化过程的认识。通过对马和羊的研究,同时参考植物考古对小麦、大麦的研究成果,还为进一步探析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情况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在环境考古方面,早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就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利用花粉及土壤分析研究古代地理环境,并根据已经发现的古动物及古人类化石深入考察了不同地区古人类的生活环境。197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首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与文化衍化之间的动态关系。1980年代末,首次引入“环境考古”概念,标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环境考古学之肇始。此后,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时间与空间迅速扩展,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效,其中对西拉木伦河流域和胶东半岛等地区开展的考古研究工作可视为中国环境考古研究领域的代表。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环境考古研究,不但愈发清晰地揭示出了中国不同时空范畴古代居民的生存环境和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为如何正确处理好当今社会的人与环境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除以上几个科技考古分支学科以外,计算机考古、遥感考古、水下考古、冶金考古、物质结构与成分分析、食性分析、考古DNA研究以及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科技考古在技术操作、方法应用和理论总结方面的进展日新月异,作用愈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衡量考古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科技考古的出现,极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研究贡献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由此大大提高了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广泛性和科学性。 三、坚持走中国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逐步形成了以安特生开创的“田野考古发掘”为主要搜集手段、以梁思永“考古层位学”和苏秉琦“考古形态学”为基本分析方法、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文化谱系论”、“文明道路论”为重要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方法体系与理论体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考古学科立命与发展的基石。考古学的研究材料主要是由“人物”、“动物”、“植物”、“矿物”、“文物”构成的“五物遗存”,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探索和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华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变化规律。历经20世纪以来的考古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技术方法和特色理论。 具体而言,一是遗存的物质性和文化性,决定了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的可行性,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被不断借鉴到考古学的必然性,以及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二是遗存的埋藏性和有形性,决定了田野考古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是搜集考古材料的主要方法,层位学和形态学是对考古材料进行比对分析的基本方法;三是遗存的聚合性和创造遗存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划分“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学遗存进行分类与聚类研究的有效理论。考古学文化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如何对考古遗存进行研究的理论。依据考古遗存划分出来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说既是一群东西,也是一群人,更是由一群人所创造的一段历史。因此,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总路线,应该是把考古学文化找出来,把考古学文化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让考古学文化活起来;四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时代性和创造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的历史变迁,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也就是“文化谱系论”是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划分考古学文化系统、探讨考古学文化演进格局的重要指导理论;五是“修国史”、“写续篇”和揭示中国人类、文化、族群、国家历史演进过程的学科任务,决定了以“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论、“古国-方国-帝国”论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道路理论也就是“文明道路论”,成为探索各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或族群何时进入国家阶段以及如何发展演变的重要指导理论。简言之,“文化谱系论”和“文明道路论”是关于如何开展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六是考古学遗存和考古学文化蕴含了无限的自然信息与人文社会信息,即展示在世人面前尘封的地下世界和物化的地下社会。所以,如何对考古学文化和考古学文化系统所表述的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十分复杂而多面的问题加以科学揭示和阐释,最终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科任务和理想目的,决定了考古学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 其实,围绕考古学文化的文化与社会等一系列的人文问题、社会问题,努力探讨和积极突破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束缚,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短板。如果说上述前五个方面的技术、方法和理论还需作进一步总结与完善,那么第六个方面则完全需要创新。这一创新过程可以借鉴国外先进考古理论,但必须经过中国考古学实践的检验,从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换言之,中国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必须着眼于解决中国考古学问题,而不能成为空洞、虚幻的考古学教条。 由此看来,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应是多元、多面、多层次的。但目前在认识程度、理解程度和把握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有的相对成熟一些,有的还需作进一步完善、深化和创新。不断发展中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层位学、考古形态学分析方法,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不断发展中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理论和文明道路理论,以及正在探索中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和社会解释复原理论,构成了六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六个学科方法或理论之间的关系,并非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彼此取舍,而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各自深化。 总之,从地质地层学到考古层位学,从生物分类学到考古形态学,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摸索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学科方法。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人文社科领域成果、方法或材料被运用到考古学材料的阐释当中,丰富了考古学的内涵,也改变了考古学的面貌。以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学术思想为合理内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在指导中国考古学取得翻天覆地变化和巨大进步的实践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考古实践本身的检验。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有别于其他学派或流派的基本特质是坚持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一切从中国地情、史情、民情和国情出发,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实事求是,始终把解答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国家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演变来的等重大历史问题,视为本学科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任务。 四、坚持为历史服务,成为了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大家族的重要成员 以研究内容为视角,历史学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两部分。而以研究材料之不同,历史学又可分为文献史学和文物史学两大类。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考古学自身积累和形成的材料、方法、理论、成果及作用,充分证明狭义历史学研究所凭借的以传世文献为代表的文字资料是有限的,而考古学研究所凭借的以考古遗存和考古文献为代表的实物资料则是无限的。作为以物质遗存为主要研究资料的考古学,其主要任务是探索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和没有文字记载的地区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寻找及发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和地区的实物资料参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研究。由于材料和视角既包括对中国史的考古学探讨,又包括对世界史的考古学观察,因此考古学也像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文献史学兄弟一样,逐步形成了与其相应的中国考古和世界考古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在丰富和完善广义历史学学科体系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以显赫身份融入到中国历史学大家族和世界历史学大家族之中。 就中国历史而言,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之前的历史研究方面,考古学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在秦汉及其以后的历史研究方面,考古学也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从而形成了史前至夏商周的历史研究以考古学(文物史学)为主,秦、汉至宋、元、明、清的历史研究以历史学(文献史学)为主的中国史学新格局。此外,边疆地区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研究更多依靠的是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而不仅是神话传说和文献资料,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内涵。 就外国考古而言,从1949年之前只有少数中国学者凭借所能看到的少量外国考古文献资料而开展局部或某些个案方面的外国考古学探索,迄今已发展到可以多方位或多点位的走出国门直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并以所获得的第一手实物材料参与外国考古学的研究,而且在相关问题和重要技术方法上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见识、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有大量的国外考古先进技术和方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也有相当多的中国考古学者走上了国际舞台。可以说,今天的中国考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五、坚持做文保先锋,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及传承工作。文物考古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进程中,考古学勇当文物保护的先锋,在成为促进文物事业发展重要支撑的同时,还将学科定位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从而开始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70年来,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行,逐步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均被设定在文物保护法律制度框架当中。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开始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构建文化大国强国,为此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正式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在已有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启动并实施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在以大遗址为依托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考古工作贯穿遗址保护之始终,并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新模式。 从现已取得的社会影响力和发挥的学科作用而言,中国考古学已然成为人民共同关注的公共文化事业,全民对考古学的关注度有了明显提高。“公众考古”或“公共考古”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和完善。无论专业人士还是社会公众都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研究的“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学术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还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传承好埋藏在地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和“财富”,是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全社会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学已让学术界和广大公众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望远镜,在有了文字记载的时代,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显微镜。中国考古学的存在价值和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民族或国家部分地恢复其历史面貌、唤醒其历史记忆。 总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为“通古今之变化”奠定坚实研究基础,以“发思想之先声”作为光荣学术使命。通过发掘和研究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通过传承和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把握历史趋势,使考古学真正成为找回记忆、启迪智慧、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人民的事业,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