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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的特色 经过二十多年的学术沉潜，王先生晚年学术研究无论是理论运用还是史实考证皆进入佳境，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呈现鲜明的学术特色。试论述如下： (一)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融于一体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王锤翰根据组织的需要和安排，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其研究方向也由“正宗”的清史研究转向满族史研究。众所周知，清史和满族史分别属于断代史和民族史，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区别明显。因此，这对当时的王先生来讲，不仅意味着研究资料的扩充，更意味着在思维方式、历史理论上要作出重大改变。面对学术上的转型，王先生并没有消极应对，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开始了对满族史的探索。经过几十年的学术实践，王锺翰逐渐认识到清史和满族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出了一条以满族史为视角来研究清史问题的治学路径，最终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融会贯通，形成了鲜明的治学特色。如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发表的《释玛法》、《释汗依阿玛》、《满族贝子称王考》、《歪乃小考》、《释阿其那与塞思黑》等多篇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此暂以《满族贝子称王考》为例，来窥探王先生如何以满族史的视角解决清史上的疑难问题。 1991年，王锺翰发表了《满族贝子称王考》一文。在该文中，王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世人每以康熙一朝圣祖玄烨诸子之封贝子者，称王称王爷为俗称、为僭越，而不知满族贝子称王由来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其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54)基于此，王先生结合日本学者今西春秋著的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和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对满文贝勒(beile)和贝子(beise)进行详细考证。王先生认为，“贝子即为贝勒复数”，“汉文均可译作贝勒或王”，亦即“贝勒和贝子均可通用，并均可称王”。(55)满族入关后，特别是在康熙晚年，胤祯以贝子爵位拜命为抚远大将军进行西征。对此，王先生根据《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和康熙颁给胤祯的敕书记载，指出“抚远大将军王”，“出之当时当事人之口，行之君臣父子之间，不能不说是名正言顺，千真万确，无可否认的贝子可以称王的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56)至于为何与清代定制不相符合，王先生指出：“满族贝子称王乃是在入关以前世代相传的旧俗早已如此，直到入关以后长期尚未之或改。”(57)不止于此，王锺翰通过满族贝子称王的考证，进一步认识到满族旧习俗对清代制度的影响，他强调，“规章典章，往往有明文规定，而执行的实际情况又每每有所不同，固属事理之常情，时势之必然”，(58)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既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然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磨掉和消除的，那末，如果一定要想一旦抛弃它或改变它，就必须要下大力量而且不是在短期间内所能奏效的。也可以这样说，这是天下一切事物的自然规律，我们必须尊重它，善于因势利导它才是”。(59)因此，通过满族史的研究，王锺翰更深入地认识到清代社会所具有的满族因素，这体现在有清一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 王锺翰在学术研究中，较早地注意到满文档案和满族史在清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其学术上的前瞻性，使王先生同时在满族史和清史两个领域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就。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将清史与满族史相互贯通无疑是王先生显著的治学特色。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通过对历史的考证，来探索历史规律，尊重历史规律，按客观规律因势利导。这些深刻的理论认识，无疑是其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切身体会。 (二)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历史考据相结合 王锺翰服膺马克思主义后，其学术研究一直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与历史考据相结合。首先，王先生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历史事实。他认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史籍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固然不能任意增添，原来如此而不符合现今时代或社会需要的地方也不能擅自删削，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传声筒，也不能随风飘，这是一个严肃、正直的学者应当有的态度，这是做学问的基本前提。”(60)一定的史实和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为考据起家的王锺翰深谙其中道理。对此，王先生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史料的整理和校勘上。在燕京大学时期，他曾为燕大图书馆代为收购清代各部署则例，手批目验不下七八百种，1991年发表的《清代各部署则例经眼录》就是其“副产品”。满文档案是王锺翰重点研磨的史料，他认为“清史研究不同于以往的一点，在于掌握有大量的满文档案资料作为研究根据，可以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探讨，经过分析和考核得出符合或接近符合当时历史真相的结论来。因为一切缺乏根据的推断是经不起历史的核对和时间的检验的”。(61)显而易见，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然而，王锺翰也注意到档案本身也有局限性，他指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任何历史文献要经过严格的鉴别、认真的考核，不能轻易地以档案资料有无来判断历史事件之真伪‘尽信档不如无档’，信哉斯言。”(62)此外，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曾先后辑录20余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参与点校《清史稿》，独自点校《清史列传》、《清鉴易知录》和校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数种。在教学上，王锺翰还开设清代史料课程，他极力推荐冯尔康先生主编的《清代史料学》一书，带领研究生们“逐字逐句地阅读、讨论、答疑解惑”，(63)引领学生走进清史研究领域，并使其掌握基本的史料知识。因此，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丰富的文献积累，扎实的史料考订是王锺翰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 王锺翰晚年的学术成就很多都体现了科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的高度统一。他始终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历史事实出发，是研究满族历史所应遵循的最根本的原则。”(64)1956年，王锺翰完成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一文，就是用百余条《明实录》和官私汉文史料，考证了明代女真人的分布区域，并用令人信服的史实证明“明代的统治力量确实到达了女真人最辽远的住地”，“广大的女真人与汉人在经济上、文化上早就有着日益密切的长远而深厚的亲密关系”。