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发生在1939年国家危难时刻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的学界大论辩，在中华民族理论的建构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其既是对民国以来中华民族意涵的统一、以及对“五族共和”论的超越，更在于继承并推动的以中华民族为依托建设现代中国的理论探索。曾参与论辩的费孝通在时隔50年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中华民族为中心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从研究立意与识认逻辑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认识的丰富与发展。二者均是中华民族处于关键历史时刻的重大理论探索，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建国；现代中国 【作者简介】刘永刚，男，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学、边疆治理。 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要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在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历程中，爆发于1939年抗日战争最为艰难时期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巩固了整体的中华民族观，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的关键性事件。由这场论辩奠定的理论认识，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认识先导。通过中华民族理论建构进程中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事件脉络的梳理与理路的揭示，对新时代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具有显见的价值与意义。 一、识认“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前奏 古语云：“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中国社会认识“民族”（nation）并使用“民族”，历经了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在民国初年，梁启超的大中华民族主义主张与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观、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国族”论相互印证，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当时国人对“民族”及“中华民族”意涵的认识。这成为1939年中国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认识与理论先导。 （一）“民族”概念的传播与演进 “千年未有之变局”描述的不仅是传统中华文明在西方强势挑战下的境遇，更呈现了“世界之中国”到来的国家整体转型。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观念的勃兴，曾经仅为西欧地方性知识的“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传入中国后，为处于绝境的国人认识世界与自我提供了全新理论武器。 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偶尔出现“民族”与“中华民族”，但与现代语境下的“民族”相去甚远。关于英文“nation”翻译为“民族”的历程，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人所铸，原即富含种族意味的汉字新词——‘民族’，广泛接受国族主义的洗礼”。因列强殖民危机使得对“民族”的认知，直接体现在对“异族”的洋人与国人差异的体认上。这决定了国人早期关于民族的认识具有鲜明的种族取向。与之相应，在现代“民族”（nation）语境下中国境内人群的集体称谓，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认识过程。 关于“民族”概念的使用，梁启超的《东籍月旦》（1899年）一文是否为最先学界存疑，但这并不影响梁启超在“民族”概念形成及传播中的历史地位。关于“民族”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轨迹，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帝国主义侵略击发了中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近代革命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理念又激发了各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可知，“民族”（nation）概念的使用是在整体的国家民族与中华诸民族两个路径下展开的。清末民初，一方面是梁启超等人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另一方面则是由官方组织民间广泛参与的以“满、汉、蒙、回、藏”为认识基础的“五族共和”统一促进运动。此外，因认识资源的英、德差异造成了“民族”内涵的混杂，但现代国民意涵却贯彻其中。 （二）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观及其时代意涵 如何定义“民族”，决定了其概念使用的取向。梁启超源于“少年中国”期望下民族复兴的认识路径，认为当时中国最为急迫的是“民族建国问题”。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在于“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一国内部是人的独立，在世界体系下则是国家的独立，因而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正义之主义也”。可知，探索民族建国的道路是梁启超深入系统历史研究的初衷。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首见于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当然，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以汉族为指称的“小民族”向全体中国人的“大民族”转变。 通过系统研究，梁启超发现“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其发展的首要趋势是“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结合国情，他认为中国讨论民族，应当在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并主张将汉满蒙回苗藏等诸族组成一个大民族。这一观点在1905年以“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认识进一步巩固。在这里，梁启超以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认识逻辑清晰展现。 在晚年梁启超更是致力于系统的“中华民族”历史研究，并在“新史观”下大力弘扬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基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的认识，他揭出统一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的现实问题。梁启超通过历史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华大地上各族相互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的过程，并指出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多元”族体迅速消失、“融化”的特征和条件。梁启超基于中国为本位的本土主义与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主义双重视角对“中华民族”内涵的揭示，为中华民族自觉凝聚并以一个整体实现“民族建国”的目标奠定了理论认识基础。 （三）国共两党的“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复兴主张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启动的整体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观念的传播与民族凝聚成为现代化工具的政党诞生的社会因素之一。