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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具有执政为民高度权力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多民族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情境。其对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启示在于，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涵与实践张力作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进程，通过治理目的、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成果共享的人民性来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发展目标。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进程中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应当遵循以下路径: 在一国、一体、一心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上保障各族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在自治、法治、德治的基础上构建民族事务治理的多维格局。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 民本思想; 群众史观; 民族事务治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青觉，土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族际政治与多民族国家治理、民族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18VSJ092) 。 通过对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思想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人民”是现代性政治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而言，“人民”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底色和价值依归。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同时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可以说，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阶级本性。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203 次提到人民，3次强调“人的全面发展”，4 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并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要求全党予以贯彻落实。由此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则和组成部分，已经具备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理论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理论渊源”“发展思想”“基本维度”“治理模式”“党的理论”，以及“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间的区别与联系等涉及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但这些讨论中涉及民族事务治理的内容目前尚不多。民族事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关系到新时代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议题。因此，本文选择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角度，来分析其对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来源及其基本内涵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权力自觉，又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一脉相承。坚持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中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同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还包含着“以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体认。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价值遵循。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 根植于以民本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 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自上古尧舜时代传承至今。相传皋陶在建议舜帝为政之道时曾言: “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商书·盘庚中》之中有“古我前后，周不惟民之承”等记载，这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关于重民之意的记载。然而殷商时代崇尚鬼神，具有较强的神本主义( 以神为本) 色彩，所以其对“民”的重视程度便大打折扣。周朝时，在“小邦周”灭“大邦殷”的过程中，底层庶民及奴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带来了人们对于神权万能的怀疑，民本思想才真正开始具备“民本”意味。周朝统治者告诫子孙要敬德保民、裕民，主张“克明德慎罚”，“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如《尚书·梓材》中记载，周公告诉成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康诰》中则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的告诫。 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日渐兴起，并在诸子百家思想中不断得到阐释。如春秋早期，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老子晚期也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国时期的管子曾言: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秦朝虽统一六国，但经二世而亡，在此期间以陈胜吴广起义所展现出的强大农民力量，给汉初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以启迪。据此，贾谊总结提出: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贾谊的“重民”观念是建立在“畏民”的基础上的，因此他倡导说: “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董仲舒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国之本，他指出:“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 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 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 隋代如秦，二世而亡。唐初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深刻吸取前朝农民起义的教训，将“民”置于更高的理想位置。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也日臻成熟。唐太宗否定了天命神授的命题，认为民众才是君主得以即位的基础，主张“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并通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权力认识和开放包容的政策实践，开创了“四方之民尽归之”的贞观之治。 宋代以后的民本思想多延自于唐时期，成为理学的基本宗旨。如北宋理学家张载以“四为”的精神和气魄，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学宗旨，要求关注百姓生活，传承先贤学养，开创太平盛世，展现出知识分子的志向与追求。程颢、程颐两位理学家也倡导“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朱熹则提出“国以民为本”的主张，要求“置民以产”，实行“经界”、“社仓”等措施，来满足百姓的需要。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逐渐趋于强化，而与此同时市民阶层也逐渐扩大，民本思想与君主集权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如明太祖朱元璋曾因孟子的一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将其逐出孔庙不得配享。朱元璋虽然出自草根阶层，但其对于民众的主体地位认识却明显异化。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政治危机加深，以黄宗羲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重新对儒家的民本主义加以阐释，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把“万民忧乐”作为“天下治乱”的价值尺度。 综上可见，民本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并被儒家知识分子注入君主专制政治的政治伦理，形成了具有“内圣外王”、“敬德保民”的民本政治特色。民本思想对于促使统治者励精图治、减轻民众负担、激励知识分子为民请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也要看到，古代民本思想因受制于封建统治，其在本质上并不提倡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还缺乏对“民”的主体地位的实质认识。 鸦片战争后，古代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话语开始碰撞，并糅合了一些民治话语，如梁启超所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则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孙中山也曾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但由于未在实践中予以有效推行，并且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民本思想在根本上并无改观。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思想与中华民族的民本观念成功运用于革命实践，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之于社会革命的主体性，通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广泛动员，在中华大地上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的运动”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群众观，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及实践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