(65)其他理论色彩丰富的文章如，《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清代旗地性质初探》、《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等，都是建立在大量的满汉文文献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说服力极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性质以及民族定义等具有政治色彩问题，王锺翰既没有选择回避，亦没有陷入政治纠纷，而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历史考证，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因为王先生具有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和优良的学术品格，并注重从深层次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以至于他对“以论代史”和空谈理论等非科学的治学方式时刻保持警惕。王锺翰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立足于扎实的史料批判，从学术的立场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三)多层次、综合研究清史和满族史 综观王锺翰后期的学术历程，与民国时相比，其研究路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不仅突出宏观、整体上把握清史和满族史的阶段特征，而且历史分析的层面也比以往更为丰富。比如，1995年王锺翰在《社会科学辑刊》第一期发表的《清入关与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一文，尤其值得注意。在该文中，他对入关后满族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同方面逐一进行考察，然后从满汉民族融合的视角概括指出，“清入关后，满、汉两民族人民经过长期杂居共处，共同劳动，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两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日益接近，特别是汉文化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成为两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这就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行动上加强了对两民族的封建统治。与进关以前相比，显然不同，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已经是与汉文化的封建政治思想逐渐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清代文化是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化合物而不是复合体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而，满族的政治思想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66)再如，他在《关于〈红楼梦〉的时代历史背景》一文中，摆脱了新旧红学家只注意研究探讨书中的某人某事果为谁何的研究思路。而从《红楼梦》反映的时代背景出发，与满汉文档案记载的清代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民族矛盾相互印证。显然，这篇文章是王锺翰以小说证史的代表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以《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视角，从不同侧面考察了康雍乾时期清代社会的发展状况。对此，他总结认为：“作为满族成员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所属家族的遭遇，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在其不朽的文学巨著中做出了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反映，而不是简单的真人真事的直接反映。这是研究清史满族史工作者所应特别重视的。”(67) 除上述两文外，王锺翰还陆续发表过多篇综合性学术文章，如，《论袁崇焕与皇太极》、《国语骑射与满族发展》、《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康熙与理学》、《试析康熙的农本思想》等。总的来看，在这些文章中，他从清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族融合等多层面进行综合研究，既充分肯定清朝是继明之后的中国正统王朝，但又注意到与汉族统治下的传统王朝有别，满族统治的民族特征渗透于清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极大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68) 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虽说学习历程并非平坦，但他还是用相对较短的时间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显然，这一治学路径的转变对王先生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民国时期，王锺翰长期从事文献考据和历史考据，其研究领域基本属于清史范畴，所研磨的史料也基本上属于“清三通、会典、则例、实录之类”。(69)1952年，王锺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和安排，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开始了满族史研究。这对于一位长期从事清史考据的学者来说，不仅意味着研究史料的扩展，也意味着在指导思想、学术方法上要发生重大变化，这对王鍾翰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面对挑战，王先生没有畏怯，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研究领域，并积极、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理论，以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清史和满族史研究。无须赘述，这是王锺翰治学路径发生重大转变的开始，也是其学术思想上的升华。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治学路径的转变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新中国成立后众多新考据学者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典型代表。其他如郑天挺、唐长孺、张政烺、王仲荦等新考据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接受唯物史观，努力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治学路径既继承了精于考据的优良传统，又善于从社会经济形态出发，来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言之，如果从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考据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两大主要流派，两者各有所长，各有侧重。新考据学重视史料批判和实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对宏观历史的概括和历史规律的探索，两者皆以“科学史学”自居。新中国成立后，新考据学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两大史学流派开始逐渐合流，这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众多新考据学者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树立了求真务实的典范。同时，新考据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亦使历史考据学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综上所述，本文对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用意在于进一步认识这一批由民国走来的老一辈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程，并深入了解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学思想和治学经验。这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并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