政党大力推动民族观念的传播并引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是现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国共两党的“民族”认识与“中华民族复兴”主张实践，既决定着现代中国建设的逻辑与路径，也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孙中山的民族建国理论始终是国民党早期行动的指南。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发生在革命党与康、梁等立宪派关于“排满革命”与“保全中华”的持续辩论，加深了革命党人对于国情的认识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建国方案。但中华民国并未如孙中山所预期实现三民主义。在反思革命未成功根源的同时，孙中山系统阐发了中华民族的“国族论”与“国族主义”主张。他认为，“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实现的前提，是要倡议“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能够促进中国获得平等国际地位的“国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主义。1924年，孙中山提出“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以推动“民族复兴”。之后，戴季陶将“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力”结合，使“中华民族复兴”成为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导政治话语。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认为当时世界上的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在中国漫长历史中各族各地“畛域不分、血统全泯”，因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他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是要本着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最终实现中华国家的再造与中华民族的复活。中共二大宣言提出“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主张。由中共党人参加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1924年）指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完整体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共同的民族纲领。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和统一”。同年，毛泽东撰文倡议“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此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共文献中强调中华民族与“全体中国人”“中国人民”内涵同一性的中华民族复兴主张不断提升。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议题、意涵与逻辑 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命运感与整体的中华民族意识。一方面，“民族”（nation）话语与中华文明的适应过程因帝国主义的扭曲、挑拨、利用而显得十分艰难。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复兴却“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正是在这种特有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其承前启后，在巩固整体的中华民族为“民族自决”主体超越“五族共和论”的同时，揭示出以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建设现代中国的逻辑理路。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是中华民族自觉凝聚与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关键性事件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虽有学者认为，“大家的目标已经由种族之间的倾轧移到了全民族的奋斗。”但关于“民族”以及民族关系的认识纷乱，仍是中华民族自觉凝聚与整合的障碍。1939年1月，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看到“汉人殖民云南”的提法“不胜骇怪”，致信负责《益世报·边疆周刊》的顾颉刚认为，“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并主张应慎用“民族”一词，“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在傅斯年的感召与抗战形势的急迫，顾颉刚于1939年2月13日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掀起“中华民族”性质的大讨论。参与其中的著名学者不下十余人，以顾颉刚与费孝通为代表。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在“实现孙中山先生想望中的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使命召唤下，深入的“边疆/民族”研究结果。1932年“宣慰”德王与抗战初期的甘肃青海考察，使他深感政府边疆政策的失败及危害。在1937年，顾颉刚就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观点。他从“超越种族”的国民角度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同时，将国内各族定位为“文化集团”。沿此思路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顾颉刚更是明确了“民族”的建构属性。“‘民族’是nation的译名，指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体情绪的人们而言，是人力造成的。”也即“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而中华民族实则就是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持反对观点的费孝通认为，顾颉刚混淆了“民族”与“种族”的区别，主张中国人民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中国有很多“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的认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焦点。针对费孝通基于人类学对“民族”及中华诸族认识的质疑，顾颉刚以两篇长文予以回应。基本观点是“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外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如果简单的认为顾颉刚完全无视语言、文化、体质在“民族”界定中的价值，显然是忽视了其历史学家的身份与对中国古史精湛的研究。正是基于国史研究与边疆考察，顾颉刚强烈意识到政治因素对于民族意识形成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危难之际其基于“爱国心”所强调的以整体的中华民族主义外争国权、内争民权的民族建国主张，超越了单纯的学术命题成为中华民族理论构建史上的关键性事件。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使整体的中华民族为“民族自决”主体的认识得到统一 中国引进“民族”概念并以中华民族为基石展开的民族建国运动，是厘清“民族”意涵及中华民族自觉凝聚的逻辑背景。自卢梭提出“自决”概念，经列宁发展为“政治自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理论。将民族自决权的国家法主体直指与国家相结合的民族（nation）。但是，欧美殖民者以“民族自决”的幌子对中国分裂，使国人对之保持了相当的警惕。如1924年有学者指出，中国“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换言之就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一句话。”