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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库总目》史部提要，贯穿着四库馆臣鲜明的求真征实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献考证、史书评价以及拒斥稗官小说入史等方面。四库馆臣认为，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爱奇心理等，是导致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为了考证历史真相，四库馆臣主张对史料博采善择、提倡运用金石史料，尤其重视亲历目击及实地考察的史料，并强调阙疑传信的治史态度。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与史学自身的特点、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时代学术风气以及乾隆皇帝的学术观念有关。 关键词：《四库总目》 史部提要 求真征实 作者简介：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但大多包含在《四库总目》考据学的论述范围内，或分散在《四库总目》史学批评的讨论中。就考据学探讨而言，又大多关注《四库总目》的考据方法；就史学批评的讨论来说，又往往集中于义例问题。从史学思想的角度，专门探讨其求真征实理念，尚有不小的学术空间，如史部提要对历史失真原因的追寻，对稗官小说能否入史问题的思考，对金石史料和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史料的高度重视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求教于方家。 一 求真征实理念的主要表现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说道：“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此明确提出《四库总目》的学术宗旨：“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对于不能明体达用之学，皆“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又说：“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还说：“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对考证和实事的重视及推扬。也因此，四库馆臣对于讲求义理的宋学很是瞧不起：“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考证是求真征实理念最突出的标志，也是求真征实理念的实践展现。求真征实理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史部提要中的文献考证来看 陈晓华说：“在考证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史实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大量考证人物、书名、古代典章制度、史实异同、史源、学术源流的成果，其考证成果和考证方法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这段话非常精当地点明了《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历史考证特色及其考证的典范意义。 在众多的文献考证中，对于《竹书纪年》的考证，特别精彩，既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又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精湛的考证技艺。此篇考证，步步为营，丝丝入扣：“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意即据沈约注、《隋志》、顾炎武引等资料看，《竹书纪年》一书当没有任何问题，但经过四库馆臣条分缕析的考辨，最后的结论却恰恰是一部伪书。此处仅将其每条考辨的结论罗列于下：“则非晋史之旧也”、“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则非郭璞所见本也”、“则非隋时所见本也”、“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则非刘知幾所见本也”、“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则非王存所见本也”、“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其伪则终不可掩也。”四库馆臣采取了按照时代顺序，考察历代学者引用《竹书纪年》的情况，条条与传世今本相对照，勘察其中的异同，并最终得出其伪不可掩盖的凿实结论。在整个的考证过程中，四库馆臣不迷信权威，采用考镜源流、比较研究、归纳演绎等方法，剥笋抽茧一般，将考证步步推进，直至水到渠成地坐实了结论。 综观《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每篇解题，都有求真征实的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篇篇皆考。其考证范围广泛，涉及到作者、书名、版本、流传、史实、取材、体例、观念等诸多内容。其中，十之七八的提要都有与“考证”相关的字眼或语句。如“考证”、“考据”、“考订”、“考稽”、“辨伪”等用词；如“以资考证”、“以资考核”、“可资考证”、“有资考证”、“有资考据”、“为考证者所取资”、“考证家之所必稽”、“考古者所必稽”、“备考证焉”、“考证尤详”、“足以备考核”、“足以考证异同”、“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亦考证之所必资”、“亦足以为考证”、“足见考证之难”、“旁资参证”、“考镜之资”、“俱有依据”、“多可依据”、“率有依据”、“俾考古者有征焉”、“有俾于考证”、“辨别真伪”、“亦不足以为考证”、“无从核定”、“无大发明考证”、“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等等语句，从这些用词用语就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于历史真实的追寻是高度重视的。虽然有的连篇累牍，有的点到为止，或精当，或粗糙；或存疑，或击断，但都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精神。 其二，从史部提要对史书的评价来看 四库馆臣将是否求真征实、是否注重考证作为评价一部史书的基本标准，与名教评价相比，份量更重；与体例评价相比，份量相当。作为继唐代刘知幾《史通》之后的又一史学批评杰作，《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对每一部史书均进行了评价，涉及到史学批评的众多方面，而其中往往而有的，是这部书的真实程度如何，是否进行了或是否有资于考证。如对于既编纂《资治通鉴》又撰著《通鉴考异》的司马光极为推崇，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注重史实考证，特别是他写了《通鉴考异》：“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对宋代王益之的《西汉年纪》的称赞又胜过了司马光，评此书为“精审”：“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馀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徵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即其考证水平远远超过了《通鉴考异》等书。对这些史书推许称赞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重视考证并善于考证。 相反，对于欧阳修的《新唐书》，四库馆臣因其疏于考证而进行了指斥：“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对《新五代史》亦评曰：“而事实则不甚经意”，“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当然，四库馆臣对于考证与名教这两个评史的标准都非常注重，因此，并没有完全否定欧阳修的史书：“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肯定了《新五代史》的教化意义，指斥了该书的不重史实，疏于考证。可见，作为统治阶级的四库馆臣，最终无法突破封建史学的教化功用观念。 政书类史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史，尤其不能失实，因为它们最关涉政治统治。对于这类史书，应该做到“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这是对此类史书的要求，也是典型的求真征实观念的正面表达。持此标准，四库馆臣给予杜佑的《通典》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实学”著作：“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而王应麟的《汉制考》也是符合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标准的一部典制史：“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徵者，其分量相去远矣。”空谈而无实证的学术在此受到了批评。 其三，从拒斥稗官小说入史来看 稗官小说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列有“小说家类”。四库馆臣认为，小说与史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著述。对于今天我们认为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库全书总目》均未予以著录，只是偶尔提及。但又因其不实而往往遭到贬斥，如谓《三国演义》为“不经之书”：“至于《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 在史部书中，与小说最为接近的是杂史，在杂史类序言中，四库馆臣对杂史与小说作了一个基本的区分，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史书与小说的界限：“《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杂史必须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参稽；而杂家小说类的东西，是神怪的东西，里巷琐言，稗官所述，仅供人们诙谐调笑而已。在小说家类序中，四库馆臣对小说进行了更明确的界定：“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小说的“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甚至“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的特点。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凡言“小说”处，常常与荒诞不可信相连，又多有附会、不足据的评判。故而以之入史者往往遭到批评，如对清代陆次云《八紘荒史》的评价：“次云既撰《八纮译史》，记其曾通中国者。因复摭小说稗官所载荒渺之说，为此书。皆无稽之谈也。”而对于内容虚假伪谬者，从书籍分类的理念上，四库馆臣往往也将它们放入小说家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 因为不可征信，故稗官小说的材料不宜入史。四库馆臣对唐代所修《晋书》多有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晋书》常将《世说新语》等稗官小说纳入史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又如对明代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的评价：“至于引用说部以补正史之阙者，又不辨虚实，徒求新异。如载吴曦之诛云：‘初曦未叛时，尝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由是决’云云。其事虽见岳珂《桯史》。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虽多亦奚以为，此之谓矣。”对于这些小说家的无稽之谈，怎能放入史书？ 除稗官小说外，四库馆臣还认为，神怪、五行、谶纬、佛道，均不符合历史真实，应拒斥于史学之外。即使是歌颂忠臣，也不应该采纳传奇演义之类的形式，如评明代徐缙芳《精忠类编》：“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次《异感类》，纪诸灵应……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凡史书都应求真征实，不论是歌颂还是贬斥，均应首先以历史真实为前提。 综上所述，从史部文献的考证、对史书的评价，以及拒斥虚假荒诞的稗官小说入史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充斥着浓重的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