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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http://www.newdu.com 2020-05-18 《民族教育研究》(京)20 李春晖 丁瑞雪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从扎根中国开始就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紧密相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既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过程,也是成功地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建党伊始到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中,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边疆治理的实践中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灵魂,将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边疆治理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直接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青年项目“内蒙古城镇化进程中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019-GMC-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春晖(1976- ),女(蒙古族),内蒙古海拉尔人,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丁瑞雪(1982- ),男(回族),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地方治理、边疆治理,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1]其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道路,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机理。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就不断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所有关于疆域及边疆的议题都是在国家的框架下设置或展开的。离开了国家这个前提和主题,就无所谓疆域和边疆。”[2](P.17)从传统的疆域范围看,中国历史上民族与国家的边疆治理并不同步,只是到了清中后期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治理才进入了现代国家治理的范畴,并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各民族的边疆治理观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1]近代中国发生危机首端于边疆治理危机,帝国主义列强挑战封建王朝的边疆治理,迫使中华民族成为自觉实体,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成为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不断探索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整体性关系,引导广大各民族民众了解和认识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整体利益概念,以此唤醒广大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担当起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历史重任,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动少数民族跟随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即对当时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情形进行了基本判断,并提出尊重边疆民族自主权、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建国构想。[3]在中国共产党长征途经西南、西北民族地区中,通过与更多少数民族进行接触,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认识和了解。1939年12月走到延安的毛泽东写下:“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虽然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明确阐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国家,边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经试想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政权组织,在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5]但是,中国共产党发现,即使少数民族有要求民族独立的意愿,他们独立实现本民族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转向推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下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1946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治口号。”[6]这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理论和实践中,把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始终建立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基石上,创造性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依靠边疆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边疆治理。这种边疆治理策略与实践价值取向完全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建构,完全不同于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实行“和亲”或“羁縻州府”等狭隘的治理手段。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治理体系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依据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区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经验,从1947年开始先后设立了5个民族***,在推动各民族人民共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在全国更大区域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大大突破了民国时期对“满蒙回藏汉”五个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最终确定了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是彻底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步骤,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基础依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人类对边疆的认知是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中国共产党从自己与边疆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中认识到边疆是各少数民族原来生活的地方,少数民族是生活于边疆的主人,边疆与少数民族密不可分。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7]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和政府及时做出“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8],“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9]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迅速剔除传统边疆治理中的民族、区域歧视因素,确立了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帮扶政策,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治理
    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通过改革开放促进国家发展的政治蓝图。但彼时中国的边疆治理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陆地疆域上与一些邻国的疆界问题仍然存在;其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边疆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冲击和破坏;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范围内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泛滥,极端宗教势力兴起严重影响我国的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实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部分地区加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内含着通过全面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策略,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通过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战略决策。到1984年,我们党推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进入依法治理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利用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积累反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为全民族的共同富裕打下基础。这是以边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为基础,以民族法制建设为保障,大力发展经济帮扶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疆战略纵深发展时期。
    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了新意涵。除陆疆、海疆、领空疆域等概念外,高边疆、底土边疆等概念,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等软边疆概念逐步受到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视。[2](P.59-61)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攻坚阶段,边疆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性矛盾凸显,加之世界范围内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所诱发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须防范的边疆治理风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创新拓展了边疆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第一,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战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构建治理体系全局的战略,一是推进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治理统筹,进一步将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二是更加注重在边疆治理中改变以往单向性的管理方式,注重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各民族的能动性,以及推进多民族治理要素的边疆整合,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本身就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与国家发展的整体性关联,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虽然重视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相对于内地,边疆民族地区毕竟地处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外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边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到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阐释“治国、治边、稳藏”的内在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这一新的“治藏方略”,提出了“六个必须”的治藏方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边疆治理重要性认识与民族治理内生动力的进一步提升。
    第三,加快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前,边疆仍与内地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小的差距,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多发,区域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仍然较低,在国民经济资源体系中边疆民族地区仍然处在利用资源、能源密集供应型产业集群发展水平。为此,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多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明确了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攻坚地区。
    第四,将边疆民族地方置于国家开放战略的桥头堡。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分别向世界宣布中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在“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中国联通世界的“一带一路”起点,在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战略中隐含着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承接“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实践中,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日益显现。
    第五,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点。随着国家不断采取促进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措施,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也在不断加快缩小。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人口流动出现的新变化,以城市民族工作为主的地区民族之间的“互信、互助、共荣”关系,正在向“共治、共享、共融”的社会治理格局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并创造性地提出推进中华民族坚持“五个认同”的治理理念,在民族工作中要求正确处理多民族间差异性和共同性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共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三、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经验
    (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治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始终将实践作为认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从1937年毛泽东同志为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撰写的《实践论》,到邓小平同志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治理统一起来,在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基础上深化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问题规律性的认识,不断作出新的理论贡献。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治理理论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依靠少数民族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治理体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疆治理实践中,积极探索结成统一战线、依靠少数民族治理等方略,尊重和保障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权利,最终探索出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边疆治理体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改革开放实践者努力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发展,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理念指引下,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在缩小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发展差距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时代党的领导集体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边疆治理中进一步调整政策,在民族地区大力实施兴边富民、精准扶贫等战略,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都是为解决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采取的措施,从根本上说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引导边疆治理
    中国传统边疆社会的治理始终处在“中心—边缘”的话语体系下以及中原与边疆在文化、道德层面的差序格局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边疆中人的治理与人的发展作为边疆治理的核心。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边疆治理不同的意涵。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治理的核心是边疆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维护边疆安全及领土完整;改革开放时期边疆治理的核心是边疆多民族地区自治制度的恢复与建设基础的扎根和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开拓了边疆治理中民族治理与区域治理相结合的方略,将边疆置于国家生态屏障的核心地位,在倡导东部地区反哺边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在边疆长效发展中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的70年是边疆民族地区大发展的7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70年,更是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70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断指导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创新和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必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边疆治理的国家战略,并将边疆治理的方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核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02).
    [2]周平.国家的疆域与边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3-10.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21-422.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94.
    [6]徐贵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11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42.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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