这些认识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展开奠定了认识基础。 与加深的国家危机相伴的是加速的中华民族自觉凝聚进程，催动着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的普及。1935年针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傅斯年就指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7年1月，日本全面侵华的野心暴露无遗之际，顾颉刚在《中华民族团结》中写作“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华各族人民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同时，面对“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侵占东北伪造“满洲国”以及“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和“想用掸族做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的种种阴谋，顾颉刚认为只有“团结了中华民族的全体而向帝国主义者搏斗”，方能“完全达到民族自决的境界”。 虽然参与论辩的费孝通认为，“以为是敌人喊出了‘民族自决’而国内民族真的在谋‘自决’了”的认识存在着“把名词的作用看得太重”的嫌疑，但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自决的主体并未表达异议。此外，翦伯赞、孙绳武、杨成志、方豪等对于顾颉刚立论中“民族”“种族”等的认识在学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甚至激烈争论，但以整体的中华民族完成“民族自决”实现独立、统一主权国家建设则持高度共识。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超越了“五族共和论”巩固了整体的中华民族观 民国初年迅速兴起的“五族共和”论，其背景是革命派的“种族救国论”引起的边疆地区因对革命疑惧产生的离心倾向。立宪派基于“满、汉、蒙、回、藏五族必使同立一政府之下不使分离”的“五族立宪”观提出“五族共和论”及其象征的“五色旗”，在维系国家疆域统一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诸次边疆危机多与“五族”之说有关，也是基本史实。 面对民国一盘散沙的境遇，李大钊、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论”都曾予以深刻的反思。早在1917年，李大钊在肯定其促成革命进步的同时，认为所谓“五族”之说，“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1936年中共理论家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中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连用的方式，巩固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认识逻辑。孙中山认为“五族共和论”是民国四分五裂的根源，解决办法“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中华诸族“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的“国族主义”。虽之后孙中山不得已弃美仿苏，但以整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国家的方略从未改变。之后，戴季陶的所谓 “纯正的”解读严重偏离了“新三民主义”，但以整体的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认识却贯彻于国民党内。 继前人认识及帝国主义的阴谋，顾颉刚直指原意为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殖民的“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虽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将“红、黄、蓝、白、黑”与“汉、满、蒙、回、藏”相配的做法仅施行十余年，“但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并大声疾呼“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结合1939年惨烈的抗战情势，反观其对“五族共和论”的否定超越在于把握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融合的大势，“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巩固的整体中华民族观对于抗战救国的胜利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四）“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明确了建设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国家目标 基于对中国历史“大一统”脉络与现代民族意涵的认知，顾颉刚认为“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制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的统一”。要摆脱民族与国家危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强大，这需要在政治统一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全体“心理的统一”。也即“抗战目标在求复兴，欲求复兴必先求吾民族之整个团结”。后来参与论辩的白寿彝更是指出了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底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 虽对顾颉刚“民族”认识持不同观点，但费孝通之所以未再发表异议，一是匆忙回国未及“推敲顾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二是认识到日本利用“民族”概念的侵华阴谋而“完全拥护”顾颉刚的政治立场。 学界整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国家的认识，国共两党更是从理论建设高度予以回应。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的民族与国内各民族的不同层次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予以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中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等而论之。在肯定“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的同时，更丰富了“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1943）中提出“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所谓国族-宗族论。该主张虽与中国历史及当时已普遍兴起的少数民族意识格格不入，但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的意图再清晰不过。 以上可知，经“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从“民族”概念入手、对“五族共和论”的批判超越为支点到巩固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当时国人的认识路径与国家建设指向渐次统一并清晰。建设凝聚整体的中华民族以支撑中华现代国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总结与发展 随着顾颉刚赴成都执教与《边疆周刊》停办，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在学界沉寂下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巩固中华民族理论构建成果的同时，形成“民族平等”的政治话语。但至1980年代，“民族问题”突然再次成为国家治理的客观问题。曾经参与1939年论辩的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中华民族为中心审视国家发展将中华民族再次拉回到国人视野。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结晶 1989年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主要观点为世人熟知。一是作为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自在”“自觉”论；二是“一体”的中华民族与“多元”的各民族的不同层次论；三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汉族核心论；四是不同层次的认同并存不悖。总括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宏大历史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艰辛历程，准确回答国家的中华民族与中华各民族的演进融合进程及相互关系，揭示了以整体的中华民族支撑国家发展的重大命题。 正这一理论的提出如费老讲到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多”，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与国家整体观来认识中华民族的格局与未来。虽然，费孝通自评“对这个格局的认识是不够成熟的”。但以80岁高龄从事中国社会研究近60年的阅历来看，这一理论显然是费老一生“微型的调查”与“宏观的总结”的结晶。林耀华将之誉为“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延续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逻辑 在“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以“中华民族”凝聚国人建设现代中国的艰辛历程中，关于中华民族以及内部结构的探索贯穿始终。“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中对中华民族及其结构的讨论，“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熔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认识，可以说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与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认识先导。同时，梁启超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大民族主义”，“以汉人为中心，且其组织者，必成于汉人之手”的认识逻辑，在李大钊、孙中山、顾颉刚、蒋介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认知历程中多有体现。 费孝通关于“汉族”为中心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其分析逻辑直接继承梁启超并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多相近之处。在论及中国引进“民族”并认识“民族”的困境时，费老认为“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顾先生其实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接触到这个困难。他既要保留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同时存在组成这共同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显然，这是费孝通先生对自己当年以西方为参照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辩论的反思。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彰显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整体中华民族，使费孝通面临着与顾颉刚同样的问题。其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显然是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成果的世纪总结与认识逻辑的发展完善。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将整体的中华民族再次拉回到国家治理框架之中 1990年5月17-19日召开的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心议题的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该理论“将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把汉族的研究与少数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由之反观之前较长时间的国家民族理论研究与民族工作实践，存在着上述两方面的脱节与不平衡。中华民族在国家整合与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不足，也呈现为日益突出的以“民族”为符号的各类社会问题与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性质与结构的长期争论。在此背景下费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民族研究新发展的良好开端”，而在国家发展进程上则是将中华民族再次拉回国人的观念意识中心，以整体的中华民族思考并认识国家的发展与民族复兴。 在国家发展的历史紧要关头，整体的中华民族被再次关注并逐渐成为思考、认识与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基点，显示了学界中华民族理论构建的自觉与中华民族之于现代中国的根源性意义。从理论认识与社会实践的过程看，费老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内部关系的系统理论总结。其价值与梁启超引入“民族”概念并提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顾颉刚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支撑民族建国的大讨论相比肩，是中华民族理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论辩的成果，成为解释并界定国家的中华民族与国内的各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为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结 语 在100多年的中华民族理论建构历程中，四次高潮发生于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均立足于中华民族之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基石价值。其先后相继、不断丰富发展，认识脉络、理论路径清晰可见。而1939年这个亡国灭种的严重历史关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承上启下成为中华民族理论发展史上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其在总结提升民国以来中华民族认识的同时，也开启了之后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的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延续“中华民族是一个”认识逻辑基础上，除了对国家的中华民族与国内的各民族的层次与结构作了系统理论剖析外，更在于以整体的中华民族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发展之路。 100多年中华民族理论探索与国家发展给世人的基本经验是，以“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既是强烈的国家意志也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在今天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对于发生在80年前“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以及30年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地回顾并非单纯的纪念，而是试图通过这种历时性的梳理厘清中华民族理论发展完善的基本逻辑与线索，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涵，唤起学界同仁一并肩负起历史使命建构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新时代相匹配的中华民族理论话语体系。 注：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